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 法典篇章体例的变化 论文

自战国时期至隋朝的法典篇章体例变化摘要

在战国时期，魏国李悝主持编制的《法经》是中国古代成文法典之源，对后世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代各国的重要法典大都是建立在《法经》的基础之上。古代中国法典的篇章体例结构不断在发生变化。自战国时期《法经》至汉代《九章律》篇目逐渐增多，而从曹魏时期《新律》十八篇后，篇目又渐渐减小，直至隋朝《开皇律》标志着这一发展过程的完成。本文将介绍自战国《法经》至隋朝的法典篇章体例的变化内容、特点及影响。

一、战国时期的《法经》

《晋书刑法志》曰：“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梁启超先生在《梁启超论中国法制史》中也说“语中国法制史上最重要之人物，则李悝其首屈一指矣。”可见李悝所著《法经》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法经》一曰立后此成文法之基础。“然则二千年间之法律，无不以李悝所制定者为蓝本，不过因缘时代之需要，而有所损益云尔。”“故后世一切法典之对于《法经》，非徒母子血统关系，而实一体化身的关系也。”二曰集前此成文法惯习法之大成。“悝之《法经》，既撰次诸国法而成。”

《法经》共有六篇，分别为《盗法》、《贼法》、《网法》、《捕法》、《杂法》、《具法》。其基本内容可归纳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前四篇，主要是惩治盗贼犯罪的法律规定。《晋书刑法志》记载“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惩治盗贼是《法经》的首要任务，有了盗贼犯罪，就必须囚捕查办。所以《法经》把盗贼最多法律内容置于各篇之首。第二部分即第五篇《杂法》，主要是惩治盗贼罪以外其他犯罪的法律规定。《晋书刑法志》记载“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第三部分即第六篇《具法》，是关于定罪量刑的法律规定。《晋书刑法志》有“又以《具律》具其加减”的说法。

从法典结构看，《法经》以严惩盗贼罪为核心，根据罪名类型、囚捕程序、量刑标准等各项不同内容分立篇目，包含了总则与分则、实体法与程序法、刑事法律规范与其他法律规范等各方面的内容，首次创立了成文法典的篇章体例结构，对后世各代的法典编纂与立法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法经》作为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不仅成为秦国商鞅变法的直接蓝本，而且也为后世的魏晋南北朝各代立法所宗。《法经》是中国古代成文法典之源，开创了中华法系独树一帜的立法先河。

二、汉朝《九章律》

汉朝统一大业完成后，据说萧何制定在参考秦律的基础上，“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书刑法志》）。

《九章律》是汉朝的基本法典，分为《盗律》、《贼律》、《囚律》、《杂律》、《具律》、《户

律》、《兴律》、《厩律》。前六篇的篇名与《法经》完全一致，继承了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法典结构。《九章律》较《法经》新增加了《户律》、《兴律》、《厩律》三篇，涉及户籍、赋税、徭役、兴造等内容。《九章律》纠正了秦朝法制法令数量繁多而缺乏体系性的弊端，发挥了法律体系的框架作用，是一部综合法典。

汉惠帝时期，叔孙编订了《傍章律》十八篇；汉武帝时，张汤编定了《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编定《朝律》六篇。《九章律》《傍章律》《越宫律》《朝律》合为汉律六十篇，构成了汉朝法律体系中最为稳定的部分。

《晋书刑法志》记载：“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是说汉朝建立以来，经历了三百零二年，法令逐渐增加，科条无穷无尽。又说：“刑法繁多，宜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应经合义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合为三千，与礼相应。其余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详除。”说汉朝刑法繁多，应该命令三公、廷尉同意律令，应合经义可以施行的，死罪二百种，耐罪、赎罪二千八百种，合计为三千种，典礼相应。其余的一千九百八十九条，全部可以删除。

汉朝法令科条繁多，虽然规范到了各个方面，也造成法条冗杂，管理实施不便的弊端。可以看出，此时的立法技术和水平仍然处于一种较为落后的状态。

三、曹魏《新律》十八篇

“次于李悝《法经》，而从事编纂法典之大业着，魏晋间之新律是也。”（《梁启超论中国法制史》）

《新律》是在汉初萧何所著《九章律》的基础上，“都总事类，多其篇条”而成，一般通称魏律。其中“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新增了十三篇，加上先前律法的五篇，一共十八篇。新增的篇目有《刑名》、《劫略》、《毁亡》、《告劾》、《系讯》、《断狱》、《请赇》、《兴擅》、《留律》、《惊事》、《偿赃》、《免坐》。

《新律》中，改《具律》第六位为《刑名》第一，将具有总则性质的《具律》改名《刑名》，冠于全律之首，解决了“罪条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终，非篇章之义”的弊端，突出了法典总则的性质与地位，是我国古代法典篇章体例结构的重大创新。这种将总则置于卷首的做法，为后代律典所沿袭。

它的第二项改革内容是精简“旁章科令”，增加法典篇目。这大大扩充了基本法典的篇目与内容，是其篇目分类更为系统、条理、规范。这体现我我国古代立法水平的提高。

《新律》十八篇是是曹魏政权的基本法典，但当时仍有诸多法典。魏明帝下令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共编成了《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及《尚书官令》、《军中令》等共计一百八十余篇，分别作为刑事民事军事行政等各方面的律令法规。《晋书刑法志》解释了这一原因：“旧律所难知者，由于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事寡则罪漏。是以后人稍增，更与本体相离。今制新律，宜都总事类，多其篇条。”可以看出，立法者认为从前的律令之所以难以了解，是因为六篇篇少的缘故。篇少文字就少，文字少事类就少，事类少有的罪行就会被漏掉。因此后人逐渐增加，更与本体相分离。现在制定新律令，应该包括全部事类，增加篇幅条目。

立法者虽然考虑到了罪行漏掉的弊端，但没有考虑到篇幅条目的增加会导致法典的复杂化，而不利于实施到现实中。

四、两晋南朝时期《泰始律》

两晋南朝时期制定的《泰始律》（也称晋律），以汉律为基础，参考魏律的篇章体例结构，编成二十篇共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字。其中保留了《九章律》中的《盗律》、《贼律》、《捕律》、《杂律》、《户律》、《厩律》、《擅兴》七篇，新增或修改了十三篇，即改《具律》为《刑名》、《法例》两篇，分《囚律》为《告劾》、《系讯》、《断狱》三篇，从《盗律》中又分出《请赇》、《诈伪》、《水火》、《毁亡》四篇，新增《卫宫》、《违制》、《诸侯》、《关市》四篇。

《泰始律》新增了《法例》篇目，充实了刑法使用制度方面的规定，进一步丰富了法典总则的内容。它继续精简律令章句，再度扩充法典篇目，使中国古代法典的篇章体例结构更加规范化。

“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事从中典，归于益时。其余未宜除者，若军事、田农、酤酒，未得皆从人心，权设其法，太平当除，故不入律，悉以为令。施行制度，以此设教，违令有罪则入律。”《泰始律》删除了苛刻繁琐的条文，保存了清正简约，事件采纳法典上的，但以对时事有益为宗旨。其余不宜删除的，如军事、农田、酤酒，没有能够全都遵从人们的意见，权且设立法令，天下太平的时候将要删去，因此不列入刑律，全都作为法令。虽然《泰始律》的篇目依旧较多，但可以看出其中立法内涵的提高与进步。

《泰始律》号称“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晋书刑法志》），将正统法律指导思想进一步法典化。《泰始律》总结、借鉴《法经》以来的立法经验，代表了当时先进的律学成就，在立法技术上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法典的篇章体例结构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立法成就。

五、北朝《北齐律》

北朝制定的北齐律，全面总结了自李悝《法经》以来历代的立法经验，在法典体例、篇章结构、律文内容等各方面均有所创新，使之成为代表当时最高立法水平的一部成文法典，在中国古代立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北齐律确定了十二篇的法典体例，为《名例》、《禁卫》、《婚户》、《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厩牧》、《杂律》共计十二篇九百四十九条，具有“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特点。

《北齐律》首创了《名例律》的总则篇目，将晋律首创、进而为南北朝各代法典所相继沿用的《刑名》和《法例》两篇合为一篇《名例律》。还将《泰始律》中《盗》《贼》合为《盗贼》，《捕》《断狱》合为《捕断》，又将《户》《厩》《卫宫》《毁望》分别改为《户婚》《厩牧》《禁卫》《毁损》，并删去《请赇》《告劾》《系讯》《水火》《关市》等篇，使篇目名称整齐明了，并删繁就简，对隋唐律典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北齐律》进一步突出了法典总则的性质和地位，从而使法典的体例结构及其内容更加规范化。此后的隋唐直至明清各代，其法典的首篇均为《名例律》，可见北齐律对后世立法的深远影响。

六、隋朝《开皇律》

根据当时“取适于时，留意宽简”的法制指导思想，《开皇律》继承了《北齐律》“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特色。隋朝统治者在命令修《开皇律》时，要求不拘泥与一国一派的法律，博取南北各朝、各民族法学的精粹，兼收并蓄，取精用宏，择善而从，在此基础上制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