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闭关锁国政策

第三，中日双方都在对外贸易上进行了严格监管。清廷于1757年下达广州“一口通商”命令，同时严禁粮食、铁及铁器、硫磺、硝、书籍等物品出口，对丝、丝织品、茶叶、大黄的出口量严加限制。延续自明代以来“官准牙行”①的做法，批准设立专门与外商进行贸易的洋行，以后习惯上称之为广州“十三行”，规定外商的一切事宜均由洋行办理，禁止外商与官府和普通民众来往。日本方面则早在1641年就关闭了除长崎以外所有对外贸易港口，只允许与中国、荷兰通商而且规定每年与中国的贸易量不超过6000贯，与荷兰的贸易量不超过3000贯。
造成中日两国闭关锁国政策差异的原因
同一时期执行闭关锁国政策，却存在着如此大的差异并使两国在近代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这恐怕要从中日两国各自的文化之路上找原因。
一、“以理杀人”。清中期统治者的意志成为道德、理念的最终依据，这种意志被标榜为“天理”，从而使其它思想被彻底剥夺了合法生存的空间，整个社会普遍流行以强势意志压制人的自由思想，从而造成整个思想界死气沉沉。反观这一时期的日本社会虽然确立了比中国更为严格的“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把朱子学这种外来之学定为“官学”，但并未完全限制其它思想的发展，因而才会从朱子学中分化出古学派，又出现了作为民间之学的阴明学，进而有了兰学和洋学，这些思想成为幕府后期维新思想家们的精神动力。
中日两国闭关锁国政策的差异
如果仔细比较分析，中日两国闭关锁国政策实质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差异，使中日两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分道扬镳。
首先是中日两国实施闭关锁国的原因不同。清中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既是清初海禁政策的延续，也是为了禁止天主教和西方思想的传播，以稳定统治，同时也是对西方各国不愿进行“朝贡贸易”的报复和对西方殖民者的警觉，更夹杂着浓厚的大国心理、盲目的乐观心态以及厌烦涉外纠纷的诸多想法。日本方面闭关锁国的原因则相对简单，分析几次“锁国令”的内容，其核心问题就是要禁止天主教的传播和由幕府统管对外贸易，1637年日本天主教徒岛原起义后促使幕府更加大了禁教的力度。正是由于原因不同，造成清廷越来越严格执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清廷虽然没有限制各国来华的船只和人数，但自1759年后相继颁布多部加强对外商管理的条令，使中国与国外的各种文化交流几乎停滞了。日本由于天主教问题的平息，虽也对荷兰和中国来日的船只和贸易量进行了规定，却逐步放宽了锁国体制中的文化控制，1720年(日本享保5年)，德川幕府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发布“洋书解禁令”，下令除与天主教有关的书籍外，允许其他洋书输入日本。允许荷兰人在长崎行医和日本人向荷兰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
二、“以偏盖全”。由于对西方世界的种种误解，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对西方传入的各种科学技术乃至于西方人抱有很深的偏见和贬斥心理，虽然也知道“西术”确比“中法”精密，但为了维护中华的体统，而一律鄙视称之为“奇技淫巧”打入思想的最低层。日本却并未由于禁止天主教的传播而永远关闭传入西方文化的大门，天主教影响在日本基本消除后，随着幕府允许西方书籍的传入，日本人开始通过荷兰人系统地学习各种西方科学技术，兰学以医学为突破口，逐渐扩大到天文学、地理学、理化学、博物学、历史学和兵学等诸多方面，并进一步成为社会各阶层都能接受的学问之道。
四、“墨守成规”。缺乏创新和进取精神。清代科举制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程朱理学独尊，与科举无关的学术被绝大多数人毫无留恋地摈弃了，严重桎梏了中国知识界的活力和创造性。再看这一时期的日本，朱子学虽为官方之学，但其重要的特色就是广泛吸取其它思想流派的精华，其内部虽也分为多种流派，但也能相互借鉴，兼收并蓄。中日两国同样尊崇朱子学，但这种理论在中日思想界却起到了不同的作用，这种结果不能不使我们深入地进行思考。
反思中日两国闭关锁国的政策，可以看出两国传统文化的不同造成同样执行闭关锁国政策，却使中日两国走上了不同道路。这一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弊端孕育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同时期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则是日本闭关锁国后仍能走向近代化的决定性原因。
第三，中日两国在闭关锁国期间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也有着天壤之别。清廷从康熙年间起重用理学名臣，颁布《性理精义》、《朱子全书》等理学书籍，贬斥所谓的异端学说，严格按照程朱理学思想进行科举考试，确立了以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的绝对正统地位。这种对内加强思想控制的政策，使对外政策尤其对待外来文化的政策采取的是一律排斥的态度。而这一时期的日本，由于德川幕府的八代将军吉宗对西方的天文、历史、船舶、武器、钟表、世界地理、医学、动植物学等有浓厚的兴趣，他不但派人专门向荷兰人询问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颁布相关法令，使大量的荷兰书籍包括汉译西方书籍再次大量流入日本，从而引发了被史学界称之为“兰学勃兴”的运动。
中日两国闭关锁国政策的相似之处
首先，都对本国人出海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清廷规定出海贸易的商民必须经过申请、具保、核准后发给执照才能出海贸易，同时对出海贸易船只的大小、水手人数、时间甚至携带的口粮做出种种近乎苛刻的规定。严令已在南洋一带贸易和留居的中国人限三年回国，否则不准“复归故土”。日本方面则执行了更为严厉的出海政策，1636年禁令中称，严禁派遣日本船和日本人到外国，如有偷渡者处死罪。已去外国定居的日本人，若返抵日本，即处死罪。
历史上中日两国闭关锁国政策
1757年(乾隆22年)清廷下令关闭漳州、宁波、云台山三处对外贸易港口，只余广州“一口通商”，以后在1759年(乾隆24年)、1809年(嘉庆14年)、1831年(道光10年)、1835年(道光15年)先后又颁布了《防夷五事》、《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等条令，主要对来华外国人的活动进行各种限制，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彻底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标志。日本实行所谓的闭关锁国政策则是以1633年(日本宽永10年)到1639年(日本宽永16年)发布5次“锁国令”为标志，主要内容是禁止日本人出入国门，取缔天主教，禁止葡萄牙人来日本等。
其次，中日双方都禁止天主教的传播。对于禁止天主教，中日双方这一时期的统治者有着较为相同的想法，主要是从稳定传统思想进而稳固政权统治出发。相比而言，清雍正禁止天主教传播时，是“礼送”在中国各省的传教士至澳门安置，令其回国。而日本方面由于认为西方传教士人数众多，天主教在日本民众中影响很大，为了尽快消除天主教势力则实行了非常严厉的禁教政策，1636年禁令中称搜捕天主教传教士，若发现外国人传播天主教的一律逮捕下狱，外国人在日本所生子女，以及接受这些子女作为养子养女的人，一律判处死罪。
其次，作为中日两国唯一对外通商的口岸——广州和长崎，在闭关锁国期间所起的作用大相径庭。清廷设广州一口通商，表面上允许各国商人来华，但实际上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广州是清廷对外“恩加体恤”的场所，是体现中国对外怀柔政策的施恩之地，对外贸易已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文化交流不但非常有限而且完全是客观上带来的。日本幕府这一时期也只设长崎一口对外通商，但早从1644年(日本正保六年)幕府就规定荷兰商船来日必须向幕府提供荷兰及西方世界最新情况的报告，由幕府的外语翻译译成日文，时称“荷兰风说书”。中国商人来日后也必须向幕府提供所在中国省份的最新情况报告，时称“唐人风说书”，更值得关注的是幕府专门在长崎设立“风说役”一职，任务是当清朝商船进港时，听取清朝商人的日常谈话，如有奇异消息，就记录下来立刻报告长崎地方政府，以便随时获取海外情况。长崎在日本锁国体制中成为了了解世界的窗口，对外交流的平台。通过长崎，日本人掌握了一定的西方知识，初步了解了西方世界，为近代迎接西方文明的挑战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工作，因而长崎知足长乐”。危机意识太弱。客观地讲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缺乏正确的认识，中国上下对外危机意识十分淡薄。同时期的日本，有曾经在德川家宣、家继将军时期担任幕府重臣的新井白石与荷兰人广泛接触，了解欧美和亚洲诸国的形势，写出了《采览异言》、《西洋纪闻》等介绍西方世界的著作，尤其是林子平于1786年、1787年刊行的《三国通览图说》、《海国兵谈》两本书，强烈指出俄国对日本侵略的危险，强调海防是当务之急。环顾当时的中国确实无人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