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版]姜鹏的《资治通鉴》导读

三道问答题（根据讲的东西设置一个角度）
第一讲：背景
第二讲：开篇特点~
第三讲：史记、资治通鉴等的叙事技巧多角度说明曹丕(人不咋的，心眼小）；为什么司马光对曹丕那么没有好感还是支持曹丕不是曹植？（更能体现他的正统观）
第四讲：纪年、年号与正统之间的联系、有什么变化；司马光对于正统的辩论主要是针对谁的？（考试会考哦）范祖禹编写武则天的时候，观点与之前（司马光)有什么变化？(都有强烈的道德主义立场，范祖禹道德主义倾向更强烈；范祖禹更激进，进一步深化义理化倾向。

司马光比较重视年号传递性，而范祖禹则干脆虚构武后的年号。

范祖禹通过剥夺武周政权的合法性,而表现出与司马光迥然不同的正统观）
年号与正统观念之间的联系（通过年号的选择、虚构表达正统的观念。

）
宋以前和以后对正统的变化
为何要维护正统
司马光对正统的辩护针对谁
范祖禹对正统的观点，与理学家的联系
第五讲：冯道的评价为什么会变化，与观念变迁有什么关系？
对冯道现象的看法，生前，五代，宋初与北宋中期的差别，从《资治通鉴》对冯道的评价，谈谈唐宋时期思想变化的轨迹。

生前——五代——宋初——北宋中期：生前~冯道现象正常；宋初；
第六讲：对于整个故事背景要怎么理解和解析；《资治通鉴》的叙述和现实之间会存在什么差距？为什么要保留这种差距？目的在于哪里？
背景——文官体制对皇帝的约束是软性的，伊霍故事对皇帝产生硬性规范作用。

（昌邑王不一定那么坏，中间还有很多政治斗争的因素。

）
司马光宁愿忽略政治斗争的因素也要努力维护霍光，就是因为司马光要通过伊霍故事树立一个正确的政治传统和政治资源,威慑皇帝。

W2333一、编纂背景
1、大背景
●和西方一样，中国古人一直有“君权神授”的思想。

到了宋朝，古人对自然的认识积累达
到了一个高峰，才慢慢从“神性”转变为“理性”。

宋朝前五代战乱，梁、唐、晋、汉、周都是短命王朝，50多年换了14位皇帝。

为了不重蹈覆辙，君王们开始从历史事件中借鉴，吸取教训。

《资治通鉴》也就在这个大背景下出现。

武人政治的逐步消亡与文治导向的确立：
●由于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军人政权，对武将权力没有制约机制，导致“做皇帝靠抢”，“天子
者，兵强马壮者为之耳。

”的以暴制暴的政治局面，所以907-960年间换了五个朝代，14个皇帝，证明了通过武力来干预政治的不稳定性。

所以赵匡胤采取杯酒释兵权，是武人政治最小化。

为了弥补武人拔除的空白，科举制度成为选拔官吏的基本制度，这即推动了科举制度的发展，也推动了教育制度的发展。

●经筵制度（对终极权力的驯化努力），教育制度（文治与教化的基础），与科举制度（基层文化势力进
入权力层的纽带）确立了文治导向。

●四大类书的修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在宋太宗时期，就已编成前三
部大类书，通过对类书的编纂表明皇帝对文学、历史的喜爱，有符号和象征意义，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盛行”，由此带领群众一起学习。

更增强了宋朝时的文化气息，为资治通鉴的编纂创造条件。

从《册府元龟》（类书体历史事迹汇编）到《资治通鉴》（编年体通史）由于前几部书都是类书，作为工具书容易查阅，但是呈现在其中的历史事件是孤立的，原因、结果包括历史背景都不能得到体现，所以司马光提出要编纂资治通鉴。

●又由于宋仁宗晚年由于没有儿子，继承人始终是个问题，而司马光那时对于宋英宗极力推荐，所以宋
英宗当上皇帝后对其分外感激，更加支持司马光对于资治通鉴的编撰。

2、小背景
【】王安石变法。

在变法以前司马光就已开始编纂，其政治思想体系已经成型，编纂团队有刘ban,刘恕，范祖禹。

而此团队与王安石的很多变法意见都相左，对历史的解读与王安石有很多矛盾，所以他们将自己对于政治的意见和看法放在了资治通鉴中。

比如关于经济的青苗法，对于战争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并不是反对变法本身，而是反对其具体措施.
“王安石变法”开始。

王安石倡导改革，而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变法。

司马光在给宋神宗上课的时候，讲了“萧规曹随”的典故。

吕惠卿反驳道，萧何自己都在变，是学“约法三章”墨守成规的萧何还是“定九章律”中提倡改革的萧何？司马光回应，“夫道者，万世无弊，夏、商、周之子孙，苟能常守禹、汤、文、武之法，何衰乱之有乎？”不仅是“萧规曹随”的例子，姜鹏老师还举例说明，在经济改革和战争等等问题上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思想不同之处，这都促使司马光借用《资治通鉴》这种历史故事的形式将他的政见向神宗表达出来。

二、开篇特点
1.倒叙:司马光用倒叙手法，追忆左传后六十年的事情。

倒叙，就是为了警醒读者尤其是当时的皇帝，谨名分。

2.开篇第一句经笔者深思熟虑，不仅仅是引出倒叙，还故意缺少主语，表明司马光对周天子不守名分还封乱臣为诸侯的批评。

资治通鉴第一句话，看似没头没脑，但经过司马光的深思熟虑。

＂初命晋大夫。

为诸侯＂，不仅仅是引出倒叙，它还缺少主语。

晋国国君与周天子是臣君关系，赵魏韩是晋国臣子，是周天子的陪臣。

有资格提升赵魏韩三家为诸侯的只能是周天子。

（司马光在后面自己的评论中有解释：他认为天子作为一国之君最大的职责莫过于维持礼的秩序。

反映其部分政治思想：君臣有别，公侯卿大夫有别。

----非常强调儒家等级思想。

批评墨子的兼爱：爱无差等是不可能的。

）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第一句话恰恰是批评周天子。

现在赵魏韩瓜分晋国，周天子既不讨伐他们还宠他们给他们诸侯的位置，周天子不能守名分，批评！
3.语言简练。

不知道是不是资治通鉴的开篇特点。

（《春秋》语言简练。

“齐人”“蔡人”等指“齐侯”“蔡侯”，当他们做错事就称其为“齐人”“蔡人”，并不是平民）(这应该不算是开篇特点）
三、司马光的思想体系：
●强调政治思想：儒家等级思想；礼仪名分；君臣有别；不赞同墨家的兼爱；因为《资治
通鉴》编撰的每一段历史背后都有它的思想背景以及司马迁自身的政治主张。

但司马光并不是培养顺民愚忠的思想，而是强调你在这个位置上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义务。

●强调人才德行。

●司马光并不反对改革，他本人也是倡导改革的，他反对的是王安石改革的方法。

四、春秋、史记、资治通鉴的叙事技巧：
1.纪传体以人为本展开记录，对人物刻画有血有肉，人物形象丰满真实，有利于对事物细节进行展开。

但是很难记录整个历史发展的全面情况。

2.编年体以年代的发展记录事件的发生，能够全面地记录历史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对特定人物的记录比较平面、不连贯。

3.司马光写时也是有时间交错感，但很合理，糅合纪传体和编年体的优势。

除了纪传体、编年体，还有纪事本末体。

其实纪事本末体的手法在司马光的创作中也有体现。

透过故事的叙述手法，反应古人对历史事件的思考。

4.春秋简练隐晦（暗含褒贬）总是以季节为基本单位结构叙事节奏平稳，时间划分比较均匀；史记跌宕起伏、通过叙事时间长短表达自己对该事件的看法；资治通鉴。

读《资治通鉴》与读二十四史的感觉是不同的。

“二十四史以传记、人物为中心，许多鲜活的人物会涌现在你面前，带出时代的气息，让我们明显地感觉到，每部史书背后的王朝是有特点的。

而读《资治通鉴》却不一样，因为司马光的着眼点不一样，所有的历史事件，在司马光眼中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历史变化的表象。

”
网上文章：
和西方一样，中国古人一直有“君权神授”的思想。

到了宋朝，古人对自然的认识积累达到了一个高峰，才慢慢从“神性”转变为“理性”。

宋朝前五代战乱，梁、唐、晋、汉、周都是短命王朝，50多年换了14位皇帝。

为了不重蹈覆辙，君王们开始从历史事件中借鉴，吸取教训。

《资治通鉴》也就在这个大背景下出现。

那么，什么是用思想史的方法去解读《资治通鉴》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在编纂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断档期。

公元1069年，“王安石变法”开始。

王安石倡导改革，而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变法。

司马光在给宋神宗上课的时候，讲了“萧规曹随”的典故。

吕惠卿反驳道，萧何自己都在变，是学“约法三章”墨守成规的萧何还是“定九章律”中提倡改革的萧何？司马光回应，
“夫道者，万世无弊，夏、商、周之子孙，苟能常守禹、汤、文、武之法，何衰乱之有乎？”不仅是“萧规曹随”的例子，姜鹏老师还举例说明，在经济改革和战争等等问题上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思想不同之处，这都促使司马光借用《资治通鉴》这种历史故事的形式将他的政见向神宗表达出来。

许多人读《资治通鉴》都会觉得其中有很多错误，与历史不符，认为是司马光错了。

姜鹏老师认为之所以要强调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读这部书，因为《资治通鉴》编撰的每一段历史背后都有它的思想背景以及司马迁自身的政治主张。

同时，姜老师也提醒道，司马光并不反对改革，他本人也是倡导改革的，他反对的是王安石改革的方法。

通读《资治通鉴》后，我们就会发现司马光并不是以一个历史学家的态度来编撰这部书。

司马光最重要的身份是政治家，他对历史是有一套自己的理念和看法，然后再用历史上的事件来总结他的观点。

读《资治通鉴》与读二十四史的感觉是不同的。

“二十四史以传记、人物为中心，许多鲜活的人物会涌现在你面前，带出时代的气息，让我们明显地感觉到，每部史书背后的王朝是有特点的。

而读《资治通鉴》却不一样，因为司马光的着眼点不一样，所有的历史事件，在司马光眼中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历史变化的表象。

”
他提到五代的“官场不倒翁”冯道，欧阳修在《新五代史》评价他为“无廉耻者”。

司马光与欧阳修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冯道“圆滑、奸诈”，即“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才算得上忠。

“五代一共14个皇帝，其中9个任用冯道为宰相。

”
“而事实上，冯道在当时的声誉还不错。

他到死时，家里也没什么存款，更没有‘海外存款’。

”契丹人时常袭扰他的河北老家，他的钱全拿去救人了。

他经常派人去契丹打听，被劫走的人里头有没有河北河间县人，如果有，就花钱赎人。

有一次，辽太宗一听说中原使者是冯道，兴奋地想亲自出城百里迎接，可见他的声誉在少数民族中有多好。

五代的唐明宗是武夫出身，喜欢打猎，在冯道旁敲侧击说农民的生活艰辛，时常被伤害，唐明宗自知打猎会毁坏农田，就再也不打猎了。

“宋代人批评他‘不忠’，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忠于皇帝与忠于国家是一个概念。

”姜鹏说。

面孔一：批判思维看书中观点
“即使是很有名气的史学著作，也不能把书中的观点看作是历史结论。

”姜鹏博士开门见山地说，并用冯道的例子进一步说明。

冯道，就是五代时的官场不倒翁。

在政治动荡的五代总共更替了14个皇帝，有9个人任命冯道做宰相一职。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引用欧阳修的观点评价冯道是一个不耻之人。

”姜鹏博士指出，“在当时‘忠臣不事二主’的观念引导下，冯道似乎真的就是个不忠君之人。

”但是随后姜鹏博士又例举了冯道的一些小故事，让同学们产生了疑惑。

冯道为官一生却没有积蓄皆因经常用重金解救被契丹掳走的同乡人，并寄存
在庵堂寺庙中；用“以退为进”的说话艺术让唐明宗减轻了农民负担；更是用一句话救下了一城将被耶律德光屠杀的百姓……冯道用生活经验劝诫君主，用圆滑的性格处事，却是总在为老百姓们做实事。

“认识一个历史人物应该站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综合他的人生经历全面分析。

”姜鹏博士提点道。

面孔二：拓宽视角做深入评析
能看到书中观点的不全面只是读书的基础，能理解现象出现的本质则是读懂书的关键所在。

姜鹏博士还是立足于冯道，深入剖析了思想认识的重要性。

姜鹏博士先罗列了对于冯道不同的历史评价，冯道在出使少数民族地区时，皇帝坚持出城百里相迎；柴荣与冯道虽政见相左，但在闻冯道死讯时仍悲痛欲绝。

欧阳修却称在五代不事二朝的有18人，且皆是武夫，羞辱读书人不如一节妇，鄙视冯道。

“这需要联系到不同时期不同的‘忠君’观念。

”姜鹏博士解释说，五代八姓，君主更替频繁，“忠君”和“忠国”很难统一；而北宋“一统”，忠君与忠国是一致的。

冯道“不忠君”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司马光、欧阳修等宋朝人批驳他“不忠国”。

“深入研究还能发现为什么两代人的观念会不相同。

”姜鹏博士总结说，“这也体现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没有一字讲宋朝，但字字都在讲宋朝’的本质。

”
面孔三：沉潜学术成历史学者
司马光用了整整15年的时间编纂了《资治通鉴》这本书，共有294卷，仅草稿就有680多卷。

姜鹏博士现场估计出，司马光必须每天整理80卷的成稿，看约240米的纸。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往往是不被人理解的。

”
当历史学科在学术领域中被不断边缘化，历史研究的投入与产出并不成正比。

这是想成为历史研究者的预备军必须做好的心理准备。

姜鹏博士向同学们提出建议，在本科阶段要博览群书，还要一位好老师做引路人，提高判断能力。

在面对枯燥无味的研究成果时，姜鹏博士鼓励同学们要有勇气“啃硬骨头”，只有硬着头皮攻坚克难才会有豁然开朗的时候。

“其实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但是一般人总是做不到这一点。

”姜鹏博士点出了同学们的心声。

冯道现象：
中央无力完全取代地方藩镇在军事政治上的影响，而地方的藩镇也没有能力凭借自己的实力去取代中央的统治。

而且还要有一定的后备力量来防备其他军镇的参与。

于是互相
牵制的各方势力在没有完全优势的情况下，都会乐的安于现状，小心翼翼地维持这个力量均势，避免破坏这一平衡，以免导致完全不可预料的结果。

在这种微妙的内外势力下，五代的政治家们也只有形格禁势地勉力经营，其行政基调不是积极扩张性政策，而是谦退冲虚的保守政治。

●种种的家国覆亡的教训，使得五代的君王在对地方势力的问题上不敢轻举妄动。

他们既
然以纯粹的武夫当国，也没有能力和魄力来组织实施一场广泛的政治改革，利用财政，行政手段削弱地方势力基础，进而在优势的中央军后盾下，使地方完全服从中央王朝。

而那些拥护中央集权带有法家思想的大臣们也鉴于这种时局的形势以及与地方势力为敌的可怕后果，要么退居二线，要么索性归隐不出。

在这种形势下，当权者急需一批政治上保守，能够维持中央与地方力量均衡的臣工来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作。

因而，以冯道为首的一批官僚成为当时乱世的宠儿。

●冯道集团的任用；
●冯道现象并不是个历史偶然。

他的存在是中央皇权本身长久的衰落和地方军镇实力强盛
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作出的妥协。

第五讲
对冯道现象的看法，生前，五代，宋初与北宋中期的差别，从《资治通鉴》对冯道的评价，谈谈唐宋时期思想变化的轨迹
冯道现象：冯道引起生命时间与五代基本重合，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十君，拜相二十余年，凡事四姓十君。

在唐末五代天下混乱、数易其姓的政权更迭中，冯道可谓权力变幻格局中的不倒翁。

他以自己历事四姓及后晋的经历和所获得的阶勋官爵为荣，认为自己于家无愧于孝子之名，于国无亏于忠臣之节，心安理得，老而自乐，并自号“长乐老”。

冯道现象引起了史家的极大关注。

人们在评价冯道时，不仅注重其经历、事功，更注重冯道现象所具有的道德象征意义，在对冯道现象所诉诸的道德评价中寓于深刻的褒贬用意，冯道也因此成为了五代时期鲜明的道德符号。

在五代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是赞誉他;从宋朝以后,社会的主流意识是贬抑他。

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就已经对冯道的忠节提出了质疑: “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 ”( 《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冯道传》) 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为了贯彻劝诫后世的修史用意，对以冯道为代表的“五代无忠臣”现象大加挞伐，“呜呼甚哉! 自开平迄于显德，终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时，欲全其节而不二者，固鲜矣”。

据欧阳修说，整个五代，“得全节之士三人而已”( 《新五代史》卷三十三《死事传》) ，朝堂之上满是冯道这样安其禄位而毫无气节的缙绅之士，他因此发出了“吾以谓自古忠臣义士多出于乱世，而怪当时可道者何少也”( 《新五代史》卷三十四《一行传》) 的感叹。

司马光也认为，自古人臣不忠，没有超过冯道的，“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并认为冯道乃是“奸臣之尤”( 《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一《后周纪二》) 。

欧阳修不仅将批评的矛头直指冯道的职业操守———作为人臣的忠节的缺失，而且进一步直斥他作为一个士人、一个个体的人格残缺———无廉耻。

“无廉耻”是对冯道道德人格的全面否定。

自此之后，冯道成为“无廉耻”的道德符号，被冠之以“古今无耻者之代表”、“衣冠禽兽”［1］的恶谥。

从无忠节到无廉耻，说明史家愈发看重冯道行为的道德隐喻及其象征意义，对其负面道德评价愈发严厉，冯道因之而被牢牢地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

用司马光的话说，“天地设位，圣人则之，以制礼立法，内有夫妇，外有君臣。

妇之从夫，终身不改; 臣之事君，有死无贰。

此人道之大伦也。

苟或废之，乱莫大焉”，冯道的私德再好也不足称道，因其“大节已亏”( 《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一《后周纪二》) 。

在宋儒看来，一个人“大节”立得住，私德才可能称得上好; “大节”失守，私德再好也没有意义。

何为“大节”? 很显然，宋儒所言之“大”，更多是看重一个人行为对社会的影响及其导向意义，具体到冯道，宋儒认为，正是冯道们的“不忠”、“无廉耻”的行径，带坏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道德风气，“大节”已坏，私德岂足论哉!
如何对历史人物的“忠德”、“忠节”进行评价? 历事数朝，“忠”自然是冯道的软肋。

按照宋儒“臣之事君，有死无贰”的价值观，冯道是不折不扣的“贰臣”。

但从历史上看，历事数君并彪炳青史的臣子大有人在。

春秋时的管仲，先是辅佐公子纠，公子纠被齐桓公杀死后，管仲并没有以死来表示忠心，而是归服齐桓公，辅助其成就霸业。

因此，对“管仲不死”的评价，一直是儒家内部比较纠结的话题，孔子认为，评价管仲，不能纠缠在他的个人品行上，“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而应该看他对历史的贡献，“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论语·宪问》) 。

唐代魏征也是先后五易其主，但并没有人以“不忠”来诋毁他，也没有因之而影响他一代名臣的美誉。

可见，“忠”具有复杂的内涵，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自然是“忠”，保全性命、转投新主也未必不是“忠”。

同样是“贰臣”，冯道与魏征的遭际大不相同。

因此，历事数君固然是冯道的软肋，但并不是将其压死的最后一根道德稻草。

欧阳修说过，在五代这个特殊的时期，如果要求士大夫们一定尽忠而死，则全天下的士大夫都要死光了，问题是，人可以苟活于乱世，但不能活得太自得、太不知愧、太不自省，“恬然以苟生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为荣者”( 《新五代史》卷三十三《死事传》) ，才是冯道们被钉在道德耻辱柱上的致命之所在。

由于宋明以后标榜/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理学盛行,冯道被贬抑,似乎成了铁案。

社稷为重君为轻.他坚守的政治道德准则是:“从道不从君”(荀子语),民利高于君利,一姓)君的兴衰
荣辱,与安民养民保社稷相比,乃是次要之事
“正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妇之从夫,终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无贰”。

对于冯道自己所说的“在孝于家“资治通鉴表示赞同，而对其”在忠于国“则是宋儒对其最大批判。

在宋代以前，冯道得到推崇；宋末却对其批判。

这体现了对忠和国的思潮变化。

对冯道而言，国与朝之间是不同的，即国家和政府不是一回事，与政权变化无关；而对于宋儒而言，国和朝是相同的。

而对国与朝是否一体的差别则来自于文将武将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地位。

在五代时期，国家动荡，对于武将权力没有制约机制，”做皇帝靠抢“，所以在旧王朝时，武将是旧王朝通过武力交换政权中的核心，所以”得全节之士三，死事之人十有五，皆武夫战卒“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因为武将在以武力为核心的政权中不得不死。

而冯道作为一个文官，在各朝体制中并没有与之有关的利益关系，他并不是核心利益的分享者，他所能涉及的并不是政权，而是在国家中的百姓。

而到宋代之后，武人政治逐步消亡，文治体制得到确立，国家有皇帝和文人主导，文人集团是国家的一部分。

最明显的例子是，当宋仁宗欲提名狄青做枢密副使时，朝廷一片哗然，且一致反对。

所以宋朝后期之人觉得，冯道应该是政权核心，倘若他在位时，可以治理得当，改朝换代是可以避免的。

他的存在是中央皇权本身长久的衰落和地方军镇实力强盛的情况下，不得已
而作出的妥协。

对于中央政权来说，冯道以及那些官僚既是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作的保障，也是安抚地方军镇的重要手段。

对于地方的军镇来说，冯道集团的掌权能够保障他们的既得利益，防止中央采取过激手段削弱地方，把他们逼到不得不起兵反抗的道路。

双方在相互牵制的力量对比下，通过冯道集团而建立某种联系，维系表面的和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