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国藩外交思想的历史影响

收稿日期:2007-11-07

作者简介:杨慧婷(1984-),女,河南衡阳人,湘潭大学硕士研究生

。

第20卷第1期2008年2月沈阳大学学报

J OURNAL OF SHEN YAN G UN IV ERSIT Y Vol 120,No.1Feb.2008

文章编号:100829225(2008)0120096203

论曾国藩外交思想的历史影响

杨慧婷,汪　翱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湘潭　411105)

摘 要:阐述了曾国藩外交思想的核心观点是“羁縻驭夷”,指出曾国藩外交思想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

有深远影响。关　键　词:曾国藩;外交思想;历史影响中图分类号:D 829 文献标识码:A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双重危机:一方面,西方列强接踵而至,不断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安全;另一方面,国内民众饱受压迫,接连发动武装起义来反抗清廷的腐朽统治。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的战败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使国内外危机越发严重。身处这种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局,为处理好中国同强敌之间的关系,曾国藩等人开始积极寻求顺应时局的外交策略。受经世传统和西学潮流的影响,曾国藩巧妙地将二者结合起来,以维护清廷统治为目标,提出了“师夷智”的口号,并开始了“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在兴办洋务和办理外交的过程中,曾国藩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外交思想,对晚清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曾国藩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

曾国藩外交思想的核心观点是“羁縻驭夷”,他曾说:“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

言。”[1]

所谓“羁縻”,是指面对列强,要权且笼络、

谨慎应付,尽量与之维持友好关系、营造一个和平环境,争取时间以图自强,最终达到强国御侮的目的。具体而言,其内容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1.待夷诚信,善全和局

在总结鸦片战争以后中外交涉的得失时,曾国藩指出:“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廷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之外患渐深,不可收

拾。”[2]因此,曾国藩审时度势,将“信”字放在第

一位,作为办理外交的基本准则,以免招致列强更多的挑衅侵略。他说:“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

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从此一字下

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3]

诚

信交往的第二个方面就是,遵守已经签署的中外条约。鸦片战争后,中外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致使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巨大损失。但鉴于中外实力的巨大差距,曾国藩采取了信守条约的办法。一方面,遵守条约可以在短期内维持与中外之间的和平关系,在国力尚未强大之时,绝不能轻言战事,为的是争取更多的时间徐图自强;另一方面,信守条约还能将洋人的要求尽量控制在已有条约的范围之内,进而抑制其欲望的过度扩张。

在曾国藩的外交思想中,“和”的精神也占有重要位置。他不仅将“和”视作办理外交的最终目的,还以“和”作为办理外交的一种重要手段。鉴于当时中国实力不济,曾国藩主张暂时委曲求全,对外实施“和戎”政策,为自强求富创造条件,待到将来具备“制夷”的条件再与之抗争。不过,求和并不代表一味退让或投降。曾国藩主“和”,实际上是为自强的政策谋求长期的和平环境,是“隐忍徐图”的自强之道,是当时客观环境之下的无奈选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还是主张采取积极措施维护国家权利。

2.师夷之智,徐图自强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期间,曾国藩亲眼目睹了外国侵略者如何凭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中国横行无忌。作为一位民族意识强烈的封疆大吏,曾国藩希望中国也能拥有坚船利炮,因此主张

全面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图强国御侮。弱国无外交,要想有效制夷,必须以强大的国力为后盾。“凡附强不附弱,人与万物之情一也,中国与外夷之情一也。以自立为本,以推诚为用,当可渐为我用。”[4]曾国藩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带头发起了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

曾国藩的自强之策的实施是从军事工业开始的。1861年初,曾国藩建立了安庆军械所,并开始利用国内的设备仿制西式枪炮。当他发现军械所的设备多数陈旧落后时,还特地派人从国外购买了一批“制器之器”,使国内的军工企业在几年时间内得以迅速发展。但长期的洋务实践也让他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洋人的技术日新月异、层出不穷,若不遍览久习,即使能购买到机器,也无法洞彻其本源。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急需一批懂外语的翻译人才、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外交人才。于是,曾国藩又同李鸿章等人一同上书朝廷,建议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清廷于1872年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赴美留学。

二、曾国藩外交思想的历史影响

曾国藩并非一名专业的外交官员,但却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席位。身为“中兴第一名臣”和晚清洋务运动的先驱,在19世纪60年代,曾国藩不仅参与了多项外交事务的重大决策,还亲自处理了一部分涉外案件。他的外交思想对晚清当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1.对清廷外交决策的影响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清政府的众多官员在对待洋人态度方面分歧很大,每当面临重大涉外事件的时候更是如此,常令清廷决策者难以抉择。在众说纷纭的状况中,曾国藩的外交策略却屡被采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最高统治者的外交决策。其中较典型事例主要有:借夷兵助剿问题和阿思本舰队事件等。

(1)借夷兵助剿问题。1860年9月,法国专使葛罗表示愿意出兵帮助清廷镇压太平军,承诺“该国所有停泊各港口的船只、兵丁悉听调遣”[5];同年11月,俄使伊格那提耶夫面见恭亲王奕　,建议其“拨兵三四百名在水路会击(太平军)”[6]。清廷曾就借师会剿一事征求过封疆大臣的意见。宁绍道台的张景渠为尽快挫败太平军,比较赞成向英法侵略军借兵助剿,其他许多官员也都持相同观点。曾国藩却在这一问题上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反复上书朝廷,强调只可借夷兵助守,万不能借夷兵助剿。他指出:“借助外国,自古

为患”“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一二不逞之徒,自申其媚夷之术,必欲煽动西国大队东来”。因此,他认为:“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7]。在曾国藩等人的一再劝谏下,咸丰朝廷最终还是没有将借夷兵助剿之事付诸实行。

(2)阿思本舰队事件。为迅速平定太平天国运动,1861年清廷决定向英国购买一支现代化的舰队,并将此事委托给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李泰国代办。李泰国接令后不仅购买了8艘英国舰船,还招募了600名英国官兵水手,并任命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1863年1月,在清政府尚未许可的情况下,李泰国擅自与阿思本签订《合同十三条》,并签订了《英中联合海军舰队章程》。按照条约规定,阿思本不仅成了舰队司令,而且成了清政府的海军总司令,所有海军官兵的任用都必须经过他的同意。曾国藩和奕　等人得知此事后,坚决表示反对。曾国藩写信给总理衙门说:“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授之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其祸患无穷”[8]。他主张“赶紧拨给薪工经费,责成阿思本,迅速押带回国,并将狡狯异常之李泰国趁势革职,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7]。清政府最终采纳了曾国藩的建议,解散了阿思本舰队,将英国军舰、水手悉数退回;要求英国归还中国预付的船款,已经发派的薪酬、差旅等费用,则由中国方面支付,额外赏给阿思本一万两白银;撤消李泰国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务。

2.对晚清外交名臣的影响

曾国藩是近代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之变局时崛起的著名人物,他一生以立德、立功、立言的非凡实践而闻名于世。对于晚清时期继曾国藩而起的许多外交名臣,如:李鸿章、郭嵩焘、薛福成、曾纪泽等人而言,其外交思想的影响尤其深刻。

(1)曾国藩的“诚信和戎”之道被晚清外交名臣奉为信条。李鸿章曾经说过:“与洋人交际,以吾师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人也都奉行“诚信”“笃敬”的外交原则,尽量维持中西和平状态,避免战事冲突。在暂时遵守已有条约这一点上,李鸿章等人的看法与曾国藩也极为相似,例如李鸿章和郭嵩焘都对不平等条约抱有长期维持的意见。郭嵩焘认为,“条约所载,皆奉谕旨允行,如有抗违,即是违旨”。曾纪泽和薛福成虽然怀有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决心,主张改订《南京条约》以来的一切中外和约,但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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