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

【标题】：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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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1879～1953）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前苏联共产党和国家一个时期的主要领导人。1879年12月21日出生于格鲁吉亚的一个出身于农民的皮鞋匠家庭。1894年进梯弗里斯正教中学读书。1898年加入格鲁吉亚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麦撒墨达西”。1899年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从此开始从事职业革命活动。1901年9月发起创办《斗争报》。1903年在狱中缺席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委员。从1901年3月到1917年二月革命，虽多次被捕、流放，但一直坚持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1912年1月在布技格党的第六次代表会议上，斯大林缺席当选为党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年4月，遵照列宁的指示，创办了《真理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斯大林从流放地获释回到彼得堡，领导《真理报》的工作。5月，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立，斯大林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0月10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列宁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案，斯大林被选进领导起义的由七人组成的政治局。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最初被任命为特命全权南俄粮务总领导者，继而在一些重要战线上负责军事任务。这期间，于1919年3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后被批准为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1922年4月，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路线，建立了以大工业为核心的重工业，创立了在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影响重大的“斯大林模式”。1936年11月，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所作报告中，宣布社会主义体系在苏联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已完全胜利。1941年5月至1953年3月，斯大林先后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在卫国战争时期，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国防人民委员、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领导前苏联人民和武装力量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1953年3月5日，因病在莫斯科逝世。
斯大林是列宁之后30年内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领导人，后来在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影响巨大的“斯大林模式”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了一系列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理论：
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在20年代中期。在同托洛茨基等人的争论中提出和阐述的。斯大林认为，在苏联建成社会主

义就是在斗争进程中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的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问题就归结为能不能用本身的力量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问题是工业和农业、工人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无产阶级国家能够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重要内部条件和保证。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的资金问题，斯大林认为有了国有化的土地、工业、交通、商业等，就有了追加资本的源泉，就能够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来建成社会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和国家的理论。在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斯大林提出随着社会主义的进展，阶级斗争将日益尖锐化，垂死的阶级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阶级斗争仍然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他还提出了，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的公式。1937年，斯大林再次重申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事业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凶恶，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来作最后的挣扎。斯大林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有三个方面的职能：镇压国内被推翻了的阶级；保卫国家以防止外来侵犯者；进行经济组织工作和文教工作。他认为，国家的消亡不是经过国家政权削弱的道路，而是经过国家政权最大限度地加强的道路到来的。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在苏联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存在彼此对抗的阶级，社会是由工农这两个互相友爱的阶级组成。工农之间、工农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限正在消除。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没有任何矛盾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还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完全适合”应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发生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严重冲突，社会有可能通过及时使落后了的生产关系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
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斯大林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认为，苏联实现工业化不能走资本主义国家通常所走的从轻工业开始的道路，而必须从重工业开始。工业化的中心和基础是重工业，而重工业的心脏则是机器制造业。他认为，有了重工业才能保证国家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经济独立，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才能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改造整个国民经济。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要靠社会主义积累，社会主义国家因其优越性也有可能靠自己积累工业化的资金。国有化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和信贷业、对外

贸易垄断制度，由国家调整的国内贸易，这都是实行工业化追加资本的源泉。同时，斯大林还认为，农业必须向工业化纳“贡税”即向国家缴纳直接税和间接税之外的超额税，因而长期地、过大地保留了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
关于农业集体化的理论。斯大林认为，实现农业集体化是改造小农经济的惟一正确道路。他强调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决不能长时期建立在社会主义大工业和分散。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只有全面彻底地改造小生产，才能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打下可靠的经济基础。斯大林指出，劳动组合，即集体农庄是农业集体化的形式，他还认为，中农问题是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的中心问题。
关于两个平行市场的论断。斯大林1952年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经济关系的论断。他认为，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
关于经济规律客观性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观点。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批评了当时苏联经济学界流行的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特别是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的观点。斯大林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理论。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认为，社会主义的苏联之所以还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因为苏联还存在着两种所有制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生产资料已不是商品，价值规律只在流通领域起调节作用，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因而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模式”一直是世界范围内十分关注的重大研究课题，也是长期以来分歧较大、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涉及到这位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性人物的个人功过是非的评价，更重要的是，这涉及到如何总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和如何认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关于斯大林主义同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国际上进行着热烈的讨论。俄国历史学家罗·麦德维杰夫认为，斯大林主义的一切消极现象，不能由列宁来负责，斯大林主义是对列宁主义的歪曲和篡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罗·塔克教授认

为，列宁主义是产生斯大林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斯大林主义不是直接来源于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塔克提出，列宁主义不是主张清一色的极端主义和暴力的学说。它是由不同成分组成的，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不是必然要产生斯大林主义的。塔克还认为，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从1921～1923年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斯大林搬出了列宁1918～1921年时期的理论，从而把列宁主义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的列宁主义”。有的学者，如加·波波夫认为，斯大林在30年代建设社会主义遵循的纲领是1919年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二个纲领。该纲领提出党的根本任务：是要“按照一个全国性的计划把全国所有经济活动最大限度地联合起来，使生产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把整个分配机构严格地集中起来”。波波夫说，这个纲领体现：“一切都由中央统一的计划所控制的，以国家任务为主、不应该存在物质刺激的、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的、一切靠纪律来维持的……社会主义。”正是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心思想。而列宁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关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已经改变了，列宁思想的变化应“合乎逻辑地”导致这一纲领的修改，但在斯大林时期始终没有做过修改。
关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前苏联学者利西奇金在《神话与现实：改革需要马克思吗？》一文中认为，斯大林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他的主要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把经济上的社会化和法律上（行政命令式）的社会化区分开来。列宁第一个注意到俄国“革命后实行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的质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质不同”，提出“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事实上社会比”，“要从国有化和没收过渡到社会化”。而斯大林恰恰是用行政手段实现生产的社会化，“用国有化的尺度来衡量社会主义”，从而把建立社会主义的任务“大大简单化了”。列宁虽不美化私有制，但他不急于用行政手段、强制手段消灭私有制，而是探索将私有制纳入正常的向社会主义所有制转化的过程和途径。他曾设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利用“合作制”，从经济上加速实现私有制的社会化。他不是通过行政手段而是通过经济手段来消灭私有制。斯大林对私有制的态度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完全不同，他认为：“私有制是祸害，而且比祸害还坏，而不管在这种或那种生产的发展中私有制的潜力是否已经枯竭”，并且认为“任何公有制都比私有制好、比私有制强”。他在消灭了个体农户、小

手工业者和发育不足的耐普曼分子之后，就向全世界宣布“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另一位俄国学者H·A西蒙尼亚认为，按照列宁的思想，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产生出社会主义的俄国。列宁设想通过“新经济政策”同时交叉地解决资本主义两个阶段的任务：（1）标准的工业化；（2）形成应该成为未来社会主义基础的那些“国家垄断结构”，以便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斯大林中断了这一过渡。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结构共生、共存，社会主义本应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结果，是克服过渡时期内的共生现象的结果。斯大林抛弃了新经济政策，也就抛弃了真正能加速和缩短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惟一可行的途径。原苏联高级党校教授尼·马斯洛夫认为，斯大林没有领会列宁晚期关于社会主义观念的转变，很不情愿地接受新经济政策作为一种退却的政策，而不懂得这是一种建设性的政策，迫不及待地“把新经济政策抛开”。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深刻的和不能相容的矛盾就在于此”。他认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想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粗陋的”兵营式社会主义，其特点是“在满足人类要求方面的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少数革命领袖的专制”、“整个社会联系体制的官僚化”、“把人看作是执行上级机关意志的盲目工具”。这就是斯大林付诸实践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极端教条化、庸俗化和粗浅的社会主义的概念”。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可以说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趋向和接近正确历史走位而产生的一种社会主义体制模式的雏形。斯大林停止了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所提出的正确“退却”路线，他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使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科学定位发生了中断，使列宁已经接近完成的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正确历史定位重又发生了严重的错位。这种体制模式虽然出现了历史定位的失误，但由于终归还有基本制度的合理内核，在一定时期内还是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逐渐暴露出日益严重的弊端。邓小平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的兴起正是对斯大林模式历史定位和模式选择失误的校正。对斯大林及其思想的研究将伴随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今后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