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佛教研究的得失

2008年9月第5期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Nor 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Sep,2008

No.5敦煌佛教研究的得失

李正宇

摘　要:回顾敦煌佛教研究的整个过程可以发现,以往学者多是按照经、戒规范进行描摹,塑造出一个理想型敦煌佛教;少数敦煌学家近年来虽已指出吐蕃统治及归义军统治时期的敦煌佛教颇有不合经、戒的世俗化倾向,但仍未能对这一时期敦煌佛教的特性作出明确的判断。实际上,8至11世纪的敦煌佛教不仅仅只是具有世俗化倾向,而是已经变成与佛教规范背道而驰的世俗佛教,体现出一些较以往明显不同的特点。因此,有必要重新改写以往出版的中国佛教史及敦煌佛教史。

关键词:敦煌;佛教研究;世俗佛教

中图分类号:G256.1;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608(2008)0520049207　收稿日期:2008203210

作者简介:李正宇,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敦煌研究院研究员　736200

一、敦煌佛教研究的回顾

敦煌佛教研究,最早是从刊布敦煌僧人、信徒造窟碑记、画像赞(即《邈真赞》)、刻经题记及敦煌所出古写本佛经开始的。1909年,蒋斧编印《沙州文录》,刊布了敦煌出土的《吴僧统碑》、《阴嘉政碑》、《索法律碑》、《曹夫人赞》、《曹良才画像赞》、《曹元忠刻经像记》(三则)、《宋刻本陀罗尼》(雕板毕工记)并各加按语;同书又刊出《别本心经》,并加校记;罗振玉编印了《敦煌石室真迹录》,刊布了敦煌所出《金刚经》,又编印《敦煌石室遗书》亦收入敦煌所出《别本心经》;日本小野玄Θ发表《降魔成道图的研究(一)、(二)》(日本《宗教界》第5卷第10、11期)。上述资料,通过信徒的敬信活动(造窟、写经、善事功德)反映了唐宋时期敦煌佛教某些真实的侧面。

但从1911年起,学者转而关注敦煌出土的佛经、经疏,转向佛学义理的探讨,连续发表了多篇论文。如:1911年,妻木直良发表《敦煌石室五种佛典之解说》(日本《东洋学报》第1卷第3期),松本文三郎发表《异本般若经に就いて》(日本《艺文》第2卷第9期);1912年,松本文三郎又发表《敦煌本大云经と贤愚经》(日本《艺文》第三卷第4、5期);中国学者李翊灼遍阅我国京师图书馆所藏八千多卷敦煌遗书,同年撰成《敦煌石窟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和《疑伪外道目录》,打开了佛教佚典研究的门径;1914年,小林正隆发表《敦煌发掘の金刚经について》(日本《密教》第4卷第1期),日本佚名发表《敦煌发掘唐人书写法华经玄赞第四卷释文》(日本《书苑》第3卷第9期);1917年,矢吹庆辉发表《敦煌出赞阿弥陀佛偈并に略论安乐净土义に就いて》(日本《宗教界》第13卷第6期);1918年,同氏发表《敦煌异本药师经に就いて》(日本《山家学报》第3卷);1919年,同氏又发表《敦煌出土疑古佛典に就いて》(日本《宗教研究》第3卷第10期);1920年,同氏再发表《　论古疑章疏と 蒐集敦煌新出三论古章疏に就いて》(日本《东洋学报》第10卷第1、2期)。

在这一期间,学者们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佛经及经疏义理探讨,忽视了对敦煌佛寺状况、僧尼、信众的信行实践及社会行为的观察研究。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末。数十年间,很少有人对敦煌佛教、佛寺、佛徒的信行实践及社会行事进行研究。仅见那波利贞《中晚唐时代に於けゐ伪滥僧に关する———根本史料の研究》(《龙谷大学佛教史学论丛》,1936年)一文。

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敦煌佛教、佛寺、僧侣、信徒的信行实践及社会行为诸多问题才引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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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较多的关注,发表过不少论文。今举其要于下:1941—1942年,那波利贞《中晚唐时代に於けゐ敦煌地方佛教寺院の碾磑经营に就きて(上、中、

下)》(《东亚经济论丛》1卷3期及2卷2期);1950

年,藤枝晃《敦煌の僧尼籍》(《东方学报(京都)》29

期);1956年,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耿　先生中译本,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1958年,冢本善隆《敦煌本・ 佛教教团制

规———特に〈行像〉の祭典について》(《

石滨先生古稀记念・东洋学论丛》),同氏《敦煌佛教史概

说》(《西域文化研究》1);1959年,仁井田陞《唐末

五代の敦煌寺院佃户关系文书———人格的不自由

规定について》(《西域文化研究》2);1961年,竺沙

雅章《敦煌の僧官制度》(《东方学报(京都)》31期);同氏《论敦煌寺户》(《史林》44卷5期);1964年,藤枝晃《敦煌千佛洞の中兴———张氏诸窟を中

心としれ九世纪の佛窟造营》(《

东方学报(京都)》35期);1965年,小川阳一《敦煌之行像会》(《

集刊东洋学》第13卷);1967—1968年,上山大峻《大蕃

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の研究(上、下)》(《

东方学报(京都)》第38、39期);1970年,梅应运《唐代敦煌寺院藏经之情形及其管理》(香港《新亚书院

学术年刊》);1980年,土肥义和《莫高窟千佛洞と

大寺と兰若と》(《讲座敦煌》3);1980年,陈祚龙

《中世敦煌释门的布萨法事之一斑》(《

东方杂志》复刊第13卷12期);1981年,陈祚龙《敦煌名僧新传小集》(《海潮音》62卷4期);1982年,陈祚龙

《关于敦煌吐蕃初期的僧尼〈牌子历〉》(台湾《中国

佛教》26卷6期);1982年,竺沙雅章《敦煌佛教教

团の研究———佛教社会史后编》(京都,同朋社);1985年,史苇湘《敦煌佛教艺术的世俗性———兼论〈金刚经变〉在莫高窟的出现与消失》(《

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1987年,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

制度》(中华书局);1988年,罗华庆《九至十世纪敦

煌的行像和浴佛活动》(《敦煌研究》1988年第4

期);黄颢《敦煌吐蕃佛教的特点》(《藏族史论文集》);1990年,苏莹辉《晚唐五代间敦煌地区的佞

佛情形》(《晚唐的社会与文化》,台北,学生书局);

1990年,竺沙雅章《敦煌吐蕃期の僧官制度》(《

布目潮　博士古稀纪念论集》,东京,汲古书院);1991

年,谢重光《吐蕃占领时期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僧

官制度》(《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1994年,荣

新江《九、十世纪归义军时代的敦煌佛教》(《清华汉学研究》创刊号);1996年,郝春文《唐后期五代

宋初沙州的方等道场与方等道场司》(《唐研究》第

2卷);1996年,姜伯勤《敦煌戒坛与大乘佛教》(《华学》2);湛如《论敦煌佛寺禅窟兰若的组织及

其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1997年,郝春文《归义军政权与敦煌佛教之关系新探》(《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同氏《关于唐

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俗的施舍问题》(《唐研究》第

3卷);1997年,郝春文《关于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

僧团的“出唱”活动》(《首都师大史学》第1期);

1997年,湛如《论敦煌斋文与佛教行事》(《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1期);1998年,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

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述研究,对中唐至五代时期敦煌佛教寺院

组织、佛寺概况、僧官系统、法事活动、讲经布道、僧尼修持、寺院经济、佛教信仰(阿弥陀信仰,弥勒信仰,文殊信仰,观音信仰,毗沙门天王信仰,佛经信仰,灵鬼信仰)、造窟写经、僧尼社会生活、忠孝观念、地方特点与民族特点、社会影响与历史作用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十分广泛的描摹反映,为敦煌佛教研究奠立了很好的基础。

但是,由于受到佛教《经》《戒》规范及佛学大师论著的影响,大部分学者只是按照《经》《戒》规范的标准来描摹敦煌佛教,取其合乎《经》《戒》规范者,弃其不合《经》《戒》规范者,塑造出一个合经合戒的理想型敦煌佛教。而这种按照佛教《经》《戒》标准塑造出来的敦煌佛教,离实甚远,并未能揭示敦煌佛教的真实面貌。严格说来,数十年来的敦煌佛教研究,不过是《经》《戒》规范的图解,实际上却抹杀了一个客观上真实存在的、活生生的敦煌佛教。其中,虽有学者注意到敦煌佛寺及僧侣、信众信行实践及社会活动状况,揭露了不少真实图景,但一般都视之为“民间佛教”不良影响的掺杂,属于歧出的特例,不代表敦煌佛教的主流。少数历史学者如法国的谢和耐、我国的姜伯勤、郝春文等,认识到不能仅仅依照内律的规定来研究古代佛教或佛教的某些方面,应当更加重视寺院及僧尼的具体材料以及社会对佛教的影响作用①。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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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①参见[法]谢和耐著、耿　译《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

济》,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

度》,中华书局1987年版;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