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弗洛伊德对达利艺术创作的影响

论弗洛伊德对达利艺术创作的影响

摘要：西班牙艺术家达利深受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这充分表现在他的创作实践中，并在艺术创作上形成了独特的以“迷乱系统化”为要点的艺术理论，其作品中最重要、最经典的部分，就是以反映潜意识产生的幻象为主题。也就是说达利侧重于表现主观世界的意象。这个过程中，弗洛伊德的理论为达利建立和完善自身艺术风格起了关键作用。

关键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潜意识催眠

达利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他的艺术风格是以古典主义描绘现代题材为典型形式，而其中最重要，也是最经典的部分，是以反映潜意识产生的幻象为主题。也就是说达利侧重表现主观世界的意象。他的艺术实践对现代派绘画意义非凡，而且终其一生地探索超现实主义绘画对主观世界的把握。其特异独行的艺术，为本世纪的画坛增添了许多灿烂的光辉。本文旨在就达利深受弗洛伊德思想影响这一点做出粗浅分析，就教于方家。

一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 [1] （P19）创立于1896年，至今仍是心理学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该理论从不同层面触动了传统伦理和道德，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这里我们先探索弗洛伊德在艺术上的主要贡献，大体上有以下几点：一是弗洛伊德认为，艺术的本质是作者的幻想与梦，幻想和梦往往反映着潜意识，因此，艺术作品都是艺术家表现潜意识的产物。文学上的意识流，美术上的超现实主义等现代艺术思潮都是受此影响；二是弗洛伊德强调里比多（性驱力）的作用，其实是认为性本能是推动艺术创作的原动力，它的升华，是创造、繁荣人类社会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这使一直被社会道德压制的性意识浮出了水面，成了西方“性解放”的理论基础；三是弗洛伊德认为艺术活动是被压抑的潜意识的宣泄方式。他认为人类的各种本能，以及这种本能所产生的欲望，被风俗习惯和道德压抑到意识阈限以下，成为了潜意识。他在《达·芬奇》一书中，极力论证达·芬奇的天才表现和艺术活动都是来源于“恋母情结”，以论证人类一切为了让文明与文化更加丰富的努力，诸如科学和艺术创造活动，都是潜意识为了摆脱压抑，使本能欲望得到升华的手段。

弗洛伊德学说注重对人内心世界的解析，正契合了当时欧洲艺术的趋势，也就是在达利形成这种艺术风格的时期，当时的欧洲艺术正走到了一个转折点，艺术的客观写实规律如透视、光学原理、解剖学等等已被艺术家们基本掌握了，写实艺术在技术方面已经没有多少突破的可能，照相机的出现更是冲击了艺术的这种功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寻求继续突破，19世纪末，欧洲的艺术界出现了对主观世界开始探索和内省的趋势，企图通过表现人类的精神世界找到前进的道路。因此出现了所谓的现代派美术，艺术被看成“自我”灵感的表现，客观事物是偶然的、虚伪的、荒诞的，只有“自我”内心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因此在美术、音乐、文学、电影等各个艺术领域，弗洛伊德理论都大行其道，直接影响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方向。艺术家的关注点，从客观现实转向了人类的内心世界，达利独特的艺术风格正是在这种趋势下形成的。

但是，真正要表现人类内心世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韩非子曾经讲了个“犬马最难”，“鬼魅最易”的寓言，生动地说明了主观想象具有很大随意性。体验和表现疯狂以及反映潜意识产生的幻象是达利表现他对主观世界的关注。而这些关注并不是无本之木，是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的。20世纪20年代末期，有两件事情促使达利的画风日臻成熟。一是他接触了弗洛伊德的关于性爱和潜意识意象的重要著作，二是他结交了一群才华横溢的巴黎超现实主义者。这群艺术家努力证明人的潜意识，是超乎理性之上的“更为重大的现实”。其实这两件事说的是同一个问题，就是达利开始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运用在对主观世界的探索和艺术表现上。

达利并不是一个把随便什么理论都奉为圭臬的人，他读了大量哲学书籍，包括伏尔泰、康德、笛卡儿、斯宾诺莎、柏拉图、尼采等人的作品，对这些大师的思想，达利用审视的、

批判性的眼光分析和判断，譬如他对尼采的“上帝死了”的说法就深感气恼，他说“我还没来得及习惯上帝根本不存在的思想，却有人请我去参加上帝的葬礼”。［2］（P89）而弗洛伊德学说却在一开始就征服了达利，在描述自己刚刚读完《梦的解析》时的感受时，他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从此，我不知疲倦的解析自我，不仅是梦，还有我所发生的一切，其中包括纯粹的偶然事件。”[2](P112)从此以后，在达利的艺术创作上，解析梦和生活偶然事件这类精神分析的方法，使他发现了一个艺术可以表现的新的领域——人类的精神世界，彻底改变了他的创作观念。在把梦境的主观世界变成客观而令人激动的形象方面，达利对超现实主义，对二十世纪的艺术作出了严肃而认真的贡献。

二

艺术不是客观自然的摹仿，而是内在精神的形式表现，所有的形式和色彩都是表现生命的“内在需求”。其实表现主观世界并不是达利的独创，当时的欧洲艺术家们在东方艺术、非洲艺术的启发下，在艺术上开始竞相表现主观感受，出现了立体主义、形而上主义、达达主义等一些现代艺术潮流。这种趋势发展到后来，出现了波洛克、行为艺术之类的情况，这种艺术和涂鸦、精神病，甚至和生活本身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模糊，如此照此发展下去，艺术很可能会陷入虚无的境地。

正是基于创造一个内在的主观世界，达利选择了一种有实证基础的心理学理论——弗洛伊德学说，来指导他对主观世界的反省。即使对弗洛伊德的思想，达利也不是照单全收，而是有选择地运用了其中一些观念，包括潜意识、本我、自我和超我、偏执狂、梦的解析、幻觉、里比多（性驱力）、死亡本能等等，这些观念触动了人类内心隐秘的世界，因此也是艺术上最具突破价值的部分。这些观念在后来大大激发了达利的创作灵感，在达利的画作中，充满着似是而非的极端主义细节刻画、潜意识流的幻觉境界，以及与性、死亡、梦境和变态心理有关的描绘主题。他还几次以米勒的《晚钟》为题进行再创作，并把其中那位男子放在下腹部的手解释为正在压抑性冲动。达利在创作过程中，极力追求对这类观念的体验：“我的审美爱好连同艺术趣味一起，全被抛在一边……只有本能、自然冲动与享受。”[3](P68)从这段话，可见达利企图放弃既有概念，完全追求本能的愿望，下面的自述，可以说明他是如何达到目的的：“我接连几天坐在画架前面，凝视画面，象伏击者一样捕捉期待已久的幽灵，它是我想象所产生的。有时，我仿佛看见我想引入画面的那些形象。这时我就抓住最本质的东西，画呀，画呀，投入全身心去画。有时我连坐几个小时一无所获，可是我依然准备冲锋，我的脑袋就会粉碎又一个想象的牺牲品，……有时我扑上去追赶猎物，直到筋疲力尽。”[3](P134)对于梦境以及潜意识，达利似乎有一种近乎痴迷的执着和狂热，他与同他齐名的同时代艺术家毕加索和马斯蒂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偏执并且强调直觉性与梦幻的相互关联，极力展示人的梦境中所能组合的一切。为此，他还研究自我催眠使自己达到所追求的梦境状态。他还用这段描述来对比自我催眠的一些具体方法，如烛光法：将屋内其他光线挡住，点燃蜡烛，距离自己约两米，双眼凝视它，同时暗示自己：“我很安静，我很快就会进入催眠状态。”很显然，自我催眠的具体方法和达利在创作中使用的方法颇为类似，都是用对某个目标集中注意力，以加强意想的方法来进行暗示。在这种状况下，达利的行为产生的效果实际上类似于自我催眠。

催眠是精神分析学说解析梦和幻觉所使用的重要方法，弗洛伊德借此帮助患者将梦中形象的潜意识显现，平时它处在保护性意识（包括道德、思想、观念）压抑下，在清醒的情况下，可能完全不能被患者本人意识到，甚至在梦中，也往往以被修改过的形式表现出来。当人陷入催眠状态，就有可能诱导潜意识脱离了束缚显现出来。进入催眠的人有时可以感受到幻觉，例如一个朋友突然出现，或面前的某个物体突然消失。除了依靠催眠师的帮助，有时也可自我催眠，就是由本人发挥自己潜意识的方法。希望从催眠中获得新鲜意识经验的人是

最容易受催眠暗示的人，达利正是如此，他追求潜意识的艺术形象的愿望，使他实际上进行了自我催眠。

事实上，自我催眠并不是什么罕见的创作方法，以前也有很多艺术家在无意中运用过，例如有些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对外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完全专注于作品中，其实也有类似催眠的效果。达利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是在精神分析观念指导下这么做的，他早期代表作品《血比蜜甜》就是达利对自身感情的压抑做了精神分析之后创作的。为此他有意识诱导潜意识的浮现，因而出现类似催眠的状态，可以认为是对心理学具体方法在艺术创作中的运用。除此之外，他还运用其他的精神分析的具体方法如自由联想，这些对他的创作也有很大的影响。

三

我们也知道精神分析在医疗上有很多作用，比如使心理疾病患者的病情缓解，治疗失眠等。但达利使用这种理论的动机，与一般的医学目的有很大区别，他不是让精神正常，而是企图体验精神上隐秘的世界，感知潜意识的存在形式，为此刻意追求不正常反应，将其视为潜意识的表现形式，他说：“我对自己任何心理的非正常反应都感到异乎寻常的高兴，我甚至有意识的唤起他们。每天我都往疯狂之火里扔进一抱枯枝，让他越烧越旺”。[3](P142)这些创作中的心理体验，可以认为是模拟精神病态的一种形式。按照弗洛伊德理论，精神病起因于本我和自我之间的冲突，本我的原始冲动不能从现实中的自我获得满足，使个体由自我退化到本我。因此，达利模拟精神病态是试图释放被道德、禁忌压抑到潜意识中的本我，感受隐秘的原始欲望，希望由此打开通向主观世界的大门。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具体方法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就有可能使意识和潜意识的解离加剧，严重时甚至诱发精神分裂。例如自我催眠，一些邪教组织成员会做出极端疯狂的行为，就是由于在长期的宗教暗示下，导致这些人的精神严重扭曲。达利的理性，正表现在他极力体验非正常心理状态的同时，努力和真正的精神病态保持距离，在前一段下面，他继续写到：“可是当我发现这很危险，这疯狂积聚力量最后将会扭曲我的生活并且毒害我呼吸的空气时，我狠狠踢了这混蛋一脚，并且开始了十字军远征：我必须夺得我的生活空间，不到一年时间，我就改换了我自己过去的口号：’从非理性事物到非理性’，在我的盾牌上写明了另一个真正天主教的口号：’战胜非理性！’因为此时，我奉为神明的非理性已经被贬的一文不值。”[2](P163)

这清楚的表明，达利对精神世界的认识不再仅仅停留在被动状态。此时，他作品中奇异、怪诞的艺术形象，和真正意义上的潜意识或无意识有了区别，所体验的非正常既是有意识的唤起，也是有意识控制，可以说是主观世界的理性内省。在这个过程中所表现的疯狂，是理性的主动选择，这使达利用模拟精神病态方法进行艺术创作，受到清醒的控制，不至于陷入完全混乱的精神困境，即所谓“非理性的征服”。由于有了这个认识，达利开始把他的想法，逐渐变成了具有个性特征的艺术理论。

和其他一些超现实主义画家一样，达利追求由妄想狂诱发的荒谬形象。但他注重的形象是“超现实主义的物品应当是绝对无用的，并且从实用的观点看，是绝对荒谬的，它以最大的可触知性体现着发狂个性的精神奇想”。显而易见，达利比其他人更能认识到所谓的“超现实”，是完全不同于日常经验的主观感受。他是将日常的普通物像通过并列、扭曲或者变形的方式，幻化出一个怪诞、疯狂的新形象。但普通形象不会自己就变成达利所需要的艺术形象，所以他还需要设法让这些形象从梦和幻觉中走出来，因此他提出了“迷乱系统化”体系，他把这种体系称为“偏执狂的吹毛求疵”，并且做了如下的说明“偏执狂的吹毛求疵是一种非理性的本能方法，他建立在批判的、系统化的客观现实基础上，是对精神错乱现象的联想和解释的现实。”[3](P105)

从这个解释可以看出，达利显然认为在艺术创作中对主观世界的把握，不应仅仅依靠无意识冲动，而应建立在“批判”和“系统化”基础上，其实这是一种理性的思考。为从潜意识心灵中产生意象，他将自己诱发幻觉的方法称为“偏执狂的临界状态”暗含再多向前一步，

就是真正的偏执狂的意思。达利掌握住了“临界”的分寸，针对某些主题或者是某个形象，既激发精神上的异常，产生幻觉，又不让自己陷入失控的境地，在艺术上探索人类内心世界可能达到的极限。

他在艺术上的这种探索充分反映在其作品中，比如在《时间的永恒》这幅画里，平静得可怕的风景衬托着一只柔软弯曲、正在熔化的表，达利曾叙述过这幅画的创作过程“我站起来，走进画室，依照我的习惯最后看一眼我的作品。我正在画的这幅画前景上，是利加特港周围的一处风景，它那些岩礁仿佛被黄昏的透明光线照亮了，我勾勒出一棵截断的无叶橄榄树。这处风景应当作为某种观念的背景，可这是什么观念呢？我需要一个惊人的形象，但我还没找到它呐。我熄了灯，走出画室，这时我完全“看到了”解决的办法：两只软表，其中一只悲哀地挂在橄榄树枝上”。[3](P175)这幅画的创作方法，与以前就有了差别，不是一味追求潜意识和本能，而是为某种尚不明确的潜在思想寻求一个具体形象，在具体方法上还是寻求幻觉这样的非理性状态，但此时的非理性受到了理性的控制，形成一种精神病的临界状态，不会完全陷入狂乱中，顺利地将潜意识表现为艺术形象。可见，软表的创作过程实践了“非理性的征服”这个理论。

在艺术创作中达利对主观世界的认识轨迹逐渐明确，他对精神世界的把握不再仅仅停留在被动状态，而是主观世界的理性内省，到建立“迷乱系统化”的理论为止，弗洛伊德理论对达利艺术创作形成了独立的个人体系起到了重大作用，显现了心理学在艺术家创作方法中有着指导性的作用。

注释：

[1]陈中永．现代心理学［M］内蒙古：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

[2] [西]萨尔瓦多·达利. 达利自传［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7

[3] [西]萨尔瓦多·达利著，陈苍多译．一个天才的日记［M］台湾新雨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