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考试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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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阳虎：姬姓，阳氏，名虎，一名货。春秋后期鲁国人，季孙氏家臣。他以季孙家臣之身，毫无雄厚家底与政治背景，却能够跻身鲁国卿大夫行列，从而指挥三桓，执政鲁国，开鲁国“陪臣执国政”的先河。他是不折不扣的治国之奇才、丧国之诡才，春秋历史上的大反派。

阳虎有一句千古名言——“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15〕也许，阳虎这句话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感而发的，并且恰如其分。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个农业社会，轻商重农，实行的是专制统治，敛财或者发家致富的手段不外乎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显然，这些手段都是不仁的。然而，从纯立论的角度言之，阳虎的这句话就存在着硬伤，容易遭人非难，被人驳倒。因为，“富”与“仁”，应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完全可以做到“为富且仁”。两千多年以来，阳虎这句话一直被作为靶子，遭到人们的批评和鄙弃，甚至有人认为，阳虎就属于“亲富不亲仁”之辈〔16〕，将“为富不仁”的粪盆子扣在阳虎的头上。在专制社会的中国，不管是哪一朝哪一代，富人几乎都是当权者或者有势力的人。按阳虎的说法，他们都是“为富不仁”者。很显然，这是他们不能承认和接受的。

而孔子则不一样。从现有的史料看，孔子并没有直接谈到“富”与“仁”的关系问题，而只谈到“利”与“义”的关系。在利益面前，孔子强调“义以为上”，义是人的行为的最高准则，要“见利思义”、“义然后取”〔17〕。由此可见，孔子将“利”与“义”并没有绝对地对立起来。他的这种观点，尽管模糊，但对当权者或者有势力的人来说，还是能够接受的。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阳虎，阳货，鲁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并立。虎之言此，恐为仁之害于富也；孟子引之，恐为富之害于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近读孟子之五滕文公（上），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意思是说：“要想富起来就没有仁爱可言，要讲仁爱便富不起来。”

纵观当今社会，物欲横流，人们为了追求最大利润可以不择手段：偷工减料者有之、以次充好者有之、缺斤少两者有之，而此类商人（以下简称奸商）也以他们的这些“经营技巧”屡屡得手、赚得盆满钵满、羡煞旁人。而某些忠厚诚实的商人（以下简称诚商）尽管勤勤勉勉、競競业业却获利甚微、举步唯艰。那么果真是“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吗？我则以为不然，原因有二：

1、奸商必不能久、诚商可稳步上升：奸商凭着手段短时间内获得了顾客的信任，但日久见人心，顾客在吃了几次亏之后，自然会对其重新评价，遂而另择他人，奸商终将尝到“失道寡助”的苦果。而诚商虽然在起步阶段比较艰难，但可一步一步地积累客户的信任，终至“万涓成水，终究汇流成河”，获得吉祥。子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义取利，德兴财昌，舍义取利，丧失了"义"也得不到"利"，为商者应深以诫之。"这与“浓艳的滋味短，清淡一分自悠长一分”是一样的道理。

2、奸商、诚商要互相学习：奸商的成功可能是因为他善于把握市场趋势、机智果断；而诚商的失败可能是因为因循守旧、不能创新而致。兵家常说："将三军无奇兵，未可与人争利"，"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清代山西太谷县一个曹氏商人，有一年看到高梁长得茎高穗大，十分茂盛，但他觉得有些异样，随手折断几根一看，发现茎内皆生害虫。于是，他连夜安排大量收购高梁。当时一般人认为丰收在望，便库存高梁大量出手。结果高梁成熟之际多被害虫咬死，高梁欠收。而曹氏商人却奇计获利。另据《夷坚志》载，宋朝年间，有一次临安城失火，"殃及池鱼"，一位姓裴的商人的店铺也随之起火，但是他没有去救火，而是带上银两，网罗人力出

城采购竹木砖瓦、芦苇椽桷等建筑材料。火灾过后，百废待兴，市场上建房材料热销缺货，此时，裴氏商人趋机大发其财，赚的钱数十倍于店铺所值之钱，同时也满足了市场和百姓的需要。"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是经商者财富永不干涸的源泉，也是经商者必备的能力之一。清道光年间的黔商胡荣命在江西经商50余年，由于他以诚待人，童叟无欺，名声大著，晚年罢业回乡，有人要求"以重金赁其肆名"，他一口回绝，并说："彼果诚实，何籍吾名也！"可见，"诚信为本"是中国人经商的传统美德。

由此看来，“为富不仁、为仁不富”都有失偏颇。要想取得长久的成功真要“智、勇、仁、义、信”兼备才行。也许孟子的“仁者无敌”应改为“仁智无敌”才对吧。

早些时候读孟子，孟子借用阳虎的一句话感叹道：“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数千年来，这句话竟然一语成谶，成了折磨中国人的恶魔咒语一样纠缠着中国人。为什么这样的感叹，二千多年来仍然无法改变？在财富与道德之间，似乎总是形成了一个水火不相容的关系。但是，李嘉诚住的地方也并不霸气，刘德华住的地方也很规矩。他们深知自己无论怎样出名，无论怎样有钱，也是无法与人的生命相比的。因为，生命与金钱不是等价物，只要你一不小心欠了一条人命，就可能意味一切都丢失了。

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也不难。我们一直是追求金钱物质至上的。我们的价值观念，也仍然只是陶行知先生早半个多世纪前说过的：中国从来没有废弃的东西，唯一被废弃的只是人的生命。中国数千年来，治乱循环，往复不已，每每农民起义，都是带着强烈的仇富心理的。穷人被逼到一定时候，只要有陈胜吴广式的人物，揭竿而起，立即就一呼百应，应者云集。想想还是因为没有能够解决孟子所感叹过的“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的问题。

都说中国人仇富心理不好，妨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实，像香港李嘉诚、田家炳这些富者几乎是没有人仇他们的，尽管他们可是或者曾是富可敌国。金钱并不是万能的，钱不仅买不走人的生命，而且甚至也买不走人们赖以生存的洁净的水与空气，买不走那些原本就属于公共活动的场所。要想得到金钱，除了付劳动与创造性的智慧外，别无他法。

但是，这些恰恰是我们的死角与误区。我们得到金钱的办法，最简易，也最有效率的就是与权力结合。权钱之间，互相利用。来钱容易，且钱能通神。权为钱撑伞，钱为权铺路。一个“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的社会就这样诞生了。

由此不难想到，要想走出这个怪圈，第一步，就是要把权力束缚住。至少要让金钱与权力分家。守住他们的边界。就是有办法，像陈毅所说的那样：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这个不能够完全靠自觉，而要靠权力之间的互相制衡。最终要落实到人民主权，还政于民。这个不必多说，大家其实都是清楚的。第二步，在全社会树立起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以抗衡数千年来的“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价值观。第三步，以科学为指导，构建和谐社会。以科学为指导，就是不要瞎折腾。第四步，在以上三点的前提下，大兴教育。为什么要有以上的前提再大兴教育呢？这里没有把兴教育放在首位，是不是一种忽略？不是。因为没有以上三点的前提，来谈大兴教育，其实兴的不过是“反教育”。这样的反教育，投入越多，规模越大，对社会的伤害越大。培养出来的那些“为富不仁”者就越多。他们漠视人的生命，不关心人民的痛苦，没有起码的同情心。

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经留有两部经典著作给后人思考，这其实就是英国人思考的如何来避免：“为富不仁，为仁不富”怪圈经典之作。可惜，我们中国人不看。就急忙搞起了市场经济。这两部著作分别是：《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前者论市场化条件下，看不见的手最能够激励社会积累起国民财富，后者告诫人们，人们无论怎样有钱，也不能够将人的同情心买走，并且还要考虑增进社会福利。在思想理念上牢牢地把金钱的作用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金钱不能够侵入公共权力，也不能够侵入属于人的道德良知。如果谁如果胆敢混淆这些边界，也就是说如果谁胆敢擅自“为富不仁”，那么他的富也就到尽头了。一个最理想的社会就是“为富要仁，为仁能富”，但是这样的社会一般是做不到的。至今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