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泥古篆刻

赵古泥与朱复戡篆刻比较

赵古泥与朱复戡是二十世纪杰出的印人,他们从吴昌硕强烈而个性鲜明的印风中脱窠而出,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本文通过对他们印学经历、风格特征、篆刻技法、印外功夫、印学活动等方面的评述和比较,试图为当代篆刻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吴昌硕是二十世纪杰出的艺术大师,他在诗书画印诸方面吸取前人之长,融汇古今之变,破旧立新，成为近代艺术史上开一代新风的典范。特别是他的篆刻，于古玺、秦汉、封泥、石鼓、瓦甓、镜泉、碑碣无不精研其旨，融会其神，被公认为二十世纪篆刻艺术第一人。葛昌楹在《缶庐印集三集·序》中称：“故其所诣，直可铄赵掩吴，迈丁超黄，睥睨文何，匹纚吾赵，由是躋两汉歧姬赢，俾垂绝之学得以复续，又不仅为当代一人已也。”

作为一代大师，吴昌硕以其艺术魅力和人格感召力，深深影响了整个近现代印坛，门下弟子众多，私淑仰慕者更是比比皆是。他在教授后学时，有着极为客观和正确的教育思想，虽然没象齐白石那样明确提出“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观点，但却也不赞成学生死学自己面目，他在为朱复戡审阅《静龛印集》时，即说：“你可以把仿我的多剔去几方，以后应多刻周秦古玺、石鼓铜诏、铁权瓦量以打好基础。你有这样的根基，更应取法乎上。”（1）在指导徐穆如写篆书时说：“你学我，到头来还是我，吴昌硕的面目，青年人要立志青出于蓝，就必须学古人，博采众长，逐步形成自己的面目。”⑵当王福庵拿着自己临的石鼓文及玉箸小篆向他请教时，他说：“何不专攻小篆，以辟蹊径。”⑶然而，在吴昌硕强大的艺术的感染力笼罩下，想摆脱他而自成面目又谈何容易。故缶翁门下第子虽多，能脱出师门自辟蹊径者不过陈衡恪、赵古泥等二三人，而虽未正式列入门墙，但自小受缶翁亲炙的朱复戡则也是经过极大势力才摆脱其束缚形成自家风范，成为继缶翁之绝艺，入古不泥，化古为新的一代杰出艺术家。阵衡恪因其早逝，虽未能完成其变法，但对后世印人已产生很大的启发。而赵古泥与朱复戡两人，则因同源缶翁，各自成宗，对近现代篆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们在艺术经历、艺术风格、艺术风格等各方面既有较多共性又有明确的不同，所以对他们进行比较研究，当会为二十世纪篆刻艺术发展的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

印学经历比较

赵古泥于清同治十二年（1874年）生于江苏常熟西乡慈乌村。名石，又名古愚，字石农，号古泥，以号行，别署泥道人等。赵古泥母亲早逝，家境贫寒，仅读过三年私塾即到邻近金村的一家小药铺当学徒，三年无成，忧愤而往姑苏寒山寺谋求出家，被拒绝后不得已又回家在父亲开的药铺里作工。常熟自古为人文荟萃之地，研习金石书画之风颇盛，赵古泥工余接触到了一些学者名流，耳濡目染，对金石书画产生了兴趣，继而刻苦自学。是时，吴昌硕的弟子李虞章（名钟）居常熟，见到赵古泥的印章后大为惊奇，以为其天分既高，又能勤奋好学，是可造之材，遂时时加以指点，并赠以刀、石和一部《六书统》。在李虞章的指点下，赵古泥得入篆刻之门径，所作渐为可观。赵古泥二十岁那样，吴昌硕游虞山，李虞章携其前往拜谒，缶翁观其所作，尤为激赏，乃纳入门下。并令其离开药铺到沈石友家帮忙整理金石文字，称：“当让此子出一头也。”沈石友为著名诗人、常熟名流，赵古泥客其家十余年，从其读书，研习诗书，并遍览其所藏金石书画、玉石磁器、钟铭古玩，为其日后的艺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沈家十年中，赵古泥经常前往上海，并在吴昌硕家中小住，请益篆刻之道；并为沈石友镌刻缶翁所题砚铭一百余件。四十岁前后，赵古泥已尽得师门真传，印风渐有变化，他在章法、刀法等方面都与师门拉开了距离，机杼自出，自家面目渐成，创立了后人称之为“虞山派”的新印风。1924年，日本著名书法篆刻家桥本关雪来华，专程到常熟拜见赵古泥，两人畅论艺事，“虞山派”印风也得以传至东瀛，对日本的现代篆刻发展产生了深

远影响。赵古泥晚年居沪上鬻印自给，于1933年5月8日因肝病而殁，享年六十岁。

赵古泥出身贫寒，但却“耿介豪爽，疾恶如仇，视富贵功名为土芥，喜以平民自居，曾在‘寻常百姓’印的边款中刻‘身无功名，家无储蓄’之句。友人拮据时，赵古泥谓‘朋友有通财之义’，辄慷慨解囊。其弟早亡，他养育寡妇遗孤五口二十余年，享誉乡里。他鬻艺受值后约期必报，哪怕抱病俯案也不失信。”“在病故前的三周里，他在病榻上支一小几，刻完了案头的186方印章，谓‘余不欠来世债也。”⑷

朱复戡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1900年9月30日）生于上海，原名义方，字百行，号静龛，40岁后更名起，字复戡，以字行；别署朱方、伯行，伏堪、风戡、伯寅等。朱家世居浙江鄞县梅墟，系明皇室桂王嫡裔，咸丰年间移居上海。朱复戡幼承庭训，师从翰林王秉兰学习文史、小学，兼习书画篆刻，有着坚实的国学基础。朱复戡七岁时，有一次他在上海怡春堂扇庄作擘窠大字石鼓文集联，正逢吴昌硕到场，看后大为惊奇，直呼其为“小畏友”，从此对其悉心教导，时时提携，故朱复戡虽未正式拜缶翁为师，却能时时相从，得其亲炙。朱复戡十六岁，扫叶山房出版的《全国名家印选》即收入其作品；十八岁，上海有正书局出版了他的字帖；二十三岁，应刘海粟之邀执教于上海美专；二十四岁，商务印书馆出版《静龛印集》。1949年后，朱复戡先移居济南，文革中又遁隐于泰山，1984年复归居沪上；于1989年8月3日病逝于上海，享年九十岁。

朱复戡出身豪门，所交往多社会贤达名流，自幼有“神童”之誉，二十余岁即名满海内。但他于名利却看得很淡，张大千称其：“懒散成性，不求虚声息。”马公愚称其：“先生于名，则信手拈舍；于利，则随手挥去。”⑸但他又是一热血男儿，1937年抗战事起，朱复戡积极以书法篆刻为抗战出力，在“沪战劳军文物”一印的边款上刻到：“八·一三，暴日倾师寇沪。我将士浴血奋战，忠勇壮烈，敌胆为丧。各界民众纷起慰劳，艺术作家爱国亦不后人，恒有劳军画展之举。此次抗战，乃为全民争生存自由，慰劳意义，既重且大。故展委会嘱刻此印，加盖于售出各件，以留一永久深远之纪念尔。”其后，其又因日伪特务拟让其担任伪职而飘泊西南八年。

赵古泥与朱复戡一出身贫寒，仅读三年私塾，一出身豪门，从翰林读书，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艺术天赋都极高，又同样嗜好金石书画，并都有幸得到印坛泰斗的青睐，一个“当让此子出一头也，”一个称为“小畏友”，使他们攀登艺术颠峰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二人同样不甘人后的性格和吴昌硕师古不泥，化古为新的艺术精神和开明的传授方法，都使他们不以尽得缶翁真传为满足，而是立志师心弃迹，绝去傍依，形成自家面目。最终一个以“大江南北已吴赵各树一帜，学吴而不为吴所囿，其惟赵氏一人，岂特青冰蓝水哉。”⑹一个以“篆刻能超越时流直入周秦两汉晋唐，熔合百家，卓然开一代宗风者，惟朱君一人而已。”⑺名满海内。赵古泥的得意门生邓散木在拜入赵门前，因慕朱复戡高艺，曾请画家孙雪泥等人介绍拜其为师，又因朱复戡年龄尚少邓氏两岁而作罢。⑻邓散木拜赵古泥为师后，师生相从不过三、四年，却能大力张扬“虞山派”印风，并使之风靡一时，直使世人知邓散木者众，识赵古泥者少。试想当年，如果邓散木拜师朱复戡成功，以粪翁之精干，“朱派”印风恐也已风靡海内，不复今日之沉寂了。

二、篆刻风格之比较

赵古泥弱冠治印，随即得到吴昌硕门人李虞章的指点，继而得列缶翁门墙，受其亲授，故其印风在早年全然师门法度，“其初年之于缶庐，固步亦趋，未敢少越规范也。”⑼观其早期印作，的确如此，其章法布局，结篆用刀都与缶翁如出一辙，此时的作品，无论在面目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与缶翁极为酷似，置入缶翁印作中，非老眼恐难以辩别。“据万石楼先生介绍，赵氏中年后卜居沪上，与吴昌硕过从甚密。缶翁七十而后，常请赵捉刀代刻。”⑽可见赵古泥在早年是得入缶翁印艺之三味的。

朱复戡七岁得识吴昌硕，虽没拜师列入门墙，但却有机会时时相从，得缶翁亲炙。他十岁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