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异化、疾病的隐喻与历史的宿命

人性的异化、疾病的隐喻与历史的宿命

——墨白小说论

龚奎林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

中原大地的特殊地缘优势使得它自古以来一直是兵家争夺和权利争斗之地。20世纪的河南自然也充满了忧患与灾难，因为现代史上的历次战争在中原大地悲壮而残酷的一一上演，蹂躏着这块千疮百孔的土地，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又再次上演了一部灭绝人寰的饥饿与生存大战。因此，苦难成为河南作家笔下的永恒母题和诉说愿景。徐玉诺、冯沅君、师陀、姚雪垠、张一弓、刘震云、李佩甫、阎连科、刘庆帮、墨白等河南籍作家，大都是这一次次苦难中的侥幸逃脱者，他们以笔为旗，对历史、苦难以及沧桑有着鲜明的诉说和批判。人活着就注定了痛苦，这是上天考验人类意志的法则，墨白以自己的苦痛的经历在文本中虚构了“颍河镇”这么一个生命诞生与结束的宿命之地，卑微的灵魂在此中痛苦的挣扎，而挣扎的结果却往往是一种宿命的沉沦，所呈现的本质和乖张是悖谬的，因此，个体在强大的虚无与悖论面前不得不低头，正如墨白所说：“从生命的终极意义来说，人永远是一个思路清晰的梦游者。我们都清楚自己将走向哪里，可是我们还是尽可能地使梦做得长一些。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虚构了颍河镇这个…隐喻场‟。所以，我的小说里大都是一些挣扎着的痛苦的灵魂。”①所以，那种死亡腥气的笼罩、暗红色的悲剧宿命以及生存与毁灭的主题一直贯穿在墨白的创作之中，其小说总给人一种历史、苦难造就的尖锐的刺痛感和人性的荒芜感。笔者主要想从人性的异化、疾病的隐喻、历史的宿命、叙述的意味四个层面阅读墨白及其小说所提供的苦难叙事和历史隐喻。

一、人性的异化

新世纪以来的小说一反原有的宏大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在反思、反讽的基础上思考当代中国的苦难根源以及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毁灭，于是，剥开苦难的外衣我们能够发现人性深处的残忍与荒凉。那些既得利益者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力，借用一种集体主义式的神话话语霸权机制以非常态的权力机制压抑和扭曲常态人的自然本性、生存权利和日常生活愿景。因此，在毕飞宇、阎连科、墨白的笔下，文革以及后文革给底层民众所带来的苦难总是那么荒诞与

怪异，一旦苦难与困境接踵而来，人的生存本能和命运竞逐使得人性走向了真相的末途，因为人性本善与人性本恶永远是相对的、即时的，伪装的皇帝的新装永远欺骗不了穿透灵魂深处的善与恶。所以墨白希望通过自己的小说“显像管”还原生存本能中的人性百态：“我觉得对社会底层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的关注，我不能放弃。因为我和他们有着共同的经历和命运……苦难就在我们的目击之处，绝不是作秀”，“在现实里，在我们任何一个可以目击到的地方，到处都在生长着苦难和痛苦。”②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加缪等更是印证了人类存在的荒诞性，在这个被现代主义技术文明异化了的世界，人类的本质也逐渐疏离、异化。但在前现代主义困境中，政治权力和话语权力却加剧了世间的苦难，在苦难中一方面能够感受一种相濡以沫、分享艰难的温馨，但另一方面，当人的主观能动性无法超越苦难的困境之时，人的兽性则开始膨胀，人性走向异化。

因此，通过个人努力在艰难中获得成功的小说家墨白根据自身的生存体验去聚焦底层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乃至死亡，那种灵魂的裂变和人性的扭曲总是在无奈中获得悲壮的认同。饥饿是人类在生存困境中面临的最直接的威胁，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到七十年代后期，饥饿如同噩梦般的阴影萦绕在中原大地上，这就成为墨白小说中的一个关键词，因为饥饿是直接以生存的艰难、求生的本能、人性的恶为背景呈现的，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为了能活着，能为亲人活着。是的，我一直认为，人不是为自己而活，父母从孩子出生起就成了孩子的奴仆，而人从成年起就注定了为别人而活。一切的存在都只是固在，而人的存活更是为了亲人的存活，在《月光的墓园》老手的母亲为了填饱一家五口的肚皮而委身于柳根，母亲不得不通过性的交换为孩子活下去，而掌管权力的队长柳根却利用了人民赋予的权力实现自己膨胀的欲望。《寒秋》则讲述了一个饥饿的小孩毛头被后娘村头嫂虐待致死的故事，因为毛头和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在饥饿的困境中争取生存物资，后娘就以过量的粉条把他诱往死地。人生的辛酸与人性的扭曲及残忍莫过于此。

而小说《梦游症患者》主要讲述了王老三一家三代和全镇人在文革时期那种神秘的精神力量的裹挟之下，每个人从自己的不同的心情和欲求出发，疯狂参与了那场摧残人性的荒唐而残酷的政治运动，结果，王老三一家三代十余口人相互成了仇敌，最后全部死于非命：亲兄弟因为“政治派别”的不同而进行谩骂攻击；王老三亲手把在舱中通奸的三儿子王洪涛和二儿媳妇尹素梅的船沉到了颍河河底；一心要当革命小将的中学生文玉，在疯狂挖掘莫须有的“变天账”无果后，残酷地侮辱并折磨死自己的父母。这就是当时我们整个民族的一个悲剧缩影，一幅人性异化的欲望化图景出现在读者面前，人性在被毁灭者之被毁灭时已经完全被扭曲，

墨白在此通过文本的冷酷叙述撕裂了历史内部自在的逻辑以及血腥游戏，并以此来思考那一段荒谬历史的背后缘由：人性恶是如何起源的，在权力话语面前它是如何实施的，父权制神话的目的何在？这一切作者只是通过一个故事的叙述来解答，从而在根子上粉碎了国家话语的道貌岸然。“文革”的残酷和荒谬凸显出生命本质中的幽暗与卑微，当生命走向疯癫与死亡之时也就是欲望终结或失落的最后归宿。

二、疾病的隐喻

精神病（疯癫是精神病的一种）、傻两种生理疾病是作家墨白所反复渲染的人生悲剧，不管这种悲剧是天生的还是后天被逼成的，“人们在这些怪异现象中发现了关于人的本性的一个秘密、一种禀性。”③它们都是和人性的异化以及苦难的悲怆联系在一起。它们一方面呈现出主人公对自己身份的怀疑、对社会的焦灼、对秩序的嘲弄；另一方面却赋予了某种隐喻般的内涵，它们已经不再担负本原的责任问题，而是通过隐喻来揭示社会、自我、他者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和人性黑洞。

《白色病室》中的年轻医生苏警已深陷现实的各种烦恼难以解脱，最终将自己倾心的女人秘密害死，自己也在自虐和虐人中走向精神迷乱，由一个精神病医医生演变成一个精神病患者，生命存在的悖谬与迷狂在反方向的起点获得一致性。在这里，精神病已经成为一种负荆请罪的惩罚，但是，这种惩罚也是一种慰藉，用精神病的想象存在覆盖无可弥补的缺憾和已经消失的形态。《事实真相》讲述了打工者的故事，在郑州打工的农民来喜拿不到工钱，就在工地上偷了些不值几个钱的钢筋带回家，在车上被人发现后，他不但受到了同伴的白眼，而且包工头的弟弟三圣以此为由威胁不给他工钱。他再也忍耐不住了，用一根钢筋袭击了三圣并以为将他打死了。其实，他打的是另外一个车上的旅客，所以当三圣再次出现在他面前时，来喜变疯了。变疯的最主要的原因是面对造成苦难的敌对方的憎恨，然而过失杀死另外一个毫不相干的人使来喜承受不了生命之重的负累，恐惧和疑虑如同幽灵徘徊在秩序和理性的边缘。所以，他的疯癫可以说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也可以说是上苍对自己罪恶的惩罚。正如福柯所说：“疯癫是因对某种结局的幻觉引起的，但在实际上解开了真正的情节纠葛。它既是这一纠葛的原因，又是其结果。换言之，疯癫是对某种虚假结果的虚假惩罚，但它揭示了真正的问题所在，从而使问题能真正得到解决。它用错误来掩护真理的秘密活动。”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