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的民本思想到现代的以民为本

从传统的民本思想到现代的以人为本
传统的民本思想
.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是以“民”为立足点而提出的。

“民”的提法即不同于“官”,又有别于“人”。

首先,“民”是与“官”相对的概念,在使用“民”的场合,往往是指由于分工的存在,人被区分为不同的群体: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即“官”与“民”。

因而,“民本”的提法本身就默认整个社会可以划分为“民”与“官”两个群体。

“民本”是从统治者的立场提出的,其出发点是“官”怎样处理好“官”与“民”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有序。

另外,“民”不等于“人”,在使用“人”的场合,往往是相对于“物”以及普遍人性而言的。

因而,“民本”不同于“人本”,人本思想强调从人本身出发,研究人的本质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本思想的最终诉求是在人与世界万物的关系中应该以人的地位为首,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实现每个人的平等.
(一)传统民本思想的产生根源与发展
传统的民本思想,是指中国古代历史上将民众视为治国安邦根本的政治学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精髓的体现。

任何社会意识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因素产生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

首先,中国传统的经济条件是民本思想产生的物质基础。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社会经济是以农为本的小农经济,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自给自足,不存在明确的社会分工。

分工程度的弱化明显地降低了人对人的依赖程度,造成了社会上单独的个体对整个社会状况的影响并不明显。

所以单个的民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民只有作为一个与君相对的整体,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从社会心理基础来看,中国自古的民众就缺乏个体意识,存在着对君主的依附心理。

在中国传统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民众在社会等级序列中处于最底层。

民众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对君主的思想依附性,根本谈不上个体人的意识和行为,他们的思想观念是由君主来规定的,他们的一切必须听凭君主来为自己作主。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萌芽于殷商至西周时期,当时的领导者已开始从桀、纣的亡国以及现实的斗争中,初步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提出了“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和“敬德保民”(《尚书·康诰》),开始重视民的力量。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加剧,民众的重要地位越来越显示出来。

孔子较早地提出了重民、富民思想,他说:“足民足食,民信之矣。

”(《论语》)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和仁政学说,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本思想体系。

至于荀子提出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的著名比喻,更是集中反映了“民本”的思想。

汉唐时期,民为邦本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西汉思想家贾谊吸取秦亡教训,提出“民者,万世之本”的思想(《新书·大政》),唐太宗李世民总结隋亡教训,悟出必须做到“国以民为本”。

明清时期,民本思想更加完善,王夫之宣称:“人无易天地,易父母,而有可易之君。

”(《泰誓上》),对民众的力量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其民本哲学思想有鲜明的民主因素。

二、传统民本思想
(一重视民众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提出了“仁政”思想。

他指出当政者必须以仁爱之心待民。

他说:“仁者,莫大于爱民。

”(《孔子家语》)因此,他一再申述“仁者爱人”的政治观点,要求统治者要废除“苛政”,减轻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并以“舟”与“水”的关系作比,生动而形象地说明“仁者爱人”的重要性,“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

”(《荀子·哀公》)孔子反对横征暴敛,认为“苛政猛于虎”。

孟子从历史和现实的大量事实中,认识到庶民对于国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观点,强调了民为邦本,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也。

得
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绝尔也。

”(《孟子·离娄上》)汉初贾谊则提出“民为政本”的主张:“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

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

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

”(《新书·大政》)
(二)是对“官”提出的要求
无论是民本思想还是以民为本,都以承认社会存在着“官”与“民”的群体性划分为前提,而且“民本”的提法本身就是对“官”提出的要求。

传统民本主义者所看重的是统治者的“德”,而非民众的自主性。

为此,它对君主和官吏的道德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

民本思想所塑造的最理想人物就是“明君”和“清官”,旨在通过对君主和官吏品德人格的塑造来限制和约束君主的行为,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三)是为了富民
在中国传统民本观看来,“民以食为天”,民本思想主要着眼于民生问题,重视民生问题是民本思想的重要特点和内容。

民为本,而固本首当富民,民富则安,民贫则乱,先要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这是人得以生存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的前提。

为了维系民心,统治者要推行仁政,藏富于民,使人民“乐岁终生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

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墨子指出:“民之所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

”(《墨子·兆乐》)如果到了民众不能生存的地步,政权便不会巩固。

富民,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的集中体现,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和标志。

三、传统民本思想与现代以人为本思想的本质区别
传统的民本思想纯粹是一种子民哲学,统治者“爱民”实质上是为了更好地“牧民”,他们所采取的一切利民措施其最根本出发点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

现代的以人为本思想以现代的民主思想为前提,是对人的主体地位、目的地位与主体作用的肯定,把尊重人,解放人、为了人和塑造人的价值取向落实到社会实践中,要求人们在分析、思考、解决一切问题时,要确立起人的尺度。

在现代的人本思想中,人不再是祈求帝王的恩赐,而是把自己当成了社会的主人。

(一)两者都注重民众的作用,但其目的不同
传统民本思想的实质是为民作主,而非由民作主,君主“爱民”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牧民”。

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民本思想是一种子民哲学思想。

历史上的思想家和开明政治家既承认民为国本,又讲君为民主。

孟子在讲“民贵君轻”的同时,又说“无君无父,是禽兽也”。

荀子舟水之喻的民本思想是很深刻的,但荀子民本论的工具性思想同样也很突出,他说:“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

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

”(《君道》)之所以要重民、爱民,其目的是要使民众“为己用,为己死”。

一个“用”字突出表明了传统民本观的工具性特征:民并非君本意义上的“本”,民不过是工具;爱民是为了用民,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而并非是真正置民于君之上,以民本否定君本。

现代以人为本思想改变了人本思想的“民为仆”的局面,使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实现了人民的解放。

以人为本思想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提出的,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人民群众有选择自己的领导的权力,并对其进行监督,从而实现自己对自己的领导。

人民群众应该拥有绝对、最高的权力,其他一切权力都是从中派生出来,并为之服务的。

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

他认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我们这个社会和国家的主体,人民群众是社会和国家的主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二)实现利益的主体
不同在中国古代,官与民是两个利益完全不同的群体。

传统民本思想下,统治阶级所采取的一切利民措施其最根本出发点是为了实现统治阶级者自身的利益。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传统的“民本”仅仅是
统治阶级的一种治国方略,与人民当家作主治理国家是两回事。

民本思想主张以民众的需要和利益作为发政施治之准则,但其前提是等级制度的存在,维护统治者的长治久安,其实质不是否定君主专制,而是“得民”以达“治民”、“牧民”,最终实现统治者的利益。

中国历史上进步的思想家以及一些封建帝王从不同的政治变动中得出了一个大致相同的结论:民心向背决定着政治的兴衰和国家的存亡,统治者只有获得了人民的拥护才能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为此统治者要关心民众疾苦,保护人民利益,否则就会失去民心,最终丧失对民众的统治权。

现代以人为本思想的主旨是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民众的利益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主体。

首先,领导者不是独立于民众之上的的群体,领导者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困难,尽全力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特别是要着眼于人民长远的根本利益,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毛泽东同志曾一再告诫全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其次,领导者与人民群众是同一利益的主体,两个群体的利益是共同的。

每一位领导者都来自于群众,都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领导者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领导者的利益寓于人民群众、国家利益之中,只有将个人利益融入人民利益之中,才能最终从根本上实现个人利益,领导者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是为了实现民众的利益。

领导者只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领导者的领导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自己管理自己,自己主导自己。

(三)“官”与“民”的群体性划分的实质不同。

在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划分,并且等级界限具有不可逾越的特性。

官与民是两个利益完全不同的群体,人被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等级,其中最重要就是君、臣与民的等级划分。

在三个等级中,君王高高在上,不能与百姓混同,不能与臣民平起平坐;臣通过君主专制制度也拥有了统治民众的权力,成为君主统治社会的工具;而作为社会最底层的民众,只能俯首称奴,成为君主统治的对象。

在中国古代社会,三个等级之间的界限是不能轻易被逾越的,君与民是对立的两极,君不是民中的一员,而是在民之上的一个社会主体。

传统民本思想所要求的只是君主身在高位要念及百姓,施惠于臣民,绝不存在给人民大众以主权的意图。

传统民本观所包含的群体界限的不可逾越性决定了民本思想的利益主体是统治者,民本思想的提出其最终目的是维护、实现统治者的最终利益。

现代以人为本思想下,虽然也存在着领导者与人民群众的群体性划分,领导者与人民群众之间有一个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人民群众也有一个自觉服从领导的问题。

但是这种领导与服从根本不同于君王与臣民之间的那种统治与服从关系。

社会不再存在不可逾越的等级划分,领导者与人民群众两个群体之间的成员是互通的,优秀的社会成员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成为社会的组织者、领导者。

以民为本思想下的领导者不是一个独立于群众之上的群体,不是一个特权集团对人民的统治,领导者与群众的区别只是一种工作上的分工的不同。

各级领导干部来自人民,又是人民的公仆,是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领导者的领导权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服务权。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这正是现代以民为本思想的本质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