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适应角度看二语习得

从文化适应角度看二语习得

[摘要]文化适应理论的研究以及从文化适应角度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已经有一段历史。本文在对以往研究进行总结和回顾的基础上，旨在从文化适应角度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进行新的展望，以期为国内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文化适应心理学汉语第二语言

一、文化适应理论研究的发展

John Berry,Colleen Ward等学者对“文化适应”进行了溯源。Floyd W.Rudmin 甚至追溯到了柏拉图，发现柏拉图主张减少文化之间的相互接触，使社会避免受到外来文化糟粕的影响，他也反对文化间的完全隔离。

早期的文化适应研究是由人类学家或者社会学家所组织进行的，他们通常从集体层面探讨相对原始的文化群体在与发达群体接触的过程中，在发达群体(同时也是主流文化群体)影响下改变其习俗、传统和价值观等文化特征的过程。

美国民族事务局的J.W.Powell第一次使用到“aecultura-tion”这个词，他在1883年把“文化适应”定义为“来自外文化者对新文化中的行为模仿所导致的心理变化”。而现在我们提到的文化适应，一般是来自Redfield，Linton和Herskovits 在1936年的定义：“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与之相对应，已有的文化适应研究主要探讨的就是文化适应过程对这些新到一个文化环境的移民或者暂居者的影响。

现在的文化适应研究已经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与早期人类学家的研究不同的是，心理学家的研究更加注重个体层次的研究，探讨文化适应对各种心理过程的影响。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18年，Thomas和Znaniecki最早提出文化适应的心理学理论，最近二三十年以来，民族间日益频繁和复杂的文化交流，促进了文化适应理论研究的快速发展。与以往研究者偏重于主流文化群体研究相比，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心理学家的出现以及他们对文化适应研究的关注，填补了非主流文化群体文化适应研究不受重视的空白，完善了文化适应理论的研究。

跨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适应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关于文化适应维度的研究。Parks和Millet在1921年最早提出文化适应的单维度模型，美国社会的“熔炉”(melting pot)观，或者对移民“美国化”(Americanization)的期望是这一理论在美国的具体体现。

在20世纪前期和中期都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单维度模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开始面临许多心理学家的质疑和挑战，随之而来出现了得到了众多实证研究支持的双维度模型，最典型的是Berry的双维度模型。Berry区分出了4种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整合(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分离(separ-ation)、和边缘化(marginalization)。

其他方面的研究包括有文化适应的层次和领域方面的研究。在文化适应的层次方面，Ward和她的同事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把文化适应分成两种类型：心理层次上的以及社会文化层次上的文化适应。例如，一个移民很可能会追求经济和工作上的同化，语言上的整合，但是在家庭、婚姻和饮食等问题上却采用分离的策略。Arends-Toth和Van de Vijver在他们对荷兰本地人以及荷兰的土耳其移民的研究中就发现，对于这些土耳其移民来说，虽然在公共领域的适应或者说同化很重要，因为这些可以帮助他们获得社会承认和平等机会，但是在家庭这种私人领域，他们更加愿意保持原来的文化传统。Lee等对韩裔美国人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

近年来的文化适应研究主要采用SL-ASIA量表(单维度)研究亚洲移民的文化适应时，Lim等则也根据Berry的双维度理论框架和高棉文化的实际情况建立了适用于柬埔寨移民的双维度专用量表。这一类研究试图探讨文化适应与各心理健康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些心理健康变量包括药物依赖、酗酒、吸烟、饮食习惯以及不良行为等。关于文化适应与其他一些变量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例如与学业成就、喂养方式等的关系。

二、当前学界文化适应研究主流及其存在的问题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文化适应的研究和关注还不够充分。学者们关注较多的是西方文化及其文化产品对中国主流文化的影响，例如以美国好莱坞的电影、麦当劳和可口可乐等为代表的文化产品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等。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与其他国家在文化交往、融合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冲击和文化适应问题等也开始引起重视。从移民的跨文化适应角度来看，目前我国主要面临如下两种文化适应现实：一是我国居民或者华裔在其他国家的文化适应，二是其他国家居民在我国的文化适应。尤其是那些在华的外国人，由于他们的人数比较少，语言交流方面又存在问题，对他们的文化适应情况进行研究意义重大。与国外的大量研究相比，国内学者相关方面学者在文化适应上所做的工作则还比较有限。

三、文化适应与第二语言学习

前面提到，心理学领域的文化适应研究已经开始关注文化适应对移民的跨文

化社会适应和心理适应的影响，以及与学业成就的关系等方面。关于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文化适应，影响最大的是Schumann提出的“文化适应模式”，他认为第二语言学习者语言流利程度取决于他对目的语社团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因此，第二语言学习者可以处于社会距离或心理距离构成的连续体上的任何一个位置(Schumann，1986)。而Schumann认为学习效果以社会因素为主，在社会因素没有其关键作用的情况下，个体的心理因素就起着左右学习效果的作用。“文化适应模式”的提出，引起第二语言学习研究者的极大兴趣，为研究者们系统了解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文化适应状况及其文化适应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影响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Schumann理论模式将第二语言学习的过程延伸到课堂之外，更加符合第二语言学习的特点。虽然学界普遍认同文化适应问题对于第二语言的学习有重要的影响，但是真正将这种影响提升到系统理论研究的高度的研究并不多。因而“文化适应模式”对第二语言学习研究是一种必要的延伸和扩展，可以帮助研究者们更好地理解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文化适应问题，从而准确地理解学习者的语言学习。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关注语言知识传授的同时，也应该关注语言学习者对目的语文化的适应情况，这对于捕捉学习者语言错误并理解其深层次原因，进而全面理解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语言学习等大有裨益。“文化适应模式”假说的具体内容，“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两方面的内容是互相渗透的，简单地区分和判断哪一方面的影响更加明显的说法不一定有说服力，因而说“第二语言学习者可以处在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构成的连续体上的任何一个位置”似乎更加恰当。正如后来的研究者们所做出的验证一样，研究者们的关于社会和心理距离大小与第二语言学习效果高低的相互关系上，均无一致结论。其中Stauble，A．M(1981)对日语成人和西班牙语成人以及Kelley，J.P.(1982)对西班牙语成人的研究结论均为零相关，Kitch，K.A.(1982)对西班牙语成人和Schmidt，R.(1983)对日本成人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社会距离负相关，心理距离一正一负。另外，Brown(1994)提出了从认知领域(Cog-nitive Domain)和情感领域(Affective Domain)两个角度来研究第二语言习得。并把情感领域分成“个性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两个方面，考察环境和及情感因素对第二语言习得效果的影响。以上两个从文化环境适应角度对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为研究第二语言习得提供了新的思路，存在宏观上的一致性和微观分类上的差别性。

通过对上述研究的总结分析，可以得出：对文化适应进行更多角度和更深层次的研究对于文化适应理论的完善及其实际应用都是很有必要的，开辟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对于文化适应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