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围城中的男权意识

论《围城》中的男权意识
曹晶晶
(巢湖学院中文系，安徽巢湖 238000)
摘要：钱钟书乃是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大学者，他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围城》，竟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一笔。

然而整篇小说男权意识的烙印无疑太深，对女性意识的诋毁，充斥全篇。

作为一本男性作家以男性为主人公的小说，《围城》的男权意识是显而易见的，小说中作者通过叙述人的口吻和方鸿渐的眼光,对与方鸿渐有关的女性的外表、性格、心理作了大量的歪曲和变形的刻画，时而含蓄时而明显地嘲讽和贬损女性,从中显现出男性作家典型的男权意识，《围城》在女性观念上呈现出某种滞后性和保守性。

本文将从作者在小说中男权意识的表现分析，探讨小说中的男权意识。

进而深入分析形成这一男权意识中心的原因。

关键词：《围城》；男权意识；女性偏见
On the male chauvinism in Besieged City
Cao Jingjing
(Chaohu College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 Chaohu Anhui 238000 ) Abstract：Qian zhongshu has a though knowledge of both wester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 is also well versed in both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 His only one novel The Besieged City has a very important statu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ut in the whole novel, the male chauvinism is very deep without a doubt. As a novel by the man written and describe the man, the male chauvinism in The Besieged City is obviously. Through the relater and Fang hongjian’s angle, the women near by Fang hongjian are writed to contorted and become deformed on outside, character and mental. The novel sometimes demote the woman connotation, and sometimes obvious, to appear the typical male chauvinism of male writer. The Besieged City has historical lag and conservatism in the women’s rights. This thesis will analyze the details of male chauvinism in the novel, and try to investigate the reason of the male chauvinism form.
Keywords: The Besieged City; male chauvinism; prejudice against feminine
前言
杨绛所言《围城》的主要内涵是：“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这已广为流传。

《围城》高超的讽刺幽默手法、大量的奇语妙喻、深刻的心理刻划也早已被世人津津乐道。

本文试图避开对文本题材、主题与艺术表现手法的传统分析，而从女权主义角度、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侧面对《围城》中女性知识分子角色受男权压抑的解读，探究作者关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女性
解放问题的思索。

文本中的男人面临着婚姻、职业、人生的围城，作者将男人的城进行叙述，表现他们的苦闷和无奈。

对于同样处在围城中的女性，作者少有对她们悲凉生存境地的思索，甚至于反而将所有的责任推在女性的身上，将女性描写成独立不起的藤蔓，必须缠在男人这棵树上求生存。

若这棵树得不到阳光的普照，必是这根藤蔓的纠缠令它窒息的。

女人不但丧失了生存的空间，甚至成了红颜祸水。

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不理性的审视，将女人推向人生的悬崖。

没有人来救这些女人，自救的权利也被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所剥夺。

男性占据着统治的权威，女性没有话语权，男性只允许女性以不真实的理想状态而存在。

而对真真切切的女人缺乏人文关怀。

像苏文纨、孙柔嘉这样的知识女性尚且没有独立的生存空间，她们被压抑，被排斥，被次要化。

她们的心理需要，人生苦闷在文本中没有任何宣泄与表达，有的只是刻薄的嘲讽。

这种男权中心的原因是深层的，是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积淀，时代背景的局限与作者本身的思想意识的融合，以及女性自身的不觉悟。

一、《围城》的男权意识在小说中的表现
站在女性视角的位置去读《围城》，内心无疑是伤痛的，这是一本完全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小说，在这里女人不能以一棵树的形态独立的存在，女人是藤蔓，只能依附于男人。

然而就是这些藤蔓，钱老也无意去表现她的美好。

《围城》中充斥的不是“丑女”，就是“恶女”。

作为一本知识分子的小说，它确实做到了知识分子阶层对自我的一种剖析，对生命的一种反省，这种反思与打量是深刻的、卓越的。

然而对于小说中的一批知识分子女性形象，作者的这种打量无疑是带着一种不公正的心理，甚至可以说这种打量有点刻薄，却没有深入到本质。

作者没有真正的去关心这些“为难着的”女子。

这些都是由于小说强大的男权中心的压迫，一切都从男人出发。

男人的意识，男人的思想。

（一）在人物关系及情节上的表现
仅仅在开篇中出场的鲍小姐，作者虽然着墨不多，但是对她的打量都是肉欲式的，讽刺她为“赤裸裸的真理”。

方鸿渐不是不知道她有未婚夫，然后却自愿与其暧昧，在这一场欲望的漩涡中，两人皆有错，然后在作者的审视中，方鸿渐成了受害者，仿佛是鲍小姐鱼肉了他。

在知晓鲍小姐有未婚夫的情况下，方鸿渐的这种纵容的行为，明显也是带着玩弄的意图。

在鲍小姐上岸后，作者大段的方鸿渐内心独白，将其伪饰成情感的受害者。

并借助方鸿渐之口，发出一句作者以为“古老得长白胡子、陈腐得发霉的话”——“女人是最可怕的”。

这是太过明显的替男性在男女关系中的责任推脱。

从方鸿渐的表现，似乎这“可怕的女人”并没有给他太长时间的纠结，鲍小姐不过刚下船，在回身看见装扮得袅袅婷婷的苏小姐，说道“要奉陪你，就怕没福气呀，没资格啊”。

这句赤裸裸的调情的话，作者却为其开脱道，“不知道什么鬼指使自己说的”。

倪文尖在《女人‘围’的城与围女人的‘城’——〈围城〉拆解一种》中对此分析说：“虽然叙述者在此加了按语‘不知道甚么鬼指使’，但有一点终算客观：即是有‘鬼’，这‘鬼’也在方鸿渐自己内心！……甚至，换个角度解读，点明‘鬼指使’又有为男性主人公进一步推脱的嫌疑，因为从意识层面降到无意识层面，一般来说总能减轻个人作为主体应负的责任。

”[1](P476)这种对男性的偏袒正是这样渗透在整篇文本。

在后来男主角方鸿渐和苏文纨若即若离的两性关系中，作者又把全部的责任都推给了作为女性的苏文纨。

从苏小姐一出场，“那个带太阳眼镜、身上摊本小说的女人，衣服极斯文讲究。

皮肤在东方人里要算得白，可惜这白色不顶新鲜，带些干滞。

她去掉了黑眼镜，眉清目秀，只是嘴唇嫌薄，擦了口红还不够丰厚。

假使她从帆布躺椅上站起来，会见得身段消瘦，也许轮廓的线条太硬，像方头钢笔划成的。

”这苏小姐明明就是个美人，作者却一出场就不带任何好感，硬生生将美人的形象割裂了。

苏小姐有赵辛楣那样优秀的男人爱慕，可见这个苏小姐也是个魅力女人，可作者偏偏将自己的男性话语强压在人物上，仿佛这人物合不了这只带着性别倾向的眼睛，就不能客观的存在。

苏文纨才貌俱佳,在现代社会，也可以算得上是个优质女性，她自诩清高,孤芳自赏,落落寡合,她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十分名贵, 不肯随便施与,但当她发现没有人敢来高攀时, 又觉得“崇高的孤独”, 所以当她了解了方鸿渐的家世后, 便有意给他亲近的机会。

方鸿渐自始至终没有对苏小姐的雾里看花的情谊给过正面回应，他一直半推半就。

“自己答应过去看她，何妨去一次呢？明知也许从此多事，可是实在生活太无聊，现成的女朋友太缺乏了！好比睡不着的人，顾不得安眠药的害处，先要图眼前的舒服。

”方鸿渐自知自己的举动可能给苏文纨带来不必要的误会，他对事态的结果有预见性，“明知也许从此多事”，也要借着安眠药解眼下“失眠”之症。

可见这明明是方鸿渐在寂寞生事。

如若不是半路杀出个唐晓芙，兴许方鸿渐这个没有主见的“多余人”就会和苏文纨成好事。

方鸿渐对苏文纨不乏恭维奉承的话，“你那时候也红得很，可是你自有那一种高贵的气派，我们只敢远远的仰慕着你。

我真梦想不到今天会和你这样熟”。

试想，这是怎样的一段话，你若真心嫌恶苏小姐，何必说这番貌似爱慕者的话。

在苏小姐说下“有时候我真不应该对你这样好”的话后，看见苏小姐搁在沙发边上的手，方鸿渐竟然“便伸手拍她的手背”。

这是明显的暗示。

苏小姐既知把手缩回，你方鸿渐却不知以礼相待。

难道是方鸿渐不知这碰手可
能引起的误会呢？当然不是，方鸿渐不但知道，还很明确这一暗示的意义，于是很严重的梗在心头，“那时候不该碰苏小姐的手，应该假装不懂她的言外之意的”。

看来，这言外之意，方鸿渐全是懂的。

他默许了苏小姐在心中暗生的情愫。

直至月圆之夜，那个半推半就的吻，让方鸿渐这暧昧的游戏玩不下去了。

一个吻把一切不明确的情愫指定了，你吻了苏文纨，这是你要爱她的铁证，方鸿渐方要鼓起勇气结束这一开始就是他预见到的故事情节。

他要告诉苏文纨尽管有了这要爱她的铁证，自己也不能爱她，自己爱上了另一个女人。

这时，是女人都会歇斯底里，苏小姐只是骂了句，“你——你这个混蛋！”这一句混蛋，实在是骂轻了。

你爱唐晓芙，是你的自由，可是“明知可能多事”，却不加任何阻止，仍给苏小姐那么多自己懂得寓意的暗示，就是你的不对了。

然后作者，仍把这场感情纠葛的矛头指向了苏文纨，仿佛是苏文纨引诱了方鸿渐，引诱不得，恼羞成怒。

这简直才是歇斯底里的男权主义，所有的话语权都掌握在男人手里，女人仿佛不该有爱，只能像唐小姐那样等着被爱。

一切不成立的爱情都是女人的过。

连唐方恋爱不成也要怪罪到苏文纨的头上。

苏文纨跟唐小姐说了方鸿渐与鲍小姐在船上一事，没有丝毫虚构成分。

方鸿渐的学位也的确是假的，苏文纨说的也是事实。

苏文纨不过陈述了方鸿渐确实做过的实事。

方鸿渐本该自知理亏，作者却将方鸿渐描述成一个让人怜悯的失意人。

方鸿渐确实是在船上让鲍小姐不费吹灰之力就勾引到的啊。

唐小姐需要的是“要占领他整个生命的男人，他在碰到我以前，没有过去，留着空白等我。

”方鸿渐确实不是“空白”的男人。

苏小姐承受着这失恋的打击，作者没有任何的安抚，却回避苏小姐所受的伤害，放大方鸿渐的失意。

站在苏文纨的角度，这个女人何尝不在这一时刻承受着更多更大的伤害，作者没有给予任何关怀，相反的，却给人物形象抹黑，这种男权话语中心的倾向实在太赤裸裸。

这种赤裸裸的男权话语中心同样表现在方鸿渐和孙柔嘉的爱情婚姻中。

同样，这位孙小姐的出场也好不到哪去。

也许只有像唐晓芙这种以男性理想模拟出来的女性才有资格出场便先声夺人。

其他的不符合男权中心理想的女性，一律不会被客观的对待。

当然唐晓芙也没有被客观的对待，唐晓芙的一把男朋友，作者也没有作任何考究，男人们是不愿意相信唐晓芙有一把男朋友的，这会毁了他们的理想。

唐晓芙被这男性话语的磁场生动的美化了。

相较于苏文纨的钢笔划出来的硬线条，孙柔嘉则“两眼分得太开，使她常常着惊异的表情”。

孙小姐还没做什么，连赵辛楣也要说，“我带她来，上了大当——孙小姐就像那条鲸鱼，张开了口，你这糊涂虫就像送上门去的那条船”。

这故事刚开始，孙小姐才“惊异”登场，就要给她冠上这“鲸鱼”的名号，未免太不公。

一个初出家门的女孩子，作者
不曾关怀过她的内心，却硬生生冠以这样的称号。

方赵二人的谈话被同在甲板上的孙小姐无意听见，难道就不可原谅了？方鸿渐胡编个船差点嵌在鲸鱼的牙齿缝里，孙柔嘉不过配合着做了个惊异的表情，难道就不可理喻了？不过是刚相识的同事，非得要孙小姐说个鲸鱼的牙齿缝里绝不可能嵌个船，这孙小姐才不“叼”？一开始，作者已经铺上了男权主义的路，女性的意识不可能起作用，仿佛这个世界就男人说了算了。

经过去三闾大学一路上的奔波，除却李梅亭、顾而谦这两个实在不堪入目的男人和“叔叔”赵辛楣，只剩下方鸿渐了，对这个看似还斯文儒雅的男子产生一点倾慕之心也是人之常情。

何况在去三闾大学的路上，方鸿渐何尝不也有片刻的冲动，“沿床里到桌子前，不由自主望望孙小姐，只见睡眠把她的脸洗涤的明净滋润，一堆散发不知怎样会覆在她脸上，使她脸添了放任的媚姿，鼻尖上的发梢跟着鼻息起伏，看得代她脸痒，恨不能伸手替她掠好。

灯光里她睫毛仿佛微动，鸿渐一跳，想也许自己眼错，又似乎她突然呼吸短促，再一看，她睡着不动的脸像在泛红。

慌忙吹灭了灯，溜回竹榻，倒惶恐了半天。

”倘使这不由自主望望的是孙小姐，一定又会给孙小姐冠上勾引的罪名。

方鸿渐这一番不由自主就可以得到理解。

这孙小姐的睫毛微动，若是她察觉到了方鸿渐这一刻的不由自主，难道这不应该是方鸿渐的一种喜爱的流露吗？一个被男人不由自主注视的女孩，心里埋下了爱的种子，又是怎样正常合理的一件事。

但是，这种正常合理的事在以男权话语为中心的叙述里，是不被允许的，是要被隔离的，是要被鞭笞的。

似乎女人就不该先有爱，更不该有追爱的想法。

女人只该是被男人爱，被男人追的对象。

女人被男权压迫的丧失了自我，女人是一根藤蔓，只能缠着男人这棵树，以一种附属的形态存在。

三闾大学的一段，也被视为是孙柔嘉的步步为营，工于心计，仿佛这方鸿渐真是被孙柔嘉骗到手的。

在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女人追逐爱是被否定的，孙柔嘉不敢去抗拒这张父系社会的大网。

在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女人的最终归宿必须要是男人，没有男人这棵树，女人这根藤是立不起来的，是没有生存空间的。

这是怎样矛盾的一种心境啊，女人需要男人这棵树求生存，却被禁止去寻求这棵树。

所以男权不允许女人求生存。

女人能否生存是被决定的。

可怜的像孙柔嘉这样的知识女性尚且如此，更不要说那些身处底层的劳动女性，又是怎样的悲惨。

在家庭并不受重视的孙柔嘉，她渴求有个男人能保护她、爱她，给她一个家，一个归属，一个生存空间。

如此正常合理的需求本应正大光明的表达出来，然而在男权社会，这是不可能的，孙柔嘉所谓的计策为何得以实现，正是方鸿渐这棵多情的树所应允的，自己尚未爱上苏小姐，又不愿她和陆子潇好。

男权社会，男人不给女人追求幸福的权利，甚至误了她们的幸福。

不能好好爱这个女人，就不要和她在一起，
方鸿渐显然不会有这样的觉悟。

是方鸿渐的不觉悟导致了这场婚姻的悲剧。

男权社会，女人们都想“进城”，从不敢想“出城”。

所谓的围城，是男人们的围城，与女人无关。

女人们遭遇的是一场精神的阉割。

（二）在人物命运上的表现
在作者的打量下，浑身充满肉欲的鲍小姐，最终还是扑向“半秃顶，戴大眼镜的黑胖子”的怀里，显然在文本中鲍小姐对这个黑胖子毫无爱意可言，爱的只是他的金钱，作者让一个女性在金钱物质上屈服，让一个女人终日活在无爱的婚姻里。

这样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这样的婚姻是人间的炼狱。

一个鲜活的女人从此就要屈服在金钱的桎梏下，过着无爱的婚姻生活。

对于苏文纨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

在与方鸿渐恋爱失败，尽然匆匆的嫁给了“四喜丸子”曹元朗。

美丽高傲的苏小姐，真的就这么快复元了吗？对于苏文纨内心的伤痕与痛楚，作者都忽略了。

似乎只有方鸿渐有失恋的权利，方鸿渐可以在几日内有大段的与唐晓芙的情感纠葛的内心独白，而苏小姐似乎是金刚铁臂之身，很快就欢欢喜喜的嫁与曹元朗。

这样的婚姻对苏文纨来说，不可能是幸福的。

从三闾大学回上海的路上途径香港的相遇，女诗人苏文纨尽也尽也像李梅亭这种人一样带起了私货。

曾经不把赵辛楣放在眼里的苏文纨，尽然也“可笑了起来”。

辛楣脸红道：“她知道我在重庆，每次来总找我。

她现在对我只有比她结婚以前对我好。

”。

“方才我送她出门，她说她那儿还保存我许多信——那些信我全忘了。

上面不知道胡写些什么——她说她下个月到重庆来，要把信带还我。

可是，她又不肯把信全数还给我，她说信上有一部分的话，她现在还可以接受。

她要当我的面，一封一封的检，挑她现在不能接受的信还给我。

你说可笑不可笑？”。

在赵辛楣的心里，苏文纨已经成了可笑的了。

也确实可笑。

可想而知，苏文纨现在过得怎么样。

曾经高傲美丽的苏文纨如果现在过得但凡如意的话，她断不会把姿态放得这么低，从她对方鸿渐夫妇的态度上，依然可以看得出她仍是一个高傲的女人。

如今，这种高傲已经显得不合时宜。

作为一个已婚的女博士，她带起了私货，同曾经对她爱慕的赵辛楣话起了旧情，这无不充斥着一种凄凉之感。

命运多么会戏弄女人，曾经视苏文纨为心中女神的赵辛楣尽也把她看成是可笑的了。

最终和方鸿渐走入围城的孙柔嘉的命运更是凄凉。

能算得上是现代社会女白领女金领先锋的孙柔嘉，其实是个很合适结婚的女人。

努力上进，关心丈夫，在经济上还能替丈夫分担。

然而这些都并未给孙柔嘉带来好的命运。

同方鸿渐结婚，本身就是一场悲剧。

方鸿渐从头至尾就是个毫无用处的“多余人”，而且这个“多余人”并不爱她。

和一个不爱自
己又毫无用处的男人步入围城，一切的悲剧都已注定，无力更改。

丈夫无法融入自己的家庭，孙柔嘉自己也得不到方鸿渐家庭的认可，和方鸿渐之间也是摩擦不断。

作者极力表现方鸿渐的痛楚与无奈，却选择无视更加受伤害的孙柔嘉。

方鸿渐在围城中麻木地“死去了”。

“爱唐晓芙的方鸿渐死了，怕苏文纨，给鲍小姐诱惑的许多自己，一个个全死了。

”可怜的孙柔嘉，就这样和一个不爱自己已经“死去”的多余人纠结在这无爱的围城中。

方鸿渐大可以一走了之，说不定哪一天又活了过来，而孙柔嘉呢，身为一个弱女子，处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她已经断断没有活过来的可能了，在这场婚姻，真正的完完全全死去的是孙柔嘉，一个不被爱的女人，悲哀地兜兜转转，原来原点和终点是同一个地方，悲剧早已被写入剧本。

你唱的这出注定是不幸的戏。

二、《围城》的男权意识形成的原因
（一）传统文化的长期辐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改变，父系社会就此诞生了，随之诞生的就是男权社会，一切社会活动以男性为中心。

女性的社会地位开始逐渐下降，直到沦为男性的附庸。

在社会生活中,男权意识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男性对待女性的态度,德国哲学家尼采曾经这样粗暴地评价女性:“女人有太多的理由感到羞耻,女人暗中是那么爱卖弄学问,那么浅薄,那么爱摆小学校长的架子,那么气量狭小而又自以为是,那么放纵和轻率。

只要仔细看一看女人对孩子的一言一行,便一目了然! 实际上,这一切迄今只是由于惧怕男人才得到了最好的抑制和控制, 假如任凭‘女人身上永远令人生厌的东西’——简直太多了——肆意而为,那会变成什么样子! ”[2](P176)哲学家往往决定着上层思想，甚而影响上层建筑。

哲学一度以来拒绝女性，声称哲学是男人的东西。

男性哲学家的这种对女性赤裸裸的嘲弄，极其浓重的男权主义偏见。

否定了女性的地位。

男性作家的男权意识总是在其作品中有意无意的影响着其对女性人物的塑造与描写，“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男权意识充斥在众多的男性作家文本中。

《围城》同样没有走出这个男权意识的怪圈。

这正是这种长期文化辐射的结果。

我国古代的《诗经》中也曾描写到：“乃生男子,载弄之璋。

乃生女子,载弄之瓦。

”男女从出生时便被定义为“璋”“瓦”之别，可看出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同。

[3](P15)从刚出生就被打上了“璋”“瓦”的烙印，男为贵“璋”，女为贱“瓦”。

从一出生下来，男女的不平等就已经注定了，女人不可能获得与男人同等的地位与权力。

在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
“男尊女卑”的思想同中华的文明一样悠久。

社会对于女性不抱任何期望。

荣耀是属于男人的。

花木兰只有女扮男装才能实现替父从军的愿望。

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下。

封建礼教残害妇女的身心。

宋朝的“存天理，灭人欲”，在程朱理学的宣扬下，禁止妇女再嫁，甚至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4]到了明清时代，对于女性的压迫到了极其残酷的程度，剥夺了女性的生活和婚恋自由。

《大明律》中还首次明确规定了：“若命妇夫亡，再嫁者，罪亦如之，追夺并离异。

”[5]
几千年的儒家传统文化始终压迫着女性，女性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自由的思想。

这种强大的压迫像张网，洒在这些充满血泪的女性身上。

（二）《围城》的年代背景以及作者本身的思想意识
在20世纪初的中国，虽然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封建残留思想仍旧深入人心，哪怕是钱钟书先生这样出国留学的人也不例外，钱钟书先生出生书香世家，父亲亦是国学大师，先生从小就耳濡目染，开始系统学习中国古典文化，这是先生一生博学的开始，也是先生接触封建思想的开始。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男权主义仍旧是统治世界的思想，男权主义思想是人们抹不去的时代局限，所以说，《围城》中出现的男权思想，是有一定时代局限性的。

钱钟书先生是中国当代首屈一指的文学家，因为才高八斗，所以他也颇自负自诩，相当的“狂”。

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说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狂人”之一，“钱锺书的狂，狂在才气，狂得汪洋恣肆，颇类古代庄生。

他的堂弟曾说过，钱钟书少年时就狂得惊人，从小就不愿说赞扬别人的话，倒批评、挖苦、调侃过不少人，说话既刻薄，又俏皮，这脾气一直未改，这些被他批评的人中有的是他的同学友人，有的还是他的师长、前辈，像朱自清、周作人、冯友兰、赵万里、吴宓，甚至还包括他的父亲钱基博在内。

”
[6](P116)上大学时他就敢挑剔博学的父亲的学问，断定父亲的学问“还不完备”。

大学快毕业时，清华挽留他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他曾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其狂如此!他架子相当大，不愿拜访别人，更不拜访名人，他曾引杜于皇的话说：“即使司马迁、韩愈住隔壁，也恕不奉访!”无怪乎当年他父亲写信命他拜访章士钊，他也懒得理会，无动于衷，后来看到章氏《柳文载要》，他还为当年没有遵父命而感到庆幸呢!由此可见，钱钟书先生本人在生活中就是一个非常大男子主义的人，他学富五车，学贯中西，但是同时他又恃才傲物，不愿与他人有过多接触，他甚至拒绝过江青邀请其去参加的国宴；在文革中先生也曾为维护妻子与人打架。

如此我们可见先生的率真与坚持的同时，也不难发现先生身上的男权主义的影子，而先生一贯的风格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