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代价最小的“心理处方”

疫情之后，代价最小的“心理处方”

从存在主义的立场来看,这场疫情之下的每个人不外乎是:人人生而相似,人人都在奋力用一丝优雅和几分效用来面对和应对焦虑。

既然焦虑无法克服,索性我们可以从哲学家克尔凯格尔的理念中学些皮毛:“谁习得了如何正确焦虑,谁就习得了终极之法。”

[正确焦虑]之1:理解焦虑背后的真相

一位87岁的上海老人,在自家阳台上等久违的阳光:“我这一生,还从未经历过这么尴尬的天灾人祸,让你慌到极致,让你无法呼吸。”

因为这场疫情,让我们的生活和心理变得如此艰难,很多人心里都有一个问号: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发生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出了什么状况?

人们一边在感受着自身的无力和无奈,一边在辗转寻找着这场疫情的替罪羊,第一个无辜的族群是蝙蝠——从有限的资源来看,蝙蝠是一种哺乳动物,人类必须承认,它们也有某种形式的意识和经验,但人类不可能真正了解,做一个蝙蝠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有一个更为荒诞的解释:人类捕食蝙蝠的动机是为了获得自身无法企及的性能力,为了抗拒死亡。

这场疫情似乎让我们看清一个真相:眼下这个时代病根不浅。每个人都避之不及的那种艰难,实际上来源于人类执意要战胜死亡。

[正确焦虑]之2:自由与选择带来的焦虑,与责任有关

一个25岁的咨询者,在疫情期间一个午夜时分,从自己所在村庄“冒险出逃”,过后他坦言:我是在跟随自己的自由意志出逃,但我愿意为自己的冒险行为承担责任。

人类是关系性的存在,我们的行为(我们的选择)会对他人以及我们的世界产生影响,我们永远都有责任,并且我们的选择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有时会超出在做出选择时能够理解的范围。

这场旷日持久的疫情,点燃了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生存焦虑,人们尝试动用自己惯常的防御机制去克服内在的深度恐惧和无助。

奥地利精神医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指出:我建议在西海岸增加一个责任女神像,作为东海岸自由女神像的补充。

记得一个朋友曾半开玩笑地跟我提起她老公时常会去吃野味,她说起这件事的神情历历在目,既神秘又有些得意洋洋,似乎在炫耀老公的财富身份。这件事过去很久之后,我内心依然无法平静。

无法否认的是,一些人处在自欺之中,是因为他们觉得所有的可能性都对其敞开,不受历史、现实、他人需要和所有限制的约束。

在责任中,我们常常感觉非常孤独,我们会认识到,即便是我做出选择,承担后果的却是我们和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

[正确焦虑]之3:存在内疚,是通往自由之路的导师

通过电视镜头,很多人听到了武汉方舱医院某位患者的肺腑之言:作为武汉人,我感觉对不起中国人。相信这份内疚之情,在很多人内心深处将成为挥之不去的一道沟壑。

疫情期间,有为数不少的人会质疑自己是否抑郁了,那么,到底什么是抑郁呢?为什么那么多的人需要给自己打上抑郁的标签?

从心理学视角看,抑郁是一种处境。疫情期间,几乎每个人的感知觉都朝向疫情危险地,换句话说,每个人在经历疫情的同时,也在经历着抑郁处境。如果再进一步去觉察抑郁处境之下的内容,那应该是生存内疚。

有一位咨询者发问:我为什么会在此时抑郁?这里,借用哲学家贝克尔的话回应他及很多人的疑问,“就时间性而言,这种境遇下的人会逃避面对未来所带来的压力,同时也逃避了由此而来的幸福,他们用过去来拒绝现在的选择,因为过去的结果是如此的糟糕。”

只有我们尝试承受这种内疚,方能发现可能性在向我们打开,我们体验到海德格尔所称的良心的召唤,在一个洞见的时刻,我们看到自己为自己的决定、行为和对内疚的承认,以及对存在本身的亏欠负有责任。在这一刻,我们可以触及到自己的潜能并为自己做出选择。

[正确焦虑]之4:重构这个时代的价值观

疫情期间李兰娟院士的一番话,非常耐人寻味:疫情结束后,希望国家给年轻人树立起正确的人生导向,把高薪留给一线科研人员,不要让年轻人一味追崇演艺明星,他们是强不了国的。我们的价值观剥离开人生的意义,心灵的底蕴,而简化到以有用、无用来衡量价,定义值。

这场疫情让很多打算远行的年轻人行动受阻,他们呈现出各种缤纷的内心冲突,冲突之下,一些人顺理成章地选择了安逸于现状,还有一些人选择逆势而行。上面那位趁着黑夜“冒险出逃”的年轻人告诉我:我只是不想在我年老的时候,回忆起这场往事心有遗憾。

正是支持世界观的价值观和假设赋予了我们的行为。然而,我们可以很容易觉察到,世界观可以隐藏矛盾,不和谐以及那些模糊不清的悖论,当这些元素在处理日常事务中,尤其是在疫情进行中是无效策略时,这些元素将变得鲜明而深刻。

不止一个咨询者在经历这场疫情过程中动用了相同的防御——抵消,他们在离家在外、身处异乡的隔离状态下,下血本订制年夜饭大餐,一桌年夜饭可以陪伴他们一周左右时间,这让他们的异乡隔离少了一些恐慌、焦虑和无助。这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点,他们的订制仅此一次,多了就会成为无效策略。“其实,我吃的不是年夜饭的味道,而仅仅是为了整理一下内在的慌乱,然后看看自己接下来的路该如何走。”

[正确焦虑]之5:不存在正常和不正常的界定

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所谓的紊乱或症状揭示的是存在论或存在相关的问题,这些难题来自关乎我们所有人的担忧,不仅与个人和哲学相关,还与社会、伦理和政治相关。

因为这场疫情,让不少人发出关于自己是否正常的拷问,“我是不是抑郁了?”“我的焦虑状态正常吗?”“我不知道自己如何面对生存压力,我有轻生的念头。”

可以说,从内在意义上并没有正常性这回事,有的只是社会建构的正常性。从疫情开始直至今天,不少人畏惧自己不正常所引发的痛苦,通常会与被贴标签的行为或感觉相同,或更严重。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愿意做出这样的倾斜:你的世界观和你所说,所感或所做的一切,是在某个背景下发生的,并能得到解释,那么,多半可以实质性地降低恐惧和焦虑。

[正确焦虑]之6:面向整个人类的责任伦理

杰罗密·边沁曾经说过一句经常被引用的话:“终有一天,每个有生命的造物都将能够争取到自己的权利,而如今这种权利却只能被独裁者掌握在手里。问题不在于动物是否有思想,也不在于动物是否能说话,而在于动物是否也能感觉到痛苦。”

在当今,把人与动物的关系作为伦理学问题加以详细探讨的人主要是一些哲学家。比如澳大利亚的彼得·辛格,美国的汤姆·里甘,他们和其他思想家一道,使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成为哲学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而达尔文曾经也思考过进化论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他非常谨慎地说:在我看来,这有极大

的可能性:每一种动物或许都具有社会本能(包括父母对孩子的爱),一旦它的智力发展到接近人类的水平,它就会获得一种道德感和良心。

有一份长期喂养流浪猫的心得,母猫在生下小猫后的母性浓度,会冲击到我们内在的良知:再美味的食物对母猫而言都是一片浮云,看它们衔着食物奔向小猫的画面,你会对这份本然的良知抱有一份感激。

[正确焦虑]之7:未完待续的“结语”

在疫情呈现全球蔓延之际,“每天变化的不是数字,是生命。”截至2020年4月2日,中国以外全球新增病例数52455,累计确诊数852991,累计死亡数43723。

人类必须要沉静下来,思考全球当下正面临着何种挑战,今天的哲学能够做出何种贡献?

不妨,去听一听汉斯·约纳斯的观点,他并不主张用一种新的伦理去取代所有传统的伦理——“我的意思并不是要彻底革新现有的伦理,像博爱、同情、正义、诚实这样一些道德律令都是应该继续保持的。但是,伦理必须加以补充,道德的视野必须大大加以扩展。”

约纳斯和其他思想家关于人类面临的危险所作的诊断是具有说服力的,应该如何补救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对此,约纳斯说:“任何行动必须从人类的长远存在着想,或者任何行动的

后果不能对未来的生命造成破坏。”这是对整个人类提出的责任伦理,而不是针对某个个体,责任伦理要求我们行动的后果要对自己的未来和人类的未来负责。

这场旷日持久的疫情不知何时归结?而这场疫情之后的疫情,更不知何时抵达?但至少,我们还有机会继续保持存在主义的焦虑,这份焦虑,会引领我们进入深度思考的界面,用精神分

析的语言说,我们可以重新去体验这场关乎人类命运的创伤,然后才能去寻求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