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际会下的历史宿命——浅论郝汝椿《合盛元票号》

风云际会下的历史宿命——浅论郝汝椿《合盛元票号》

作者：刘媛媛

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8年第3期

晋商作为一种历史和文化的存在，近年来颇受学术界和文化界的青睐。这样一个地域性很

强的言说话题，山西省这个地处黄河流域的古老省份，自然也成为不可或缺的研究背景。作为

一个客居山西多年的异乡人，我对山西这片土地充满着好奇，时间越长，这种好奇感越强烈。

虽然同属华北地区，山西的民风民俗与河北、山东、河南迥然不同。我身边多有晋人朋友，就

我个人印象，无论是晋南还是晋北的，他们大都淳朴厚道，重情重义。但是，我也感受到他们

的思维行事与我熟悉的家乡人有很大不同，到底不同在哪儿？怀着这种好奇，我翻阅一些文章，有学者从地理角度对山西人性格进行解读：山西山多水少，水资源严重缺乏，独特的地理环境

造就了山西人多山性少水性的性格特点，如多稳定性少流动性，多原则性少灵活性，多封闭性

少开放性，多质朴少浮华等。山西人的性格基本上是由此决定和派生的：高山挡住了人们的去路，使人们视野狭窄；交通闭塞又使得人们信息封闭，内外交往不发达；长期与土地打交道的

农耕生活，使他们与土地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守土不离乡，安土重迁，恋家爱乡，成为挥之不

去的不老情结，流进血液注入骨髓，使他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文化生态无不打上了鲜明

的黄土地烙印，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张志蓬《山西人性格的文化解读》）。也

有学者从历史角度探析，乔志强先生在其主编的《山西通史》一书《绪论》中指出：“山西自

古有经商和贸易的传统。从先秦起山西商人就足迹遍天下，战国时代的段干木就是太原豪商。

到了汉代山西已与西方的古罗马帝国有了贸易往来。自唐宋迄至明清，长城内外的商业活动大

都有山西商人进行，明代晋商成为与安徽的徽商相匹敌的最大的商帮，至清又大盛。清朝盐的

贩卖几乎由山西商人一手包揽，而当时清政府的盐税收入占全国税收的一半。”乔先生还提到：“山西的票号自清中叶之后执中国金融之牛耳。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在道光初

诞生在山西晋中，自那以后，山西的票号不仅遍布国内市场，而且逐渐伸向日本、俄国、朝鲜、新加坡等国际金融市场，时称‘汇通天下’。中国历来为人们所注目的是宦海仕途，而清代山

西的民情风尚却是重商轻官。”但是很显然这两种说法是矛盾的，如果说守土不离乡，安土重迁，封闭性强是山西人的性格特点，那么，他们又怎么能在最需要灵活性和开放性的商业领域

独占鳌头？近年来对晋商的研究书写很是热闹，电视剧《乔家大院》的热播某种程度上固化了

外地人对晋商的印象。而晋商真正的精神内核是什么？他们在金融市场开疆拓土攻城掠地靠的

是什么？近日，有幸读了晋中作协主席郝汝椿先生的大作《合盛元票号》，这部七十六万字的

巨著，从某一个角度，解开了我的疑惑。

《合盛元票号》可以说是一部带有很强纪实色彩的长篇历史小说，非常契合当下山西文坛

力推的非虚构写作导向。所写的合盛元票号是当时山西祁县一个著名的票号，也是第一家开拓

海外金融市场的票号。作者郝汝椿先生以数十年的研究积累成就此书，是一部心血之作，其厚

重大气自不必说。小说场面恢宏，情节曲折，涉及人物众多。以合盛元票号的发展壮大直至打

入日本市场，到最后遭遇挤兑终至衰落为主要线索，再现了一幅晚清社会图景。作者以合盛元

票号为中心，刻画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各个阶层都有涉略。其焦点人物是合盛元的东家和掌柜。小说基本上是以这两大派系人物为线索，铺陈构架了

整部作品。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人物都是灵魂，作者的终极目的都是要完成对人物的塑造。郝

汝椿笔下的合盛元东家和掌柜这两大人物序列，完美体现出来晋商的精神内核，也诠释了山西

人为什么能在中国金融界获得如此大的成就。这两类人物集中体现了晋商的“信”“义”。在

小说中我们看到，晋商不只合盛元，其他票号也一样有这样的传统：在三年或者四年的账期中，东家不得干预号事，全靠大掌柜一人说了算。这种经营模式，无疑给了掌柜绝对权力，这一方

面考验东家识人的本领，一方面也考验掌柜的人品和能力。合盛元之所以发展壮大，正是因为

二者达到了一个完美结合：东家用人不疑，全盘托付，掌柜全力以赴肝脑涂地。以郭大元、郭

嵘为代表的票号东家，善于审时度势，识人用人，有雄才大略而又能信任他人。以渠寿昌、郝

克凝、申树楷为代表的掌柜，个个忠诚敬业，为东家竭尽所能。这种合作模式，已经具备了现

代职业经理人的雏形，可见晋商经营思维的先进超前，这也是他们能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原因。

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郝克凝，是合盛元北京分号的掌柜，最终靠自己的才干在危难中成

为合盛元最后一任大掌柜。他善于交际，又懂麻衣相术。他结交朋友的秘诀就是仗义疏财，而

且“不厚道的人不交，无用处的人不交”，这就充分体现了山西商人的精明本色。他相准了那

桐是个有官运的人，于是为他筹措十万两银子“买官”，那桐果然

就此官运亨通，得到慈禧太后的垂青，当然也为合盛元的生意打开了官府的通道。在八国

联军攻打北京，慈禧仓皇出逃后，正是通过那桐的疏通，得到李鸿章的应允，合盛元得以第一

个在京城复业。又因为和那桐的密切关系，郝克凝跟随那桐等朝廷官员去日本考察，为合盛元

远赴日本开拓金融市场奠定了基础。郝克凝这个人物，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晋商形象，一方面，

对父母妻儿尽职尽责，对东家尽忠尽力，是一个恪尽职守仗义疏财的大丈夫；另一方面，他长

袖善舞，善于笼络、结交权贵，在商场上圆滑融通精于算计。作为商人，他们确实善于精明算计，但是山西人固有的天性以及受儒学思想的影响，他们又将“诚、信、义”作为经商的准则。

合盛元的两大东家郭嵘和喜财主，则代表了山西富豪的两种特点。喜财主荒淫好色，挥霍

成性，最终败光家产。郭嵘则胸怀大志，饱读诗书礼贤下士，把父亲奠基的合盛元票号经营得

风生水起。在时局动荡风云叵测的年代，他开阔的眼界胸襟和开明大度的处世风格，吸引着郝

克凝、申树楷这样的精英人才为他肝脑涂地。在合盛元遭遇挤兑面临破产的危急时刻，他想到

的不是个人的财产和生存，而是合盛元的口碑名声，是多年来对客户的信义承诺。“诚、信、

义三字是我郭家买卖字号之所以兴隆发达的根本，到我郭嵘这儿岂可丢掉！”所以，他把家底

和盘托出，一个元宝都不剩。他这种宁愿倒掉生意，倒掉自己的生活，也不肯让声誉受损，保

持字号名声清白的诚意精神，正是山西票号能够在全国甚至全世界站稳脚跟的根本原因。也正

是这样的“信”和“义”，在郭嵘家破人亡后，以郝克凝为代表的合盛元掌柜、伙计，依然忠

心耿耿齐心合力，最大限度地处理好后续事项，保存了合盛元票号一脉延续。

这样一部大制作，无论其结构框架还是人物设置，都需要一种大视野大格局。而就这部作

品本身来说，更难的恐怕是所涉及的政治背景。晚清至民国这一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

最变幻莫测的时期，晋商的崛起与衰落恰恰又与这样的时局背景密不可分。如何将二者这种错

综复杂福祸相依的关系厘清，这就要看作者的功力了。郝汝椿先生多年来潜心研究晋商，这本

书不仅倾注了他对晋商的浓厚感情，更有他对晋商衰落深层背景的独到见解。比如，他这样形

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形势：“第一次鸦片战争，如腿脚上的皮外之伤；太平天国战争，如肚

子里的霍乱之痛；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则如心口被捅了一刀；俄国人趁机在

西北、东北讹诈割地近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则如左右肩头被砍去了两块大肉；而甲午战争向

日本人割让台湾并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更如被剁去了一只脚且流失了一盆血！”这样文学

化的语言对当时国内形势的描述，生动了然。再比如他对山西票号最终放弃改组，不愿意走唯

一一条“不君子”生路，这样分析：晋商称雄明清两朝五百年，山西票号又独霸中国金融界近

百年，一直走着一条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英雄之路，英雄主义早已浸透了历代东家和大掌柜

们的骨髓……而晋中商人群体脱胎于顾炎武、傅山、戴廷等仁人志士领导的反清复明运动及其

秘密商社，秉承了他们的儒学精神，崇尚诚信义，崇拜关云长，从来都是讲求先义后利，以义

制利，即使万劫不复，他们也不肯走“不君子”之路。这样的深度剖析，表现出作者对晋商群

体的深刻认识和不凡洞见，也给这部书增加了历史反思色彩。这样的描写议论在书中随处可见。因此，这部小说还可以看成一部晋商发展史，一部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民生图景，书

中有大量相当可靠的历史资料，因此具备宝贵的史料价值。尤其是书中提到的那桐升迁与晋商

的关系，梁启超在日本与合盛元的交往，包括慈禧一行在山西境内尤其是在祁县的具体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