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语言学浅论语言学

佛经语言学浅论语言学

民国初年，梁启超写了一部《佛学研究十八篇》，其中有《翻译文学与佛典》一章，特别强调“我国近代之纯文学，若小说，若歌曲，皆与佛典之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并论及马鸣所造的《佛本行赞》，实是一首达三万余言的长歌，虽然不用韵，然而读起来，却觉得与《孔雀东南飞》等古乐府相彷佛。而其《大乘庄严论》则几乎是一部《儒林外史》式的小说。能令读者“肉飞神动”。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更用了两章的篇幅来介绍“佛教的翻译文学”。他认为佛经“给中国文学史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胡适又认为，印度文学里有一种特别的体裁，散文记叙之后，往往用节奏文体重说一遍，这部分叫做“偈”。中国弹词文学里的说白与唱文夹杂并用，便是受佛经的影响。

自梁启超、胡适以后，人们除了宗教的佛经、哲学的佛经之外，开始注意佛经文学的一面。然而，文学和语言是一体两面的。既然注意到文学的层面，自然也会逐渐注意到语言的层面。事实上，当梁启超强调文学价值的同时，他也专有一节谈及语法及文体的变化。他发现佛经一概不用“之乎者也”；也不用骈文家的绮词俪句；倒装句以及句中夹杂解释语的情况极多；又多重复前文语。还有许多带有长串形容词的名词；散文与偈交错，而偈又无韵。这些分析已经触及了语言研究的问题。

二、什么是“佛经语言学”

人类利用语言传播自己的经验，累积共同的智慧，它几乎是整个文化赖以成立的基石。所以，无论是中西方的学者自古都非常重视语言的研究。我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尔雅》、《说文》、《方言》、《释名》之类的语言学专着，清代的语言文字之学更是达于鼎盛。近几百年来，西方的研究成果超越了我国，所谓“现代

语言学”指的正是西方的语言学。

真正了解语言，应该由四方面着手：语音、构词、词义与句法，这是语言组成的四个主要领域。因此，“佛经语言学”的研究可以划分为这四个部分。所谓“佛经语言学”，也就是弄清楚古代佛经里面所说的话，包括东汉以后所有翻译为中文的佛教经典，也包括唐、宋、元、明各代本国和尚所撰写的禅宗语录。“佛经语言学”就是要把里面的语言现象弄得清清楚楚，这样不但能帮助读者克服读经时的语言障碍，更可以作为探索古代汉语的重要凭借。

“佛经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就是要观察我们的语言是如何产生变化，变化的规律又如何？因为佛经保留了大量当时的语言记录。古代的译经者为了更有效地传播佛法，总是运用社会大众的口语来进行佛经的翻译。所用的词汇，在当时都是耳熟能详的群众用语，唯有这样，佛法才能深入民间，和民众没有隔阂。

但也正是这个缘故，今天我们读佛经感到困难重重。因为社会的语言最容易产生变迁，不断的演变是语言的常态。一般人认为佛经难读，他们总有一个误解，以为是其中的道理过于艰深，不是一般人能够了解的。其实，佛经正是佛陀想要传播的教训，它必须是平易近人的，译写成中文的佛经也当遵守这个原则。那么佛经难懂的症结在那里呢？其实是语言。因为那是古代的白话文。因此，我们今天若要真正读懂佛经，首先就必须克服语言的障碍，必须从“佛经语言学”着手。

三、为什么要研究“佛经语言学”

（一）了解佛经语言的面貌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研究“佛经语言学”的知识至少有两个目标：

第一、是要通读佛经，了解佛经语言的面貌，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第二、在于了解自己语言的变迁历史。知道语音、词汇、语

法如何改变，进而把语言的奥秘揭发出来。

古代的出家人，把“佛经语言学”的钻研，视为日常生活中一门重要的功课。宋代郑樵《七音略》序提到：释氏以参禅为大悟，通音为小悟。所谓“通音”，就是语言、音韵的研究，可以说一部中国声韵学几乎与佛门脱不了关系，同时也说明了古代僧人对“佛经语言学”的重视。

（二）中文佛经是全世界最庞大的佛典数据

说到“佛经语言学”，一般人总有个观念，以为就是指梵文、巴利文的研究。这个观念未必正确。其实，全世界最丰富的佛经文献是由中文写成的。其中有极多的语言现象至今尚未弄明白，如果连我们自己语言写成的佛经都还弄不清楚，而去研究外语佛经，不是有一点舍本逐末吗？试想，我们拥有一部又一部的大藏经，从宋代的《开元宝藏》，到今天的《佛光大藏经》、大陆新编的《中华大藏经》，前后曾编过三十部以上的大藏经。这么丰富的语言数据，竟然把它放在一边，冷落而不加过问，又多么可惜啊！

事实上，梵文、巴利文的研究，对本国的语言学无法提供任何实质上的帮助，其目的只是在于原始佛教思想的探索而已。这类工作，熟悉拼音文字的西方学者已经做了很多，我们实在不需要舍己之长，而去逐彼之长。要知道，有一件事是外国人很难深入的，那就是全世界最庞大的佛典数据――中文佛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