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中西文化论争(2)：中体西用论

近世文化争论（2）：中体西用论

相对于“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论是近世有识之士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更为核心的理论，兴起虽晚，影响却久，时至今日，余波犹存。从学术角度而言，“中体西用”论已属烂题，研究成果之丰，解读范围之广，论述观点之杂，可谓无出其右。小至只言片语，大到长篇累牍，但凡言及晚近，必谈“中体西用”。因此，稍有智识之人，多少都能就此说道一二。当然，文化比较与文化选择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故而，“中体西用”论所反应不同阶段国人的哲学思维方式、“中体”与“西用”之间的内在层次和有机关联性、此论的历史作用和现时价值都还需要对大众阅读者予以普及，以期能对今日中华文化复兴有所裨益。

如果说“西学中源”说还是带有经验性的观点，那么“中体西用”论就涉及到了思辨性的哲学观念，因为“体用之辩”一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命题之一。“体”和“用”的概念与欧洲哲学中的“本体”与“现象”、佛学中的“法性”与“法相”相类似，与之更为接近的中国文化词汇中又延伸出“本末”、“道器”等观念。所以，史料中伴着“中体西用”出现的常常还有“中本西末”、“中道西器”这样同义的论调。尽管国人一直在讲“体用”，但对其内涵却缺少准确的定义。中国的文化特性大体如此：概念模糊，靠心领悟。因此，到了近代中西文化发生碰撞之时，“体”和“用”的内涵外延在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描述中呈现出不断变换、百家争鸣的景象。

追本溯源，先来谈谈“中体西用”的最初形态。有趣的是，“中体西用”四字明确见著于笔端文字并不在西学东渐之初，而是到了1895年这个特殊的年代节点：4月，沈毓桂在《万国公报》发文提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后，孙家鼐筹议京师大学堂、张之洞改革两湖书院、梁启超起草大学堂章程，都使用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而与“中体西用”相应核心理念的提出则相对早了30多年，学界的普遍共识是1861年，林则徐的高徒冯桂芬在其《校颁庐抗议》提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论断。其实现在来看，林则徐和魏源那一代“开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所提“师夷长技以制夷”多少已经包含了中体西用的理念。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强调西技所指“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而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其中收录乾隆时期编著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一句话：“（西学）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同时，魏源还引用了康熙朝时杨光先申斥天主教的《辟邪论》。这透露出魏源文化观念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提出中国要学习西学，另一方面却将“老师”称作为“夷”，将所学内容限定为“技”。显然，鸦片战争仅仅打开了林、魏等人的眼睛，却还没有让他们敞开心扉。

师承林、魏，冯桂芬的思想可贵之处在于他对西学范围的扩展与认同，儒家所谓“诚心正意”在他身上多有体现。冯氏的“本辅”说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待西学的态度迥异，这不仅表现出他真心实意提倡“采西学”，而且其所论也突破了简单的“西技”范畴。他在《收贫民议》中明确更主张效法荷兰设立收养和教育贫民的机构，效法瑞典设立强制性义务教育学校，其眼光已转向西方各国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单项政策和措施上来了。更为重要的是，冯桂芬首创以“中体西用”的论述方式来提倡西学，开学习西学之一代新风气，“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基本框架已经在此成型，之后的洋务运动正是在此思维范式指导之下进行的。

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在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到西方技术的巨大优势，主张办洋务，学西学。然而保守人士反复声言，只要整纲纪、崇圣道、励气节、振民心，中国定可强盛起来，无须乎他求，更不应效仿西人，舍本逐末，讲求技艺数术。面对这样的非难，革新人士不得不极力表白自己坚信礼教立国的中学具有主导作用，同时又要想方设法论证西学对于富国强兵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而这正是“中体西用”的内涵所在。李鸿章、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人，都发表过词汇各有不同，但实质与“中体西用”并无二致的观点。如薛福成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王韬直言：“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郑观应则话之更明：“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而作为最有影响力的洋务巨头，李鸿章的言论无疑更具代表性。

早在兴办洋务之初，李鸿章在奏折中就谈到：“中国文武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庶几取外人知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无患。”到了光绪二年（1876），他在写给友人信中又说道：“中国所尚者道为重，而西方所精者器为多。……欲求御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而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篱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备，不难合四海为一家。”李鸿章在文化问题上的开放与包容心态，以及锐意吸收和引进西学的远见跃然而出。虽然他在表达“中体西用”观点时对“西用”并没有固定的解释，但他颇有逻辑地表达了这种逐层递进的“西用”：“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从“利器”到“制器之器”和“制器之人”再到“专设一科”改革科举制度，李鸿章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这种深入递进学西学的途径。

李鸿章等人连篇累牍地议论中学西学关系，其用心显然不在于说明中西文化地位的高低主次，不在于说明西学需要中学主宰统摄，而是在竭力证明中学必须用西学来辅助保卫，立意之明，真是洞若观火。但是，无论开明人士如何论争引入西学的必要性，必须指出的是，洋务运动时期的“中体西用”论都秉持了两个基本原则：一不能违背封建伦理道德，这是传统士人所坚持的；二不能破坏延续了两年多年的封建政治制度，这是当权势力所固守的。

进入到19世纪90年代，“中体西用”的思维范式已经广为流行。如上文所述，沈毓桂、孙家鼐、张之洞等人已明确采用“中体西用”这一词汇来畅谈中学与西学间的关系。其中尤以张之洞的议论最具影响力，他明确指出：“学堂之法约有可要：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在具体处理中西学关系上，他也给出路径：“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难怪梁启超曾说：“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可见张之洞倡见影响之广泛，以致戊戌变法时所发布的《诏定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