【明清史论文丛】2002年明史研究综述

【明清史论文丛】2002年明史研究综述
【明清史论文丛】2002年明史研究综述

【数据库】人大全文2003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2050

【摘要】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动态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305

【原刊页号】2~10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304

【标题】2002年明史研究综述

【作者】张金奎

【作者简介】张金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北京100732

【正文】

2002年的明史研究,在既有的学术积累中平稳向前发展。现就个人目之所及,将本年度明史研究的进展状况概要介绍,以备参考。

一、学术著作

本年度相关著作较多,个人所了解到的主要有陈平原、王德威、商伟合著《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湖北教育出版社),田澍著《喜靖革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肖立军著《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李建军著《明代云南沐氏家族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王双怀著《明代华南农业地理研究》(中华书局),陈庆江著《明代云南政区治所研究》(民族出版社),吴怀祺主编、向燕南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明代卷》(黄山书社),蒋兆成著《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张海英著《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冯贤亮著《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王尔敏著《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岳麓书社),黄鉴晖著《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等等。在古籍整理方面,北京古籍出版社9 月出版的《明代野史丛书》收录了《东南纪事》等72种野史资料。

二、政治史

制度与政策。肖立军《明初从行省到三司制改革的真相与实质》(《历史教学》2期)对洪武九年废行省设三司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指出行省改革的实质是地方军政分开及按察司省级官署化的总结和制度化。对于永乐“废塞王守边”的说法,他在《明成祖的亲王守边政策》(《南开学报》1期)中指出永乐十一年以前汉王、赵王形同明初塞王,只是职责改为“操备”、“居守”。塞王内徙只是明成祖顺水推舟,并非强制。陈宝良《明代幕官制度初探》(《中州学刊》1 期)分析了中央、地方及军事系统幕官的配置以及特点、效用、后果。赵广华《明朝信息报传制度探略》(《郑州大学学报》2期)对明朝信息报传的机构、职能、政府的基本要求以及其局限性进行了探讨。孔潮丽《明代官员的休假制度》(《文史知识》8期)探讨了官员休假的种类、请假手续、违规处罚等问题。柏桦《明代州县官吏设置与州县政治体制》(《史学集刊》3期)介绍了明代基层官员的设置情形,并将其分为六个等级分别进行研究。向燕南《史学与明初政治》(《浙江学刊》2 期)探讨了朱元璋从史书中寻找建立新制度的理论依据和灵感,利用编纂史书笼络两浙文人、训教臣民、宣扬天命等问题,指出史学在明初已沦为政治婢女。他的另一篇作品《明至清前期海外关系的变化与史学》(《史学月刊》10期)介绍了明清中外关系在史学中的反映。

重大事件。张宪博《再论“移宫”》(《中国史研究》3 期)就东林党在天启初年逼迫李选侍搬离乾清宫一事中所犯的决策性失误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田澍《嘉靖革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西北师范大学学报》5期)对“嘉靖革新”这一概念的内涵、主要成就及其在嘉隆万改革中的核心作用进行了阐述。

军事与法律。周致元《明代京操制度》(《历史档案》2 期)探讨了外卫赴京班操制度的形成过程、职能以及明朝政府加强行政管理、加大惩治逃亡力度等强化措施。梁志胜《明代卫所武官的借职制度》(《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 期)对武官世袭过程中出现的“借袭”现象的成因、借职者的身份及还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了分析。张士尊《明代辽东都司军政管理体制及其变迁》(《东北

师范大学学报》5 期)对辽东都司从明初兼有镇戍和行政双重职能到宣德以后权力逐渐被监察官员侵夺的发展过程进行了阐述。贺圣达《嘉靖末年至万历年间的中缅战争及其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 期)对嘉靖末年至万历三十四年明朝与缅甸政府之间历时半个世纪的战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就这一战争对两国当时政府及对缅甸国的影响作了阐释。胡凡《论明代蒙古族进入河套与明代北部边防》(《西南师范大学学报》3 期)指出,蒙古族从宣德时期就已经进入河套地区,而洪武、永乐时期北部国防上的处置失误是河套问题日渐凸显的重要原因。吴艳红《明代武职“立功”考论——兼论赎例在明代武职中的运用》(《史学集刊》4 期)对立功赎罪从临时性惩戒办法到进入司法体系成为定例的变化过程做了分析。陈戍国《〈大明律〉与明代礼制以及相关问题》(《湖南大学学报》3期)指出《大明律》的制定体现了以礼制法、以礼入法、以法护礼、以法行礼的原则。洪佳期《试论明代海外贸易立法活动及其特点》(《法商研究》5 期)就明朝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海禁律法和朝贡律法方面的立法活动进行了分析,指出相关立法存在内容单一、零散、创新少、稳定性差和不成体系的特点。柏桦《明清州县的监狱》(《中国史研究》4期)研讨了明清州县的三级牢狱体系,管理人员、方法及其施行中的弊病。

南明。徐晓望先后发表《论隆武帝的战略问题》(《中国史研究》2期)、《论隆武帝与郑芝龙》(《福建论坛》3期)、《论隆武帝与郑氏家族的权力之争》(《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期)三篇文章,指出隆武帝与郑氏家族的关系是隆武政权研究的核心,隆武帝并非郑氏操纵下的傀儡。他先是在郑氏与文臣之间进行挑拨,削弱郑氏影响,进而虚张声势,抛出五路出兵的计划,大量调遣郑氏家族成员进军闽北和江西,试图西进湖南与何腾蛟合兵,本人则前往闽北,命郑芝龙留守,乘机控制了人权和财权。大权在握后始公开与郑芝龙决裂。南炳文《南明首次乞师日本将领之姓名考》(《史学月刊》1 期)对首次倡行乞师日本者的姓名这一悬案进行了研究,指出其姓名初为周芝,后改为崔芝、周崔芝。

其他。南炳文《略论三百年明史的经验教训》(《南开学报》2 期)指出顺应时代发展规律,好的规章制度必须与优秀的执行人同时具备,扶植新生事物及时改革,澄清吏治,加强民族团结,学习外来优秀文化是我们应从明代历史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三、经济史

财经制度。范金民《明代嘉靖年间江南的门摊税问题——关于一条材料的标点理解》(《中国经济史研究》1 期)通过对嘉靖年间江南门摊税归并代征的改革措施的论述,对杨正泰校注《天下水陆路程》一书中的标点错误提出了修改意见。林枫《万历矿监税使原因再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认为万历以前商业税收存在的数额低、征税重点集中等缺陷为矿监税使开了方便之门,矿税大兴对旧制有所匡正,但由于内臣的特殊身分,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日〕田口宏二朗《畿辅矿税初探》(同上)指出矿税实际上是前代杂税的延续,本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由于帝室、户部、州县的界限不清,使宦官的征敛遭到地方官员的反对,最终使矿税沦为向州县包派,并成为党争的焦点。卜永坚《商业里甲制——探讨1617年两淮盐政之“纲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指出与农民的束缚减轻相反,白银的输入反而使政府对商人的控制强化,万历四十五年形成的纲法组织和定期编审户口、制订徭役的里甲制并无分别,纲法是里甲制在商业上的实践。张海瀛《明代山西的民佃屯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认为屯田分散、遥远,屯军逃亡是山西军屯转为民佃的原因,这是军屯的补充形式。由于起科点较低,屯田逐渐转为私有。周致元《明代对凤阳府的灾蠲和灾折》(《中国农史》2期)探讨了明代救灾的程序、频率、对象,蠲免的内容、数额,漕粮改折的办法及其由皇帝个人决定,以保障国税为核心的救灾措施的局限性。史五一《试论明后期财政危机的根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5 期)指出明朝政府在由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体制的转变过程中未能及时改革旧制是财税流失的重要原因。

经济发展。林金树《略论明中叶以后政治腐败与经济繁荣同时并存的奇特现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 期)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考察了专制政治与社会经济结构变革的关系,认为在世界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政治腐败与经济发展并存是社会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类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4期)从历史沿革、地理环境、人口规模、经济功能四个角度划分了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类型。徐晓望《论明末清初漳州区域市场的发展》(同前)探讨了漳州地区由明初的单纯农业区到晚明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小商品经济的经济结构的转化过程。冷东《明代潮州海盗论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分析了海盗与海禁政策的关系,认为潮州海盗的出现昭示了最高统治者以牺牲地方利益为代价,强化中央集权的大趋势。张士尊《明

代辽东东部山区海岛开发考略》(《辽宁大学学报》4期)认为建州女真的压力、流亡军民的涌入是明朝政府由明初人为制造无人区作为中、朝之间缓冲隔离带到主动进行地方政权建设,促进本地开发的政策转变的原因。尹玲玲《明代杭嘉湖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农史》2期)、《明清江南的河泊所与鱼课杂税——以宁镇及扬州地区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鱼苗生产与贩运》(《史学月刊》10期)三篇文章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渔业经济状况作了细致阐述,指出明前期渔户数量众多,税额较大,从业人员以淡水捕捞为主。后期由于河泊所大量裁撤而渔税不减,致使渔业管理日渐混乱。刘秋根《关于明代高利贷资本利率的几个问题》(《河北学刊》5 期)分析了高利贷利率的地区性差异和总体上逐渐下调的发展趋势。吕美泉《明代茶市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期)对茶市的特点、规模、交易比价、管理机构及不向蒙古输茶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探索。

商业。韦庆远《嘉靖时期商业的兴衰》(《史学集刊》1 期)着重探讨了嘉靖群臣在商业政策和各方面措置上的倒行逆施对商业的破坏,指出工商业兴衰与政治环境密不可分。王兴亚《明代抑商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郑州大学学报》1期)分析了抑商政策的种种表现,认为这些政策限制了商业的发展、延缓了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致使中国丧失了历史机遇。许敏《论晚明商人侨寓、定居化趋向与社会变迁》(《江海学刊》1 期)探讨了明中叶以后商人由行踪不定到定居经营的变化过程及其对晚明社会的冲击与影响。〔韩〕曹永宪《明代徽州盐商的移居与商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 期)探讨了徽商移居的原因,指出商籍最初是晋商、陕商对抗徽商的武器。陈榕三《明代海商集团与漳州月港兴衰》(《现代台湾研究》2 期)指出月港随经济发展而成为通商口岸,后因郑芝龙把重点转移到台湾及战乱、泥沙堆积而荒废。张晶晶、王秦伟《论明代的商业文化及其作用》(《中州学刊》2 期)探讨了明代的商品意识、商业宣传、品牌、商业语言等商业文化现象。

人口、生态与城市建设。李广廉《对明代户口的一些看法》(《故宫博物院刊》1期)认为洪武时人口普查方法与现代接近,数据较为可信,永乐以后基本是失实数据。高艳林《明代天津人口与城市性质的变化》(《南开学报》1 期)认为三次军事移民和民户自发迁入使天津在明中期以后由军事城市向经济城市转变。荣宁《明代西宁卫人口试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期)对史志中的军、民人口数据作了考校。李金明《明代后期的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4期)探讨了隆庆以后福建漳州月港等地解除海禁后中国商人在中菲、中日贸易中的作用及由此引发的海外移民浪潮。冯贤亮《城市重建及其防护体系的构成——十六世纪倭乱在江南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 期)指出由于嘉靖年间倭乱严重,江南地区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建城活动,由此奠定了江南城市社会发展的基础。杨国庆《明南京城墙筑城人员构成及用工量初探》(《东南文化》1 期)考证出南京建城主要依靠军士和人夫,工匠不足20万,用工量在700万以上。蔡苏龙、牛秋实《流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明代农业生产的衰变》(《中国农史》1期)研讨了流民迁徙所造成的地区小气候恶化。指出基于人地关系紧张所导致的流民增加使环境受到破坏,陷入恶性循环,致使任何改革都力不从心。

四、社会史、思想文化史

社会管理。汪毅夫《试论明清时期的闽台乡约》(《中国史研究》1期)指出乡约最早出现在永乐年间,是地方政权与乡绅势力联合重建社会秩序的表现。周绍泉《退契与元明的乡村裁判》(《中国史研究》2期)指出民间经济纠纷经常通过由乡村具有“职役”功能的人,如元代的社长,明代的里长、老人运用“天理、国法、人情”来解决。黄志繁《乡约与保甲:以明代赣南为中心的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认为王守仁在乡约和保甲之间更为重视保甲,但由于无法掌握基层的真实人口而流于形式,乡约加保甲的治理模式一直在赣南沿用,影响深刻。夏维中、崔秀红《明代乡村地域单位的主要类型及其作用考述》(《江苏社会科学》5期)对明代乡级以下都、保、区等管理单位的类型、存在区域、历史渊源等问题做了分析,指出“都”是解决明初里甲制中存在的人户标准与自然村落之间矛盾的关键之一。赵玉田《明代北方灾荒的社会控制》(《东北师范大学学报》5 期)指出重南轻北的经济发展战略、盲目开发及控制失措等是北方灾害频仍的症结。孔潮丽《1588-1589年瘟疫流行与徽州社会》(《安徽史学》4期)阐述了万历时期徽州瘟疫流行的条件、社会影响及社会自我恢复能力。

社会群休与社会风气。程念祺《明朝江南士大夫的俗趣》(《史林》3期)介绍了江南士大夫群体夸富、爱财、关心社会现象以及低级的性趣味,认为在经济发展和王学冲击下,放开俗趣是对人

性自觉的浪漫主义理解。蓝东兴《晚明士大夫的政治退避与个性张扬》(《贵州社会科学》5期)分析了重新体认事功和享受、重新思考社会责任和自我关怀等晚明士大夫政治退避的原因及其对丰富思想文化的贡献。刘晓东《科举危机与晚明士人社会的分化》(《山东大学学报》2 期)分析了明代科举录取数额少和士人数量庞大的矛盾,指出由于出路沉滞,大批士人弃儒经商或以卖文为生。陈宝良《明代生员层的经济特权及其贫困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对生员的诸如学粮、佃学田等经济特权进行了考察,勾勒了晚明生员层的相对贫困,指出生员虽然是绅士阶层的成员,但与上层有冲突。其《明代生员层的仕进之途》(《安徽史学》4期)介绍了中举、出贡等四种出路及生员被迫走岔路的原因。张建民《明代两湖地区的宗藩与地方社会》(《江汉论坛》10期)分析了宗藩的分布、变化及其与地方统治秩序的关系。张明富《“贾而好儒”并非徽商特色——以明清江浙、山西、广东商人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4 期)一文认为“贾而好儒”是明清商人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否定了“贾而好儒”是徽商一家特色的传统观点。程恭让《明代太监与佛教关系考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3、4期)从佛教社会史的角度探讨了内廷太监群体佛教信仰形成的原因及北京地区太监参与的具体佛事活动。何孝荣《明代南京佛寺修建考》(《南开学报》5 期)分三个阶段介绍了南京佛寺建设的进程。赵克生《明代私阉之禁》(《安徽大学学报》1期)认为宦官权力扩大、选取制度不严及有法不依是私阉弛禁的原因,私阉在客观上补充了宦官官僚化趋势下内臣选取制度的空白。徐林《明吏为政心态与吏治腐败》(《东北师范大学学报》3 期)指出明代吏员存在地位低下而职能却很宽的矛盾现象,吏员介于官员与民众之间,受两方面的挤压,因而产生畏官、媚官、胁官等不良心理。牛建强《明代奴仆与社会》(《史学月刊》4期)阐释了由明初限制置仆到明中期大批流民奴化,豢养奴仆世庶化、普遍化的变化过程,并对晚明奴仆地位的变化进行了分析。苏新留《明代流民成因新探——以明代河南为中心》(《中州学刊》3 期)和郑传斌、苏新留《明代河南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史学月刊》6期)通过对河南流民的分析,指出流民滋生的原因在于政府救荒政策的周期性失误及逃户政策的失当。李靖莉《黄河三角洲明初移民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期)对山西洪洞移民由鲁西自发迁入鲁东地区、部分山西移民和其他迁入河北的移民经枣强中转进入鲁东地区的历史现象进行了考证。高寿仙《关于中国人的“流氓性”以及明代流氓阶层膨胀的社会原因的几点看法——与王毅先生商榷》(《社会学研究》1 期)和王毅《再论明代流氓文化与专制政体的关系——兼答高寿仙先生》(《社会学研究》2期)两篇文章就中国人是否具有“流氓性”展开论争,前文对王毅在2000年发表的《明代流氓文化的恶性膨胀与专制政体的关系及其对国民心理的影响——通过明代后期世态小说的内容对社会史的考察》(《社会学研究》2、5期)中的问题提出批评意见,认为明代流氓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副产品和政府社会控制能力未相应提高的结果,王文有将“流氓”概念泛化的失误。王毅则坚持认为流氓文化在明代专制政治中很突出,专制主义造就了国民卑劣的流氓性格,并对明后期经济发展“走出中世纪的曙光”的说法提出批评。陶卫宁《明末清初吸烟之风及烟草在国内的传播方式与途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 期)指出闽广军队外调是吸烟风气从东南地区向内地传播的重要原因;烟草种植始自福建,沿江、淮向西、北推广。

学术思想。黄卓越《泰州学派平民主义思想之演进》(《中国文化研究》秋之卷)阐析了该思想的概念、结构、社会反思性要素以及演进过程中的思想变异。向燕南《〈大学衍义补〉的撰述特点和思想分析》(《北京社会科学》2期)分析了邱浚以人为核心、追求个人财产合理、重视纲常教化、防微杜渐的基本思想。解光宇《徽人关于“朱、陆异同”的对立及其影响》(《安徽史学》2 期)探讨了安徽学者对宋明学术史上的大问题——朱陆异同——的观点分歧,指出他们的目的都是捍卫朱子学的正统地位。其《程敏政“和、会朱陆”思想及其影响》(《孔子研究》2期)指出程敏政提出的朱陆“早异晚同”学说直接影响了王阳明及其后学,在和会朱陆的历程中起到承前启后、引导学术走向的作用。王国良《王阳明良知学说与自由解放精神》(《孔子研究》5期)认为良知学说接通了理学和心学,完成了对理学的革命性变革。邹元江《汤显祖以情抗“理”是宋明理学之“理”吗?》(《中州学刊》2期)指出汤显祖的“理”指的是真心一元论。

胡发贵《江右大儒、宋学中坚——试论罗钦顺的学术思想》(《南昌大学学报》2期)、丁为祥《罗钦顺的理气、心性与儒佛之辨》(《中国哲学史》3期)、李承贵《颜钧的平实之学》(《中国哲学史》1期)、彭国翔《明儒王龙溪的一念工夫论》(《孔于研究》4期)、任文利《何心隐的思想及其定位》(《中国哲学史》3期)分别对罗钦顺、颜钧、王龙溪、何心隐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研究。刘学智《冯从吾与关学学风》(《中国哲学史》3期)分析了冯从吾敦本尚实、崇正辟邪、勇

于造道、学贵自得的学风和把学风转变与乡风、土风转变相结合,崇真尚简、力变风气的重要特征。文廷海《论明代蜀学家任翰的学术教育思想》(《中国文化论坛》2期)对明中期蜀学代表任翰的学术、教育思想进行了初步探讨。陈锐《王阳明的哲学对传统教育的影响》(《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期)对反智识主义的王学在教育改良上的成果进行了分析。罗福惠《两舍则两从,两守则两病——耿定向与李贽“论道相左”新解》(《江汉论坛》10期)对旧说提出否定,认为两人是彼此有分歧和争论的朋友。左东岭《论台阁体与仁、宣士风之关系》(《湖南社会科学》2 期)认为士大夫因君臣关系融洽而造就的舒适生存环境及安适的性情心态是台阁体文风的产生原因。赵刚、郑婷、邱忠善《试析明儒李材的〈大学〉改本——兼与朱子〈大学章句〉比较》(《复旦大学学报》2期)分析了李材与朱子“三纲八目”典型结构不同,以“止修”学说为基础,以“知止”、“修身”为中心的全新的《大学》义理模式。

宗教。彭国翔《王畿的良知信仰论与晚明儒学的宗教化》(《中国哲学史》3期)以王畿为中晚明阳明学宗教化的个案,从比较宗教学的角度分析了儒学宗教化的基本特征和不同取向。陈宝良《明代儒佛道的合流及其世俗化》(《浙江学刊》2 期)指出三教合流以儒家学者为中心,明初维护了明王朝的统治,中期以后开始冲击理学的正统地位,并造成了佛、道教的世俗化和儒学通俗化。程志强《明太祖的三教思想、政策及其影响》(《史林》1期)指出明以前的三教合一思潮、元朝的宗教政策失误以及朱元璋的个人经历、专制思想是其制定独尊儒术,以佛、道理论补儒,三教统一于儒政策的原因,这一政策造成了以后王学、考据学兴起等思想反动和民间宗教的发展。刘晓东《“三教合一”思潮与“三一教”——晚明士人学术社团宗教化转向的社会考察》(《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 期)指出三一教的产生是在社会变迁和心学的合力作用下晚明士人于自身生存状态影响下的一种异化式的解脱方式。周致元《明代君臣祷雨的宗教阐释》(《安徽大学学报》1 期)指出祷雨主要通过修省积德,顺应天意来进行,具有昭示群权神授、宣扬尊卑有别、制约君主、抑制腐败等政治内涵。

夏庆瑕《心学的展开和晚明佛教的复兴》(《宗教学研究》1 期)探讨了心学与佛教的互动关系,指出晚明心学的勃兴打破了理学的一统局面,为佛教复兴提供了学术多元化的环境,刺激了佛教界对自身理论的反思与探索,推动佛学复兴并重新进入主流文化。黄海涛《试论明代地主阶级居士佛学兴盛的原因及其社会流派》(《云南师范大学学报》4期)对居士佛学做了初步探讨。何松《明代佛教诸宗归净思潮》(《宗教学研究》1期)研讨了明代净土信仰成为各宗共行之道的现象,指出当时已形成一股台净融通、禅净双修、教律净合一的思潮。赵毅、李为香《明代道教的现世伦理特征》(《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 期)分析了道教著作中的现世伦理内容,斋醮仪范的现世伦理性以及劝善书、功过格的现世伦理教化功能,指出其与儒家伦理相比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和达变性。丁常云《集领袖与学者于一身的大师张宇初》(《世界宗教研究》1期)介绍了张宇初的生平、思想、著作及整顿道教和道术修炼等活动。葛壮《明代社会中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同上)认为明代对伊斯兰教采取既限制、打击,又尊崇利用的政策;回族在明朝最终形成,回民有日趋汉化的趋势,但伊斯兰教的文化内核又为其提供了抵制同化的文化保障。张先清《试论艾儒略对福建民间信仰的态度及其影响》(同上)认为耶稣会士艾儒略在福建民间信仰勃兴,明显与天主教教义冲突的情况下,有限度展开的“辟邪”宣传,客观上迎合了晚明正统知识界崇正黜邪,打击民间通俗文化的要求。计翔翔《明末奉教官员李之藻对“景教碑”的研究》(《浙江学刊》1 期)考察了以往为人忽视的李之藻对天启年间在陕西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研究。林中泽《晚明妇女的闭居与耶稣会士的反应》(《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 期)分析了耶稣会士面对因极端性别歧视而形成的妇女闭门不出现象的矛盾心情,以及为便于传教而采取的吸收妇女间接入教、免去洗礼仪式等变通措施。陈实《明清时期基督教文化传播的先驱——王泮》(《江西社会科学》5期)介绍了明末肇庆知府王泮帮助传教士的举措。

民间信仰。陈春声《明末东南沿海社会重建与乡绅之角色》(《中山大学学报》4期)考察了明后期潮州乡绅林大春与双忠信仰的关系,指出外来神明要在某一地区传播,常常要通过灵验故事和占卜仪式等来建立与地方社会的利益关系,同时这也可能是培养民众对王朝和国家认同感的机会。李登峰、马五海《浅谈明代行人的妈祖信仰》(《洛阳师范学院学报》3期)介绍了行人妈祖信仰的成因及其具体表现。〔韩〕李和承《明代传统商人与职业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 期)认为行业神和乡土神是商人在新环境下感到不安后把社会伦理与文化嫁接到商业活动中,用以填充未保护空间的产物。赵献海《明代毁“淫祠”现象浅析》(《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期)指出由地方官积极倡议并实施的毁“淫祠”活动目的是遏制私建、私祭之风,解决淫祠存在与兴盛引起的各种问题,

是统治者改革潮流的一个支流。

其他。郭孟良《试论明代宗藩的图书事业》(《郑州大学学报》4期)介绍了宗藩在藏书、刻书、著述方面的重要地位。曹之《明代藩王室名考》(《图书情报论坛》1期)考证了藩王在藏、刻、著书时使用的室名。黄燕生《〈永乐大典〉征引方志考述》(《中国历史文物》3期)介绍了现存《永乐大典》残本保存的780种、5400余条方志资料的价值、保存状况。张羽琼《论明代贵州书院的发展》(《贵州社会科学》5期)探讨了弘治时开始兴起的书院在推动贵州教育事业方面的作用。李朝晖、文平《论明代学田》(《贵州文史学刊》4期)对学田的种类、数量、经营管理等问题做了分析。陈辽《朝鲜〈吏文〉与明史研究》(《文献》2期)介绍了朝鲜藏《吏文·吏文辑览》在明史研究方面的价值。

五、民族与中外关系史

民族史。栾凡《明朝的羁縻政策与文化边缘地区的文化嬗变——透视明代女真文化》(《社会科学战线》3 期)指出羁縻政策导致女真各部争雄,打破血缘影响,促进民族统一;羁縻政策带有情缘特征,促使女真人产生向心情结并逐渐形成以农耕、渔猎文化为基础的兼容性地缘文化。奇文瑛《论明朝内迁女真安置政策——以安乐、自在州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期)考察了两州设置的背景、时间、形成过程、特点等问题,指出明朝政府奉行有别于蒙古的优养政策起到了稳定东北,集中力量对付蒙古的作用。王臻《明代女真族与朝鲜的边贸考述》(《延边大学学报》1期)探讨了镜城、庆源等地的互市贸易对女真崛起的作用。刘祥学《明嘉靖间的政局变动对民族政策的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1期)分析了嘉靖年间“大礼议”纷争、首辅之争等政局变化对民族政策的消极影响。

乌云高娃、刘迎胜《明四夷馆“鞑靼馆”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4期)对勒靼馆的设置年代、地理位置、蒙古语教学、文书翻译、译语编撰等问题作了初步探讨。李艳洁《明朝中后期泰宁卫与朵颜卫关系之探讨》(《内蒙古大学学报》2期)探讨了泰宁卫由盛转衰,受朵颜卫控制的问题。达力扎布《〈万历武功录〉有关卜赤汗记事浅析》(《内蒙古社会科学》4 期)对《万历武功录·俺答汗传》作了史料学鉴别,认为它有很多讹误。曾文芳《明代哈剌灰人的来源、组成和名称诸问题》(《西域研究》2 期)指出哈剌灰人是明代中后期生活于哈密及甘肃安西一代的部族集团,由西迁鞑靼的一支,吸收众多瓦剌部落形成,清初融入其他民族。薄音湖《明代蒙古的黄毛与红帽兀良哈》(《民族研究》5期)对漠北兀良哈的分布及黄毛、红帽兀良哈在体质人类学和文化方面的特点提出了新的看法。钱伯泉《明朝撒里畏兀儿诸卫的设置及其迁徙》(《西域研究》1 期)指出撒里畏兀儿源于东迁的龟兹回鹘、于阗人,后来迁徙至河西走廊西南,形成裕固族。朱圣钟《明清鄂西南土家族地区民族的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 期)探讨了在自然、人文双重原因作用下土家族从明代的土、汉泾渭分明到清代大杂居小聚居分布格局的变化过程。

中外关系。杨@①《现实地和科学地探讨“郑和宝船”》(《海交史研究》2期)指出郑和航海所用船只是普通远航帆船,并非长44 丈宽18丈。林贻典《关于美洲由郑和船队发现的见解》(同上)认为首先到达美洲大陆的是郑和船队中的杨敏一支。万明《明代嘉靖年间的宁波港》(同上)一文探讨了宁波港在嘉靖时期由单纯的中日朝贡贸易港口向私人海上贸易第一大港的转变过程及其深远意义。米庆余《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归属考——从明代陈侃〈使琉球录〉谈起》(《历史研究》3期)通过对陈侃《使琉球录》中对中国和琉球疆界的详细记载的考察以及后世的确认论证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事实。吴元丰《南明时期中琉关系探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指出南明八个政权中只有弘光、隆武、鲁王与琉球有过交往,在1644-1649年间,双方保持着封贡关系。张文德本年度先后发表《论明太祖时期对帖木儿王朝的外交政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期)、《明成祖至孝宗时对帖木儿王朝的外交政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4期)、《中亚帖木儿王朝的来华使臣》(《西域研究》2期)三篇文章,考察了明朝中前期两国关系从最初的友好往来到洪武三十年后的关系紧张,成祖时恢复和平交往,景泰以后两国都走下坡路关系日渐淡化的发展历程。钟小武《明朝对安南莫氏的政策(1536-1542)》(《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期)探讨了嘉靖年间明朝政府从扶黎讨莫到承认莫氏政权的政策变化过程。时晓红《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文史哲》4 期)指出利用勘合贸易促使日本政府打击倭寇是明朝政府的政策动机,而日本政府对倭寇的打击效果是永乐至嘉靖年间勘合贸易时断时续的根本原因。

六、人物研究

陈梧桐《再论朱元璋的功绩与历史地位》(《河南大学学报》4 期)对朱元璋做了很高的评价,

认为其历史功绩超过历次农民战争后新王朝的开国之君,较秦皇汉武等也不相上下。林延清《宣宗孙皇后与明朝中叶政治》(《江南大学学报》1 期)批驳了史籍中对孙皇后的褒奖之辞,分析了她在扰乱宣宗后宫、阻碍朱祁钰登基以及南宫之变中所起的负面作用。张立文《论张璁的“大礼议”与改革思想》(《浙江大学学报》4期)分析了张璁在永嘉功利学派思想的作用下改革社会弊端的种种措施,认为他“似胜江陵一等”。龚小峰《项忠与满俊事件》(《东南大学学报》2期)分析了成化间的明蒙关系,揭示了政府中的南北人之争对施政的消极影响。夏蓓蓓《郑芝龙:十七世纪的闽海巨商》(《学术月刊》4期)考察了郑芝龙的主要经历,认为他是西太平洋贸易网络形成期的主导海商,他的失败使中华民族丧失了一次新生的契机。金国平、吴志良《郑芝龙与澳门——兼谈郑氏家族的澳门黑人》(《海交史研究》2期)对郑芝龙的家属子女状况及其对黑人雇佣军的利用做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周建华《王阳明南赣活动年谱》(《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期)较为详细地考察了王阳明在南赣期间的政治与学术活动情况。杨三寿《明宪宗时期的云南镇守太监钱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3 期)探讨了钱能出镇的原因及其罪行。杨泽君《明遗民心态:张岱个案分析》(《史学月刊》4期)探讨了张岱以文字见忠义,苦节自持而不死的心理。蒋星煜《孙克咸、葛嫩娘之生平与殉难事迹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期)对晚明名士孙克咸与名妓葛嫩娘的生平进行了翔实考证。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木右加酉再下加灬

【明清史论文丛】洪武祖制与嘉靖前期革新

【数据库】人大全文2001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2060 【摘要】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200005 【原刊页号】153~159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103 【标题】洪武祖制与嘉靖前期革新 【作者】田澍 【作者简介】田澍1964年出生,甘肃通渭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现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朱元璋研究会理事,甘肃省历史学会理事。出版《朱元璋传》(合著)、《宦官》等3部专著,并在《文史》、《光明日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明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1999年被评为“甘肃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并入选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2000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七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教学奖。 作者单位:西北师大 【正文】 祖制与革新是中国古代社会里长期存在着的一对矛盾,处理不好必将引起政治的混乱乃至王朝的崩解;处理得当将对革新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嘉靖前期革新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对其进行专门研究,将有助于人们比较全面地认识祖制与革新的利弊关系,纠正将祖制与革新完全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 一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一提起“祖制”,多数人将其视为僵化和陈腐的代名词,并把祖制与革新简单地对立起来,把抨击祖制者誉为改革者,把维护祖制者斥为保守者。事实上,祖制的内容非常广泛,它既包括某一王朝立国的根本制度,又包含各项具体的、行之有效的行政法规。显然,不可能在全盘否定祖制的前提下来顺利地推进任何改革。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的改革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王朝更替时的因革,二是某一王朝内部的鼎新。两者之中,以王朝更替时的因革较为剧烈,其显著表现就是对文物典章的重大变革,但是,这种变革绝不是与前朝体制的断然决裂,而是继承与革新的统一。史籍中所谓“汉承秦制”、“唐承隋制”、“金承宋制”、“明承元制”、“清承明制”等等,就是此意。改朝换代时的变革如此,王朝内部的变革更不例外。换言之,任何革新都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写字,而是与继承形成了矛盾的统一体。离开了继承,就不可能有革新。 在正德、嘉靖之际,明代上层人事更迭,时政因此发生巨变。世宗与“大礼新贵”张璁、桂萼、霍韬等人对洪武祖制在政治变革中的作用给予新的诠释和认识,并以其为利器,将有违祖制的重大弊政尽可能地予以革除,在中国古代改革史上写下了特殊的一页。 长期以来,学界一味地推崇杨廷和在武宗暴卒之后所推行的所谓“嘉靖新政”,把杨廷和等人在匆忙中拟定的世宗即位诏书视为其推行新政的纲领性文件。其实,这种以即位诏书来确定革新的作法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从明成祖开始,明代诸帝皆有革除前朝部分弊政的即位诏书,以示更新。如果把世宗即位诏书视为革新纲领的话,那么,其他诸帝的即位诏书皆可如此对待了。与大多数君主的即位诏书一样,世宗即位诏书的除弊对象仅仅局限于正德元年正月至十六年四月之间的部分败政(不包括弘治十八年五月至十二月间的武宗乱政),弊政款数虽多,但其结构与内容并无特殊之处。所不同的是,杨廷和等人是打着恢复孝宗政治的旗号来推行所谓嘉靖新政,把纠正武宗的部分乱政当作其最高的政治理想,故不愿也不敢追溯正德弊政的源流。更甚者,他们公然割裂孝宗弊政与武帝弊政之间的联系,敦促世宗效法孝宗而革除武宗弊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将孝宗与明太祖相提并论,并为此而引发了“大礼议”。李洵先生曾精辟地论道: 杨廷和一派所提出的议礼方案贯穿一条主线,就是不使世宗以藩王独立系统继承皇位,而必须纳入孝宗以来的统系,在政治上必须继承孝宗的政策,执行孝宗的制度。这在杨廷和一派炮制的即

明代都司卫所与地方史研究综述

内容提要:明代相当一部分卫所具有“实土”性质,这是学界把卫所的研究与地方史地结合起来考察的前提,通过对地方卫所沿革、组织形式、职能和它对于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影响的研究来认识地方社会,在明代卫所的研究中一直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明代沿边、沿海都司卫所相比内地而言具有更加鲜明的地理特征,它们的沿革演变直接反映出明代的边防建设、民族政策,甚至国家综合实力的升降。在内地,都司卫所虽然与州县相错,然而它们分别属于相对独立的两个管理系统,各个卫所都有自己的土地和人口,对于研究明代制度、社会经济乃至清前期地方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州县赋役制度等都有重要的意义,卫所的因素在明清地方史的研究中也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关键词:都司卫所地方史研究综述 学界很早就注意到明代卫所治土辖民的特征,并依据其田土分布特点将之区分为“实土卫所”和“非实土卫所”[1]。在此基础上,顾诚先生提出明代疆土是由两大行政和军事系统管理的观点[2]。而周振鹤先生、郭红等人则先后提出、发展和完善了“军管型政区”的概念[3]。以上看法的提出无不基于明代都司卫所在边疆地区尤其是东北、西北以及西南地区不仅承担着边防职能,而且在这种组织方式下管理地方,具有某些行政区划的特征。也正是因为明代都司卫所的这种地理特征,使得它在明代乃至清代地方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即试图从地方史的角度对相关卫所及其变迁的研究作一次初步的爬梳。兹以辽东、西北、西南、沿海、内地为序分别叙述之。 一、东北卫所与地方史研究 辽东地区最先受到学界的关注。对于都司卫所沿革的研究,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次形成一个热潮,体现在学界对辽东问题的关注上,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与学术态势有关。“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地区的形势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焦点,而明清嬗替,满洲兴起的历史在此前的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已经融入当时的民族主义背景,这些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激起了学界对东北史地研究的热情。还有,以孟森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对东北史地和满洲开国史的研究也为这一时期继续研究东北史地积淀了深厚的学术资源。这样,人们对明代卫所研究的视域最早聚焦在东北地区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早期研究辽东地区卫所的主要都集中在卫所以及都司的沿革考释上。张维华的《明辽东“卫”、“都卫”、“都司”建制年代考略》(《禹贡》1934年4月,1卷4期)和《明代辽东卫所建制考略》(《禹贡》1934年6月,1卷7期)、李晋华《明代辽东卫所归附及卫所都司建制沿革》(《禹贡》1934年9月,2卷2期)、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努尔干都司考》(《燕京学报》1947年12月第3期)是较早的专篇论文。 建国以来研究辽东地区的都司卫所的研究不但深化,一方面继续考据卫所的基本沿革情况,另一方面更加侧重于卫所制度的综合研究。同时,注意民族关系,注意把明、女真、朝鲜三边的关系联合起来考察,把制度史与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继续从沿革地理的角度研究辽东地区的卫所,如杨旸《明代亦儿古里卫的设置和管辖》(《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 1期),杨旸、吕昆《明政府对乌苏里江流域及东海滨地区的卫所设置和管辖》(《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陈福林、杨旸《明朝对葛林卫的管辖》(《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徐建竹《明代建州卫新考》(《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和《论建州左卫的建立与变迁》(《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1期),杨旸、傅朗云《明代松花江流域卫所设置考略》(《求是学刊》(《黑龙江大学学报》1983年1期),李鸿彬《简论三万卫》(《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1期)等。徐桂荣、刘正堃《明代辽东都司诸卫辖所考》(《辽宁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一文考证出辽东军卫未必辖制5个所,推翻了明代一卫辖五所的一般说法。张世尊《明初辽东二十五卫建置考释》(《鞍山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第2期)对辽东二十五卫的建置作了详细地考证。研究辽东地区军屯、军户等与卫所制度相关的论著逐渐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科技师学院 本科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人像摄影构图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院(系、部)名称:教育学院 专业名称:教育技术学 学生姓名:文诗 学生学号:1910100204 指导教师:庞海明 2014年3月10日 科技师学院教务处制

摘要 一好的摄影作品能够给人以赏心悦目的视觉感受,能将拍摄者的思想情感直观的呈现给观众。诚然,摄影是一门视觉艺术,它源于客观现实,但它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简单复制。而是要通过一定的构图手段呈现出比客观现实更加富有表现力的摄影画面。人像的拍摄是当今大众生活中最普遍的拍摄题材,是人们记录生活、表现生活的重要工具。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拍摄的人像摄影作品的审美要求也越来越高,很多拍摄者已经不再满足于把人像摄影当做随意的消遣,而是追求更加生动耀眼、富有魅力又独具特色的人像照片。这就要掌握一定的人像摄影构图技巧,只有画面的容与形式完美结合,才能充分的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意图。通过调研和实践,对日常生活中普通拍摄者和初学者在人像摄影构图中的常见问题,进行总结和分析。参考国外文献,了解国外人像摄影构图的发展趋势,结合国形势,综合分析解决人像摄影构图常见问题的方法和技巧,并论述提升人像摄影构图效果的建议,以及各种人像摄影构图方法的选择和应用。 关键字: 人像摄影;摄影构图;方法分析

前言 人像摄影,无论是对专业摄影师,还是普通的业余爱好者,都是常见的拍摄题材中最重要的容,尤其是对于普通的拍摄者来说,绝大多数摄影作品都是拍摄人像。外出旅游、朋友聚会时会合影留念;偶尔发条微博,会秀几自拍。有些人的照片令人印象深刻,有些人的照片却了无生趣,平淡无奇。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摄影构图。摄影构图诞生于绘画构图,众多绘画艺术家在多年创作过程中,发现了一些使画面看上去更漂亮的构图规则,这些规则同样适用与摄影艺术。不同的是,相机本身(镜头的选择;图片的处理等)为摄影提供了多种个性表现的可能。[1]通过摄影者的匠心独运和情节生动的画面布局,一幅形神具备的人像摄影作品才得以诞生。 大部分人拍摄人像时,都会将被摄对象简单的放在取景画面中,最终得到的画面效果往往普普通通,毫无特色;而有些人拍摄的照片总是赏心悦目,能紧紧抓住人们的视线。这就是摄影构图的神奇作用。好的容和思想要通过具体的形式结构来呈现,然而摄影构图作为摄影艺术的表现形式,要讲究一定的方法和技巧,通过对大量人像摄影构图相关资料的阅读和分析,了解了人像摄影构图的构图形式和方法,以及形式美的基本规律。通过广泛的访问调研和不断的摄影实践,总结了普通拍摄者在人像摄影构图中的常见问题,对各种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整理,详细分析人像摄影构图的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和技巧。在了解基本构图理论的基础上继续提升,阐述影响人像摄影构图效果的景别、画幅、角度等相关因素,分析不同因素的特性和功能,提出了根据不同的拍摄容合理调节各种因素以提升照片效果的建议,最后基于对文献和摄影实践的研究和分析,总结各种构图形式方法在实际拍摄中的选择和应用技巧。 一国外人像摄影构图的发展现状 国外的摄影家们对摄影构图高度非常重视。如被誉为最负盛名的摄影构图大师的法国摄影家亨利·卡蒂埃—布勒松。[2]在长期的摄影实践中,对拍摄画面的布局非常敏感,他看似轻松随意的作品都是通过精心严谨的画面构图所呈现出来的。在摄影构图方面,布勒松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指出:“构图是我们永远必须全力以赴的首要任务。然而,在拍摄的那一瞬间,它却只能从直觉中产生,因为我们当时是在捕捉稍纵即逝的时刻,而且,它所牵涉到的种种相互关系,都处在运动之中。应用黄金分割时,摄影者除了自己的眼睛之外,便没有什么规矩准绳可以遵循。”长期以来,人们总结出了很多人像摄影构图的基本形式和法则,国外的摄影家却经常告诫人们,对摄影构图法则不要过分拘泥,因为它会束缚人们的创造性。事实上,他们的许多名作也并非都是采用这些法则来创作的。他们非常看重摄影的临场感。摄影时,拍摄者必须根据拍摄容环境和创作意图等进行灵活的处理。美国摄影家L.小雅各希斯也认为:“构图是从摄影者的心

关于明朝灭亡原因的文献综述

关于明朝灭亡原因的文献综述

关于明朝灭亡原因的文献综述 关于大明王朝灭亡的原因,自灭亡的那一刻起,就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一个朝代的灭亡原因总是多方面的,但也是有主要和次要之分。现在的高中教科书上将其简单的归为政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社会动荡以及天灾等原因,这虽然是比较笼统说的,但也是最主要的,但是对我们更加清晰地把握其事件本质和深层次原因,并理清整个事件的脉络,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们要纵观各家的观点,进行比较探讨,才会有真正所得。 明朝灭亡的原因的探讨和相关的研究是多方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看: 一、内部原因 1、政治体制。明灭元之后采取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张薇认为,中国的封建官僚政治体制,在明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保证了封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这种制度已经暴露了弊端,到明末越来越清晰,以致最后全部显露出来,等于机器的运转已经不正常,最终导致了全面的崩溃。但她还认为这种危机是可以调节的,不过到了末期,在加上各种天灾人祸,就无法挽回了。董倩在对明代的官吏考核制度做研究的时候,认为“明政府希望通过考满之法,选出一批有实际经验、老成持重的官员来。但考满过于注重资格,使一批年轻有为之士疲于熬资力而无法到重要岗位上去施展才能,发挥作用。”以致后来朝中没有可用之材的局面。万明认为,在万历年间的援朝战争已经显露了明朝政治体制的缺点,也预示着明王朝走向衰亡的必然趋势。 2、军事策略的失误。万明认为,在援朝战争中,明朝将辽东的兵力大部分都抽到了朝鲜,投入了援朝之战,使女真族乘机发展,势力越来越大,到最后不可控制,而遭其祸。崇祯在危乱之际,还杀害忠良和守边大将的行为,造成最后“国中无人,朝中无将”的局面,也算是军事上的失误,这里就不加叙述。 3、宦官的原因。宦官对历朝以来影响是很大的,冷东先生在《也谈崇祯年间的宦官》中认为宦官参政的主要作用,就是败坏军政,加速了明朝的灭亡,他还认为宦官作为一种制度在历史上重未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周晓光却持相反的态度,他认为明末的宦官制度是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在《论明代崇祯年间的宦官》一文中结论说:“崇祯年间宦官参与政事,作为一种制度,具有监督官员和强化官僚机构的作用。”明末大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面说:“奄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到明末时期,这种斗争并没有随着国家的危机而终止,一直到明朝灭亡才算是结束。 4、前代的原因。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明朝亡与万历时期,黄松筠说崇祯承继了万历和天启两朝的弊端,回天无力。但他还认为是两大不幸造成了崇祯的悲剧命运,还有一个就是遇到了皇太极这样的强手。万明女士也有这样的看法,认为在前朝就种下了祸根。 二、外部原因 1、内忧。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叁》中记载:“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彭安玉认为,朝代更替的原因很多,但农民的压力是主导原因。他还举例说明了农民负担轻时,则社会繁荣,农民负担过于重时,则天下难安。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崇祯末年,盗贼四起,年谷屡荒,人们都以无田为幸运。”所以农民起义是导致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因为是李自成攻灭了北京。 2、外患。明王朝与女真族的关系,本来是附属国的关系。在明初到明末,中央汉族政权给女真族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援助。栾凡从经济上阐释了女真族强大起来的原因,他说:“明代女真族的对内对外贸易十分活跃,包括与明朝政府、与辽东汉人、与朝鲜政府、与朝鲜百姓的贸易,女真内部的贸易以及通过明政府及商人做中介与江南丝织业的贸易等,形成了一个地域广阔的贸易关系网。”阎立新从民族融合的角度阐述了女真族强大起来的原因,最后打垮了先进的明朝,

明清史研究综述只是分享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2008-11-11冯尔康《明清史》2008年第3期点击: 698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冯尔康 《明清史》2008年第3期 摘要:当前的清史研究改变了其在断代史研究中的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清史研究资料之丰富为其他断代史所不可企及,需要充分地、高水准地利用。清史研究仍须努力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以便走得好一些。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纂工程,其参与者需有“诚惶诚恐”的写作态度,力求避免浮躁世风的不良影响;满汉民族矛盾贯穿有清一代,纂修《清史》似宜给予特别关注,而不能刻意回避。 关键词:断代史/清史/意识形态/满汉关系 我对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及当前纂修《清史》值得注意的问题,近年来已撰写过《清史研究与政治》[1]和《简述清史的研究及史料》[2]两文,如今再次进行简单地回顾,主要谈五点感想,不知当否,敬请清史研究同仁指教。 一、在断代史研究中清史研究改变了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 清朝灭亡至今不到百年,在此以前,有清朝官修的专题式本朝史,这当然是属于传统的史学编纂类史书,而不是近代意义的史学著述;到了清朝末年,出现了体制外的民间对清史的局部研讨,而真正近代意义的清史研究,是在清朝灭亡之后。这种研究的起步,比起其他断代史,来得晚一些,特别是原始资料的整理方面,不同于清代以前的历代历史——史料整理早已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所以清史的研究,无疑处于后进状态。我在20世纪50年代读大学本科时,喜爱隋唐史,获知隋唐史研究有陈寅恪、岑仲勉和唐长孺等大家,且陈氏、岑氏著述流传广,容易找到。及至五六十年代之际上研究生班,攻读中国古代史之明清史方向,发现明史方面有傅衣凌、吴晗、黄云眉、

硕士学位论文文献综述怎么写

硕士学位论文文献综述怎么写? 一、什么是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是研究者在其提前阅读过某一主题的文献后,经过理解、整理、融会贯通,综合分析和评价而组成的一种不同于研究论文的文体。 二、学写综述,有以下好处: ①通过搜集文献资料过程,可进一步熟悉科学文献的查找方法和资 料的积累方法;在查找的过程中同时也扩大了知识面; ②查找文献资料、写文献综述是科研选题及进行科研的第一步,因此学习文献综述的撰写也是为今后科研活动打基础的过程;

③通过综述的写作过程,能提高归纳、分析、综合能力,有利于独立工作能力和科研能力的提高; ④文献综述选题范围广,题目可大可小,可难可易。对于毕业设计的课题综述,则要结合课题的性质进行书写。 文献综述与“读书报告”、“文献复习”、“研究进展”等有相似的地方,它们都是从某一方面的专题研究论文或报告中归纳出来的。但是,文献综述既不象“读书报告”、“文献复习”那样,单纯把一级文献客观地归纳报告,也不象“研究进展”那样只讲科学进程,其特点是“综”,“综”是要求对文献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使材料更精练明确、更有逻辑层次;“述”就是要求对综合整理后的文献进行比较专门的、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论述。总之,文献综述是作者对某一方面问题的历史背景、前人工作、争论焦点、研究现状和发展前景等内容进行评论的科学性论文。

三、写文献综述一般经过以下几个阶段:即选题,搜集阅读文献资料、拟定提纲(包括归纳、整理、分析)和成文。 撰写文献综述通常出于某种需要,如为某学术会议的专题、从事某项科研、为某方面积累文献资料等等,所以,文献综述的选题,作者一般是明确的,不象科研课题选题那么困难。文献综述选题范围广,题目可大可小,大到一个领域、一个学科,小到一种算法、一个方法、一个理论,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定。 选定题目后,则要围绕题目进行搜集与文题有关的文献。关于搜集文献的有关方法,可以如看专著、年鉴法、浏览法、滚雪球法、检索法等等,在此不述。搜集文献要求越全越好,因而最常用的方法是用检索法。搜集好与文题有关的参考文献后,就要对这些参考文献进行阅读、归纳、整理,如何从这些文献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科学性和可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范例

宁波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文献综述 题目论“法律关系本座说”对国际私法的影响指导教师尹力 学院法学院专业法学班级法学072班 学生姓名徐元媛学号074050428 开题日期2010年12月10日要求:一、说明材料来源情况;二、对课题的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等进行准确的分析与归纳并作出简要评述;三、表达自己的观点与主张,阐述该课题的发展动向和趋势;四、字数要求不少于3000字,可另附纸。 文献综述正文: 见附页 指导教师签字 年月日

附页: 关于“法律关系本座说”对国际私法的影响的文献综述论文题目:论“法律关系本座说”对国际私法的影响 法学072班 074050428 徐元媛 作为国际私法经典学说之一的“法律关系本座说”,一直备受研究者的关注而形成了诸多研究成果,它们或以学术专著为载体,或以学术论文的面目示人,主要围绕以下一些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 一、关于“法律关系本座说”的成因 萨维尼从根本上颠覆了冲突法主题的关注方式,而被公认为是冲突法世界的“哥白尼”。在实体法与超越实体法之间,萨维尼的独特身份、优雅节制的精神操守、先人的历史储备以及法律关系的格致工夫,这一切的风云际合为萨维尼奠定了重估一切价值所必不可少的历史机缘。因了这份缘分,冲突法革命在萨维尼的身上灿烂生发。①萨维尼对法律冲突问题进行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因而最终产生了“法律关系本座说”这一据说是他“其他著作都比不上的最高影响”的理论成果。②关于“法律关系本座说”的成因,现有文献主要是从社会背景和哲学渊源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一)社会背景 在18世纪末期,德意志仍然处于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初级阶段,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非常微弱和缓慢。整个德意志处于封建农奴制和封建分裂割据局面。在德意志各邦国中,对历史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是普鲁士王国,也就是萨维尼的祖国。在普鲁士王国的发展过程中,“容克”始终是中坚力量,是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市民阶级在普鲁士的力量非常微弱。因此,从王权集中这个意义上讲,普鲁士君主专制要比西欧强得多。这里始终也没有出现像“三级议会”、“国会”这种王权与资产阶级联盟的机构。因此,普鲁士资本主义因素相当薄弱。在政治上,普鲁士王国是几次反法联盟的中坚力量。由此,招致拿破仑沉重的军事打击和异族的政治统治。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是德意志民族觉醒的警钟,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民族团结的范例,宣告了各民族的自由、平等,拿破仑在德意志以“革命者”的身份出现,同时又充当了贪得无厌的掠夺者。这就从正反两方面启动了德意志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运动。从1800年起,德意志掀起了猛烈的民族运动。尽管这个时期民族主义是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结合,但目标是一致的:要求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压迫,恢复德意志的独立性。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一位法学宗师萨维尼,也产生了这位法学家伟大的法学思想。③(二)哲学渊源 ①张春良:《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萨维尼冲突法革命发生学之究竟》,《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第6期。 ②杜涛:《德国国际私法:理论、方法和立法的变迁》,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页。

【明清史论文丛】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

【数据库】人大全文2002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3540 【摘要】 【原文出处】文史哲 【原刊地名】济南 【原刊期号】200204 【原刊页号】141~145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206 【标题】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 【英文标题】China-Japan Kan-He Trade and Japanese Pirates in the Ming Dynasty SHI Xiao-hong (Editorial Department, Journal of Shandong Teachers' University Shando ng, Jinan) 【文章日期】2001-12-10 【作者】时晓红 【作者简介】时晓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山东济南250014 时晓红(1963-),女,山东沂源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教授。 【内容提要】明代中日勘合贸易的兴始和断绝,都与倭寇问题相关联。永乐年间,明廷希国以勘合 贸易换取日本政府对倭寇的抑制,然而,由于日本政局的变化,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并导致了 勘合贸易的断绝。宣德八年以后,以消弭倭寇为切入点,中日勘合贸易再度恢复,由于在勘合贸易 中日本实际上占据着主动地位,使勘合贸易成为明朝沉重的包袱,并最终因倭寇问题导致了嘉靖年 间勘合贸易的再一次断绝。 【英文摘要】The commencement and discontinuity of the China-Japan Kan-He Trade in th eMin Dynasty are all related with Japanese pirates. During the YONGLE peri od, Kan-Hetrade method was adopted with a view to getting support from Jap anese government torestrain Japanese pirates. Due to the political changes in Japan, the kind of trademethod ended up with no good results, which ca used the first breaking off of the Kan-Hetrade. In order to completely des troy Japanese pirates, China-Japan Kan-He trade wasrestored from the eight h year of the XUANDE period. In respect that Japan was in thesuperior posi tion in the Kan-He trade, which made a heavy burden on the Ming Dynasty, t ogether with the problems of Japanese pirates, Kan-He trade was cut off ag ain duringthe JIAJING period. 【关键词】明代/勘合贸易/倭寇 Ming Dynasty/Kan-He trade/Japanese pirates 【正文】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2)04-0141-05 一 明朝建立之初,为了争取日本纳贡称臣和抑制倭寇,对日贸易的限制并不严厉,但日本拒不奉 表称臣,反而支持胡惟庸作乱。明太祖遂决定彻底断绝与日本的往来,将日本列入不廷之国,永远 不准日本来中国贸易。 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变夺取了皇位,他希望通过加强对外关系,“招徕绝域”,使万国来朝, 以树立自己的威信,并企图借此消弭人们对他以非正当手段夺取帝位的不满心理,为此,即位不久 就改变了明太祖的对外政策,一时间,“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1](《成祖本纪》) 当时,日本与中国断绝交往已逾15年。从洪武十六年(1383)以后,明廷的海防力量有所加强,倭寇骚扰较洪武前期有所收敛。但日本九州南部和对马等岛屿的倭寇仍不时在中国沿海为患。明成 祖认为,消极防御只能减少倭患,却不能杜绝倭患,应当恢复中日邦交关系,开展两国贸易,通过 贸易使日本获取厚利,日本政府为了维护贸易利益,必然要主动抑制倭寇。明成祖这一借日抑倭的 认识,是中日勘合贸易动议的基础。

2007年明史研究综述_陈时龙

2007年明史研究综述 陈时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2007年的明史研究,在通俗历史读物的催动下,一时竟成“显学”。明史研究者在各个具体领域内默默耕耘,成果颇丰。据不完全统计,明史研究专著约102部,论文约989篇。以下仅就笔者阅读所及,分而述之。不周之处,敬请同行谅解。 一、著 作 政治史方面,胡吉勋《大礼议与明廷人事变局》(社科文献出版社)考察了嘉靖三年左顺门哭谏群臣的遭遇,进而检讨了大礼议之后的人事巨变对明代中后期政治伦理转向的影响。军事史方面,张金奎《明代卫所军户研究》(线装书局)逐一考察了明代军户的来源、形成、饷粮、组织管理、职业选择、后勤保障等问题。法制史方面,丁玉翠《明代监察官职务犯罪研究:以明实录为基本史料的考察》(中国法制出版社)对明代监察官职务犯罪的立法、刑责、裁量等问题作了阐述。范金民《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南京大学出版社)对商会产生以前及之后的商事纠纷、商业诉讼以及商人对当官应值的额外负担的诉讼、商帮之间的商事纠纷及诉讼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在社会史方面,周致元《明代荒政文献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在概述明代以前及明代的荒政文献之余,对明代的救荒思想、备荒及救荒制度进行了探讨。另外,社会史方面的著作还有张小也《官、民与法:明清国家与基层社会》(中华书局)、李长森《明清时期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发展与变迁》(中华书局)、王美英《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风俗与社会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思想文化史方面著作较多,有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学说史(明清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商传《明代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傅小凡《李贽哲学思想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马晓英《出位之思:明儒颜钧的民间化思想与实践》(宁夏人民出版社)、邱春林《会通中西:晚明实学家王徵的设计与思想》(重庆大学出版社)、赵伟《晚明狂禅思潮与文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高怀民《宋元明易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龚笃清《明代科举图鉴》(岳麓书社)等。民族关系方面,有伍莉《明清时期云南藏缅语诸族关系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宗教史方面,有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梅莉《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外关系方面,有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刘景莲《明清澳门涉外司法审判制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历史地理方面,有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人物研究方面,有吴建华《明代经世儒臣丘》( 广东人民出版社)。资料整理方面,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了《明清档案卷(明22008年第6中国史研究动态期

本科毕业论文文献综述的写作要求

本科毕业论文文献综述的写作要求 为了促使学生熟悉更多的专业文献资料,进一步强化学生搜集文献资料的能力,提高对文献资料的归纳、分析、综合运用能力及独立开展科研活动的能力,现对本科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提出文献综述的写作要求,具体要求如下: 一、文献综述的概念 文献综述是针对某一研究领域或专题搜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就国内外在该领域或专题的主要研究成果、最新进展、研究动态、前沿问题等进行综合分析而写成的、能较全面地反映相关领域或专题历史背景、前人工作、争论焦点、研究现状和发展前景等内容的综述性文章。“综”是要求对文献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使材料更精练明确、更有逻辑层次;“述”就是要求对综合整理后的文献进行比较专门的、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评述。 二、撰写文献综述的基本要求 文献综述主要介绍与主题有关的详细资料、动态、进展、展望以及对以上方面的评述。其撰写格式一般包含以下内容:即题目、前言、主题、总结和参考文献。撰写文献综述时可按照以上几部分内容拟写提纲,再根据提纲进行撰写工作(忌用前言、主题、总结字样作为综述开篇语)。 前言部分,主要是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的概念及定义以及综述的范围,简明扼要地说明有关主题的现状或争论焦点,使读者对全文要叙述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轮廓。 主题部分,是综述的主体,其写法多样,没有固定的格式。可按年代顺序综述,也可按不同的问题进行综述,还可按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综述,不管用那一种格式综述,都要将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及分析比较,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评述。主题部分应特别注意代表性强、具有科学性和创造性的文献引用和评述。 总结部分,将全文主题进行总结,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对进一步的发展方向做出预测。 参考文献,它不仅表示对被引用文献作者的尊重及引用文献的依据,而且也为评审者审查提供查找线索。参考文献的编排应条目清楚,查找方便,内容准确无误。参考文献的书写格式与毕业论文要求相同。 三、撰写文献综述的基本注意事项 1.在文献综述时,应系统地查阅与自己的研究方向直接相关的国内外文献。搜集文献

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DOC)

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 周晓光刘道胜 安徽师大编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 (七)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 周晓光刘道胜 明清两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有关明清史的研究,是史学界最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近百年来,特别是建国50多年以来,在明清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中,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内容涉及明清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地理、民族、宗教、中外关系、文学艺术、思想文化、历史人物等诸多方面。因限于篇幅,兹将其中若干问题的研究概况,分述于下。 一、关于明史与清史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 明朝建立于1368年,灭亡于1644年,先后传12代,历太祖、建文帝、太宗(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泰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思宗(毅宗)16帝,共计276年。学术界将这一段历史大抵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14世纪60年代到15世纪30年代。该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封建主义专制制度高度发展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和巩固明朝统治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表现在:废行中书省,改设十三布政司,分设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分掌地方民政、刑法和军事;废中书省及丞相,设置直属皇帝的六部;设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分掌司法、监察大权;分兵权于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在民间实行里甲制、关津制等,严格户籍管理;制定《大明律》,从法律上保障封建统治秩序;亲自颁写《大诰》,并先后制造了“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蓝玉案”、“南北榜案”以及文字狱,以打击功臣与豪强;分封诸子为藩王,分镇各地,以巩固朱氏的统治等。这些措施使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达到了空前强化的程度。与此同时,朱元璋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执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如解放匠户、奴婢,迁徙农民,鼓励垦荒,实行屯田,承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等。这些措施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促进地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朱元璋死后,建文帝朱允炆实行削藩,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在北平起兵,通过三年战争夺取了皇位。朱棣在位期间,成功地削除了明初的藩王势力,并通过设置内阁,任用宦官,设立东厂等,继续强化君主专制。他为了安定北方边陲,曾多次亲征,并将都城从南京迁往北京。他还改变明初的闭关政策,多次派郑和等使臣出使海外诸国。经过洪武、建文、永乐三代的努力,到了洪熙、宣德时,明朝的统治呈现出稳定和繁荣的局面,史称“仁宣之治”。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格式及写作技巧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格式及写作技巧 文献综述是在对文献进行阅读、选择、比较、分类、分析和综合的基础上,研究者用自己的语言对某一问题的研究状况进行综合叙 述的情报研究成果。文献的搜集、整理、分析都为文献综述的撰写 奠定了基础。 文献综述格式一般包括: 文献综述的引言: 包括撰写文献综述的原因、意义、文献的范围、正文的标题及基本内容提要; 文献综述的正文: 是文献综述的主要内容,包括某一课题研究的历史(寻求研究问 题的发展历程)、现状、基本内容(寻求认识的进步),研究方法的分 析(寻求研究方法的借鉴),已解决的问题和尚存的问题,重点、详 尽地阐述对当前的影响及发展趋势,这样不但可以使研究者确定研 究方向,而且便于他人了解该课题研究的起点和切入点,是在他人 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文献综述的结论: 文献研究的结论,概括指出自己对该课题的研究意见,存在的不同意见和有待解决的问题等; 文献综述的附录: 列出参考文献,说明文献综述所依据的资料,增加综述的可信度,便于读者进一步检索。 一、文献综述不应是对已有文献的重复、罗列和一般性介绍,而应是对以往研究的优点、不足和贡献的批判性分析与评论。因此, 文献综述应包括综合提炼和分析评论双重含义。

......我们在网上浏览了数百种教学模式,下载了二百余篇有关教学模式的文章,研读了五十余篇。概括起来,我国的课堂教学模 式可分三类: (1)传统教学模式——“教师中心论”。这类教学模式的主要理 论根据是行为主义学习理论,是我国长期以来学校教学的主流模式。它的优点是......,它的缺陷是...... (3)优势互补教学模式——“主导——主体论”。这类教学模式 是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兼取行为主义和建构主义学习理 论之长并弃其之短,是对“教师中心论”和“学生中心论”的扬弃。“主导——主体论”教学模式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但在教 学实践中还没有行之有效的可以操作的教学方法和模式。 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小学数学教学模式可表述为“复习导入——传 授新知——总结归纳——巩固练习——布置作业”。这种教学模式无疑束缚了学生学习主体作用的发挥。当今较为先进的小学数学 教学模式可表述为“创设情境,提出问题——讨论问题,提出方案——交流方案,解决问题——模拟练习,运用问题——归纳总结, 完善认识”。这种教学模式力求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 作用,为广大教师所接受,并在教学实践中加以运用。但这种教学 模式将学生的学习局限于课堂,学习方式是为数学而数学,没有把 数学和生活结合起来,没有把学生学习数学置于广阔的生活时空中去,学生多角度多途径运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受到限制,尤 其是学生运用数学知识创造性地解决生活中的数学问题的能力发展 受到限制,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此,我们提 出“‘问题——探索——交流’小学数学教学模式研究”课题。 文献综述范文1中,研究者对有关研究领域的情况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和了解,对相关文献作了批判性的分析与评论。对于正 在从事某一项课题的研究者来说,查阅文献资料有助于他们从整体 上把握自己研究领域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已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 存在争议的地方、研究的最新方向和趋势、被研究者忽视的领域、 对进一步研究工作的建议等。

【明清史论文丛】明初耕地数额考察

【数据库】人大全文1998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2576 【摘要】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5 【原刊页号】124~135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199806 【标题】明初耕地数额考察 【作者】田培栋 【作者简介】作者田培栋,1927年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正文】 据目前的明史研究,洪武时期有两个土地数字,一个是《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天下官民田地三百八十七万四千七百四十六顷七十三亩”;另一数字是《诸司职掌》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十二布政司并直隶府州田土总计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三顷零”。究竟哪一个数字代表当时的实际耕地数字,学界多年来争论不休。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三月《诸司职掌》一书完稿,朱元璋遂诏令“颁布中外”。从此,该书记载的田土8496523 顷便成为最权威的田土数字,正德刊本《大明会典》及正德至嘉靖后修订的《后湖志》、万历重修的《大明会典》及清初编写的《明史》等书,都采用这个数字。再加上景泰六年户部尚书张凤奏疏:“洪武年间,天下征纳粮草田地山塘共八百四十万余顷”(注:《英宗实录》卷二五四。),嘉靖八年(1529年)詹事霍韬奏疏:“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注:《霍文敏公文集》卷三《修书疏》。),进一步肯定了800 余万顷的记载,更增加了《诸司职掌》的可信度。 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和中国的学者曾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最近十几年,明史界又开展了讨论,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看法是“定位错误”观点。有人认为洪武时期湖广布政司在统计时,极可能在该地区耕地数字202175.95顷之前,多写了一个“二”字,这一笔误使耕地虚增了2亿亩。河南的耕地也极可能是在449469.82顷前多抄了一个“一”字,虚增了1亿亩。按此推理,《诸司职掌》记载的数字多写了3亿亩。对这一种观点,顾诚先生曾进行论驳,他说:“《诸司职掌》是遵照朱元璋的指示编纂的重要法典,成书之后又由他下令颁行中外,朱元璋并不是个昏庸的皇帝……如果出现这样明显的重大错误,他不能不发现或漠然处之。”又说:“当时造册书写数字的表达方式是‘几百几十万……’,不用阿拉伯数字,也就不可能出现多写‘一’字头、‘二’字头的问题。”(注:顾诚:《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顾文发表之后,仍有人坚持此种观点,只是另换说法,认为当时计算数字是用珠算,而珠算错位是完全有可能的。我认为,在明初严刑峻法之下,湖广、河南布政司的官员在统计田土时,怎能会出现相差10倍的定位错误呢?而且《诸司职掌》一书是由吏部尚书负责编撰,又由许多学识渊博的翰林儒臣集体参与,决不会出现这样重大的错误。 明初政府对田土总数的登记有两个系统:一是由户部负责根据全国黄册统计的数字,亦即《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四年的3874746顷,这一部分土地明朝称为“额田”或“赋田”,系实际纳税的土地。另一个系统是由吏部负责编纂的《诸司职掌》所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的8496523顷,即“额田”和全国可垦荒地的合计。本文拟就《诸司职掌》所记载数字的内涵、来源以及它与明代耕地扩大的关系作初步探讨,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宋元明初时期田土的内涵及其统计方法 根据史书记载,宋元明初时期田土的内涵十分庞杂,例如金华府属兰溪县仍保存了南宋时登记的土地种类:水田39 545亩,山陆地29 064亩,平田178 145亩,竹脚8 288亩,山桑17 933亩,竹xiāo@①8322亩,平陆35 705亩,屋基15 222亩,塘28 393亩,坟地8 013亩,杂木53 385亩,茶地146亩,桐果木15 699亩,石灰山280亩,柴山508 935亩,坊墩基地20 825丈,白地24 685亩。(注:万历《金华府志》卷六。)该县土地之中只有前五项应属农田,其他都是非农业土地。这种非农业的项目到明代更为繁杂,以浙江省为例,田土之中包括田、地、基、山、塘、荡、池、濠、

明史研究的特点与趋势

明清史2017.10 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明代的中国已处于传统社会的后期,新旧杂陈, 同期的欧洲正快速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社会。明代史 的研究,涉及这一时期的各个领域,又直接受不同研 究者的视角、理论和方法的影响。粗略统计,本年 度明史研究的专著约50余种,论文超过500篇。总 体而论,明史研究者能立足各自的研究领域,求创 新寻融通,既关注社会热点又有所坚守,成果丰 硕。为评述的方便,笔者依据自己的理解和关注 点,对论著略加分类。限于学识和篇幅,难免遗珠弃 璧,请同仁批评。 一、热点:“一带一路”与中外关系史。1.“一带一 路”成为研究新热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不过三年 时间,研究热潮已席卷全国,各类研讨会密集举办, 一些期刊还开设了相应的专栏。《新疆师范大学学 报》设有“丝绸学研究·丝路文化”专题,其中万明 《明代中国国际秩序的演绎》(第5期)认为,明初从 农耕大国向海洋大国的走势和郑和七下西洋形成 的国际秩序,全面贯通了古代陆海丝绸之路,建立 了新的国际秩序。《暨南学报》第4期设“国际政治与 历史视野下的‘一带一路’”专题,其中万明《乡国之 间:明代海外政策与海外移民的类型》认为,洪武朝 开启了国家主导的国际移民类型。刘迎胜《丝绸之 路的缘起与中国视角》(《江海学刊》第2期)分析了15世纪欧洲崛起时内含的中国因素和明清中国在应对世界大变局中的教训。晁中辰《明永乐帝为柯 枝封山考——以〈明史·柯枝传〉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认为明朝永乐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新阶段。 狭义的丝绸之路主要是商品互通。陈支平《福建客家的从商性格与连城海丝之路》(《历史教学》第2期下半月刊)从闽西客家人的基本生态入手,认为从商习俗扩大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视野。涂丹与刁培俊《东南亚香药与明代饮食风尚》(《古代文明》第4期)、汤开建《明清时期外来植物引入澳门考》(《中国农史》第5期)、陈春晓《宋元明时期波斯绿松石入华考》(《北京大学学报》第1期)等研究了丝路经济带上的香药、茶叶、植物、绿松石等物资往来。赵世瑜、杜洪涛《重观东江:明清易代时期的北方军人与海上贸易》(《中国史研究》第3期)认为东江贸易实际是16—17世纪东亚贸易,乃至全球贸易史的重要组成。张海英《14—18世纪中朝民间贸易与商人》(《社会科学》第3期)认为民间商人最大限度地利用中朝两国的政策许可,往来开展商贸活动。 2.“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外关系史。广义的丝绸之路是“以中国为根本的古代东西交通的各条通道”(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近年,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南海争端,明史研究中的郑和下西洋、东亚局势、西学东渐、西方殖民者东来等成为热点。 刘晓东、年旭《禁倭与申交:明太祖对日交涉目的探析——以洪武初年的对外诏书为中心》(《外国问题研究》第1期)认为,明初对日交涉围绕“禁倭”与 2016年明史研究的特点与趋势 彭勇 【作者简介】彭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100081)。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动态》(京),2017.4.13~20 【动态与综述】 ·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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