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时代

中国的轴心时代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当中国文化进入到了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左右这一段发展历程之时，中国文化鲜明的人文主题在这一时期基本确立了；中国人的思维方法——以认识对象的自觉体悟和整体把握为特征的思维方法，基本定型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流派，基本形成了；中国人重伦理道德、重个人修养、重实用理性的价值判断标准在这一时期基本树立了；中国的士人集团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的“有容乃大”、“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机制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了；中国人在当时思考的主要问题，一直延续到了

今天。这便是中国的轴心时代。

中国的轴心时代是当时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变动的必然产物。春秋时期，“天子衰微、王权坠落”，于是“学在官府”的局面遂被打破，私学由此产生，由少数贵族所垄断的文化教育也随之下到民间，“士”阶层由此产生。士阶层的来源有二：一是贵族及其子弟在社会变革中门庭冷落，沦入士的队伍；另一是庶民等社会下层中的一些人士，通过勤奋学习，“积文学，正身行”而上升为士。春秋末期，官学式微，私学勃兴，原本为贵族所垄断的知识也走向了民间，于是士阶层的人数增多，队伍扩大。春秋时期的兼并战争和战国时期的征战杀戮，使得是时的统治阶级都充分认识到了“人才”和“谋略”的重要性，不少雄才大略的君主，都竞相招揽士人，激发了士阶层参预政治的激情。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使文化传播的速度加快，文化发展的规模日盛，文化流派种类增多。竞相争霸的诸侯列国，尚未建立起“大一统”统治秩序和观念形态，社会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有利于文化人有进行独立的、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劳动。私家学者集团兴起，打破了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使大批新兴的地主、商人乃至平民的子弟，也都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在孔子的学生中，

既有“结驷连骑”的富商子贡，也有身居陋巷的颜渊。私学为多种文化的碰撞、交织、交流与渗透，增添了内容和力量，百家之说遂应运而生。所谓“百家”，只是对诸子蜂起、学派林立的文化现象的一种概括。对于其间的主要流派，古代史家多有论述。是时的诸子学派，由于社会地位、思考方式和学术承传上的差异，各自的学说内容亦各具特色。例如，在儒学创始人孔子的思想中，“仁”与“礼”是两个最基本的范畴。儒家学派，以“仁”为核心，以“中庸”为思辨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实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在政治主张上，主张行“仁政”；既主张捍卫“三代”礼制（尤其是周礼），又主张对这些“礼”加以适当变通，可谓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道家学派，在本体论上，主张“道”是万物之宗，尊重“天道”，崇尚“自然”，不完全是儒家强调的“天命”或“天理”，而是一种超功利的境界，带有玄思的品格和自适的情趣。在思想方法上，倡导“无为”，主张个人对社会的“超脱”；在对人处事、治国方式上，主张“贵柔”、“守雌”，倡导“君人南面之术”。法家学派，在思想方法上提倡极端的思维方法“排中律”；在治国方式上，主张“严刑峻罚”和“法、术、势”的有机结合；在国家的工作重心上主张“重农

抑商、奖励耕战”；在文化政策上主张“文化一统”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墨家学派，强调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尚力”）；反对在基本生存需要之外的消费（“节用”）；主张以“普遍的爱来消弥战乱、实现和平”（“兼爱”）；尊重“天神”和“鬼怪”（“天志”、“明鬼”）；鼓吹绝对平均主义（“尚同”）；提倡任用贤人来治理国家（“尚贤”）。是时的诸子学派，既有各自的特征，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具有鲜明的文化目的性，这就是“救时之弊”。百家争鸣的结果，极大地促进了君主专制理论的发展与完备。实际的政治发展又与这种理论的发展相互促进，最终汇合成了秦王朝高度的君主专制主义及其法网、文网密布的政治环境。轴心时代促进了“民贵君轻”为核心内容的“民本”思想的产生。在“天人关系”上，突出了人的地位和作用；在“君民关系”上，强调了“民”的作用。“天道远，人道弥”说明有了“轻天重民”的思想意识。但这些“轻天重民”的思想，也仅仅限于少数士人大夫中。老子是最先提出了这一思想的哲人，他率先提出了“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孔子继承了老子的“爱民”思想，提出了比较完整的“仁政”思想：“仁者爱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修己以安百姓”，“因民之

所利而利之”。墨子站在下层民众的立场，在大声疾呼“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的同时，还提出了统治者应当向“农与工肆之人”开放政权，“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与百姓均事业”、“共劳苦”。孟子在继承前人“仁政”学说的基础上，比较完整地建立起了“民本”政治学说的思想体系。他不仅率先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还提出了“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他还提出了推行“仁政”的具体内容：轻徭薄赋，制民以产；听政于国人；王者“与民同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在轴心时代，随着氏族宗法制的逐渐解体，区域文化格局在宗族藩篱废墟之上显现出了它早期的规模地理差别，从经济上导致了文化的区域构成；邦国林立，从政治上强化了文化的区域分野；大师并起，从学术上突出了文化的区域特色；上古时代丰富多彩民风遗俗的流播传扬，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区域文化氛围。齐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秦文化，三晋文化等不同区域文化极大地促进了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华夏文化与胡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使得中华文化由此而获得了更加蓬勃旺盛的生机。

古典文明--西方文明的轴心时代

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大英博物馆珍藏中，有一些由彩陶、青铜器、金器、钱币、雕塑组成的古希腊罗马遗存，虽然为数不多，却彰显出灿烂的西方古典文明的历史余韵。

古典文明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源端，这是西方知识界的共识。19世纪的英国诗人雪莱说:“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文学、宗教和艺术之根都在希腊。若不是希腊-罗马征服者，或者说若不是我们祖先的统治者用武力传播它的光辉，我们也许仍然是未开化者。”雪莱的祖先是被希腊罗马用文化和武力征服的所谓“蛮人”。在古希腊罗马人眼里，欧亚大陆与岛屿上的其他民族，无论是日耳曼人、凯尔特人、斯拉夫人、不列颠人，还是波斯人、吕底亚人、印度人，都属于野蛮民族。现代西方文明之所以建筑在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基础之上，完全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原为蛮族的欧洲诸民族在文化上主动“认亲”的结果。他们先认外来的基督教为思想基础，待他们触到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发掘出来的古典文化之后，又拿来主义，用它们来打造世俗文化的基础。雪莱说“我们都是希腊人”，意思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