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学习中国文学

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学习中国文学

中国文明历史悠久，漫长的岁月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作家和诗人，他们留下了大量的珍贵遗产。今天我们研究古代文学，就要从这些文化遗产入手。一般说来，主要是古人写的作品，包括诗文、小说、剧本，和一些记录作家的生平事迹的书，包括史书、人物传记等，此外，有些出土文物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作品。

学习古代文学，主要是学习作家作品。这些作家和作品是古代的，所以没有史料记载，没有文献材料，或者散失，或者成书年代与作者均无法确定，这都是很常见的。所以有的作家没有作品传世，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而唐勒、景差的作品，今天已经看不到了。西汉有个淮南小山，他的作品虽然流传下来了，然而却是托名之作，作者其人已无从考证。有些作家，作品虽然传下来了一些，但是散失很多。如南宋四大诗人之一的尤袤，作品传下来的就很少，和“大诗人”的名号很不相称。所以阅读和学习古代文学，同当代文学比较起来，就材料而言，困难是较多的。此外，还有语言文字上的困难。文学作品就其内容来说，是社会存在通过作家的认识反映出来的，或者说是作者意识对物质的能动反作用。而用以反映社会存在和物质的工具是语言文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是变化发展的。语言文字变化虽然慢一些，但古今不同还是十分显著的。如我们看甲骨、铜器上的文字，如果不去深入学习，是完全理解不了的。不单字形字音有变化，字义也有变化。如同“烦”字，《说文》解释是“热头痛也”，是生病的现象，我们现在说“烦”，已经没有病的意思了。这种由于语言文字古今改变而带来的困难，就是阅读和学习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主要矛盾，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古今字义变化，文言脱离口语，也是学习古代文学的一大困难之所在。比如，宋朝有一个文人把“夜梦不祥，书门大吉。”写成“宵寐匪贞，札闼宏庥。”就是利用古今字义变化才那样写的。一翻开《诗经》就会看到“窈窕淑女”四个字。什么叫“窈窕淑女”呢？如果在没有任何古代汉语的基础下，那是很不好理解的。如果换成“苗条的稳重的少女”，就十分明白了。古今字义的变化，还有典章制度，事物名称的改变，固然可以找工具书，查字典，但字典也不灵。再比如，《红楼梦》中乌进孝的那份交租单上“龙猪二十个”，什么叫“龙猪”，字典上是查不出来的，到现在红学家也大都搞不清楚。读书遇到难字，不认识；难词，不了解，这是常有的事。即使认识，解释起来也不那么简单。

《诗经·伐檀》中有一句“不素餐兮”，没有难字，然而“素餐”如何解释？有位教授把“素餐”讲作“吃素”、“吃白饭”，结果被解聘了。因为“素餐”历来就解释为“白吃饭”，所谓“仕有功乃肯受禄”。龚自珍写诗也说：“我有素餐责，诚愧伐檀人。”其实，“吃白饭”也好，“白吃饭”也好，都是错的。毛传说：“素，空也。”空可以解作空乏，《论语·先进》孔子讲到颜回说“其庶乎屡空”的那个“空”字就作“空乏”解，“不素餐兮”就是“不愁没有饭吃”。“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也就是说：“那些老爷呀，不愁没有饭吃!”言谈之下，自然是说伐木者都是愁衣愁食的。所以要解决古书的字词义，还是要回归时代，多多阅读同时期的作品，才能减少谬误。

总之，阅读古代文学作品，首先得把古人写的诗文翻译成和今天当代人写的一样，能够很容易看懂，这就得学一学校勘和训诂。校勘主要是解决衍文错字脱误等问题。至于训诂，清代有一个学者说：“宋儒不明训诂之学，朱子稍知之而不甚精。”闻一多先生曾说，读古人诗文，要读白文，不要一开始就看注释。这就是说，要用校勘训诂的知识直接去读白文，不要依靠注释，矮子观场，随人喜怒。当然，注释对于一个初学的人，还不失为一块敲门砖，不过要解放思想，不要迷信权威。

克服语言文字的难关后，紧接着还有一系列问题，比如说，这个作品的作者是谁?他生平做了些什么事?他的作品是不是反映了时代的面貌?当时人喜欢他的作品吗?他的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都是真实的吗?他和我们生不同时，为什么他写的作品今天还能给我们一种美感的享受?诸如此类，只要肯认真思考，问题多起来，理解就会更深入。读书不能光靠眼睛看，而且还要用头脑思索，学而不思是不能对文学作品做出正确的评价，从其中吸收有益的养份，让精神生活丰富而高尚起来的。所以闯过语言文字关以后，阅读和学习古代文学作品还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所阅读的作品进行分析批判和评价。由于我们阅读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而这些作品大都是产生在阶级社会中的。鲁迅说：“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鲁迅这里只是简明扼要地讲讲文学创作和阶级的关系，事实上文学作品的阶级分析是很复杂的。有那么一股风，怀疑文学在阶级社会里有阶级性，他们以山水诗为例，极力否定文学的阶级特点。又提出人有共性，即人性。人，一是生存，二是生活。各个阶级虽有不同的生活，但求生存是共同的。所谓“食色性也”，爱与死是文学中永久和普遍的主题。这里面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只是把梁实秋等人的老调重弹而已。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也并不认为一个人吃饭睡觉，一举一动，一开口，每句话里

都塞满了阶级性。但在阶级社会中，人是有阶级性的。作者对他所描写的生活现象总要流露出肯定或否定，爱或憎，也就是说表现作者的倾向性，这倾向性就体现着作品的阶级性。阶级性总要通过作者对作品中所描写的人或事的某种态度，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流露出来。所以，我们阅读古代文学作品，必须注意作家赞扬什么，谴责什么。我们切勿去赶“人性论”的时髦，以超阶级的观点去看待文学遗产，那样是不可能真正认识它们的价值的。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阅读古代文学作品，还要把文学现象作为客观存在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存在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和其它事物的互相联系之中。这样，就得注意文学和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科学艺术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问的相互影响。如果不弄清楚八世纪中国唐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和宗教艺术，就很难认识杜甫诗歌描画现实的深刻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是空话，而是生活真实。要读《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不了解当时艺坛状况，大概只能停留在似懂非懂的阶段。同样，不熟悉中唐历史社会，对韩愈的《原道》、《师说》的理解就不能透彻。鲁迅在写给徐懋庸的一封信上说：“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这正如芝麻油原从芝麻打出，取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一样。”文学作品不仅是客观地反映社会生活，如果作品揭露了社会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引起人们对现实不满，从而起来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社会，使之合理，改造社会生活，文学作品在这种情况下，成了“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过去有些农民起义的领袖读《三国志演义》，从其中学习到许多斗争的策略，用以战胜敌人。《水浒传》被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禁止阅读，他们认为这本小说“诲盗”，怕人读后，起来造他们的反。《西厢记》也被他们认为“诲淫”的书，怕人读后争取“有情人都成眷属”，破坏了他们提倡的礼教。我们中国人读书，向来主张学以致用。学习和阅读古代文学作品，也应从其中吸收一些有益的东西，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文学作品是精神食粮，学习古代文学也同样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理想、有道德，精神高尚而纯粹的人。当然，古代文学作品中有不少是糟粕，需要批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