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爱情悲剧中魏晋文化意蕴分析

梁祝爱情悲剧中的魏晋文化意蕴分析摘要由于汉末以来社会动荡不已，多种文化思潮兴起，社会意识形态呈现出开放化与多元化的特点，女性主体意识开始觉醒，魏晋女子对个人价值及平等爱情的追求成为魏晋一道美丽的风景。

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演绎的是源于东晋时期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无论是对实现自身价值的理想追求，还是对至死不渝爱情的追求，其思想与言行在展示魏晋风流的同时，更展示出深层次的魏晋文化意蕴。

关键词：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魏晋风流文化意蕴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识码：a战乱与分裂是魏晋时期最显著的社会特征。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陶渊明《归园田居》其四）正是这一时期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政局的动荡，使孔融、陆机、潘岳、谢等许多文人莫名卷入政治斗争而惨遭杀戮，这一时期的文人名士更能感触到生命之脆弱，命运之无常，从而形成他们在言行上放任性情、行为率真、执着于情的特点，后世文人将这一特点称之为魏晋风流。

由于这一时期社会整体上的动荡不安，秦汉以来维护封建集权统治的儒家传统思想受到很大冲击，人民，尤其是文人的思想呈现出解放态势。

玄学等多种文化思潮兴起，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呈现出开放性与多元化趋势，女性的主体意识开始慢慢觉醒，不少知识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她们不仅追求自身的理想、价值，更追求男女平等的爱情。

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描述的是东晋时期浙江上虞县祝家庄千金小姐祝英台与会稽贫寒书生梁山伯之间的悲凉爱情故事。

祝英台为追求自己的理想与爱情，演绎了一段令人感慨不已、叹婉不止的传奇人生。

而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是其所展示出的魏晋文化意蕴，或者说是其所蕴含的魏晋文化意蕴令其魅力永存。

一梁祝爱情故事源于魏晋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内容来源于浙江上虞关于梁祝的民间传说故事。

袁雪芬（祝英台）与范瑞娟（梁山伯）主演的戏剧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开场第一句合唱“上虞县，祝家村，玉水河边，有一个祝英台”，就道出了祝英台的家乡所在。

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初唐年间梁载言《十道四蕃志》：“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

”载有具体故事情节的是晚唐时期张读的《宣室志》：“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

山伯字处仁。

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

山伯后为令，病死，葬城西。

祝氏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之有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裂陷，祝氏遂并埋也。

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

晋丞相谢安也是上虞人，其家与祝家庄相隔仅二十余里。

他的侄女就是被称为“柳絮才”的才女谢道韫。

由此可知，他对“伪为男装游学”的祝英台自然是赞赏有加，对祝英台为情而死之事自是感慨至极，以至于“奏表其墓曰‘义妇冢’”。

越剧的发源地嵊县紧邻上虞，早期的越剧艺人对梁祝故事自是极为熟悉与喜爱。

早在宋元时期，梁祝爱情故事就被搬上了戏剧舞台，明清时期传演愈盛。

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在民间传说故事的基础上，经过艺人们的多次改编而成的。

新中国成立后，华东越剧实验剧团编剧等进行改编之后，上海越剧院及越剧工作者又对其进行了修改，最终使该剧其成为越剧精品剧目。

1953年，由袁雪芬、范瑞娟主演的该部戏被拍摄成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并拿到许多国家放映，梁祝的爱情故事不仅走遍了大江南北，为中国人家喻户晓，更是享誉全球，为世人熟知。

一千多年来，梁祝的爱情故事经历了不同的朝代，在不同的时代精神风貌和不同的人文社会背景影响之下，不同时期的人们依照自己不同的审美观念和社会理想对其进行整理、改编，但无论如何改编，祝英台为追求理想，义无反顾地走出家门，女扮男装外出求学；在求学过程中与梁山伯因相知而相恋，为追求爱情，不顾门第不当的礼念约束，誓死反对父亲为自己安排的、门当户对的马家婚约，因英台父亲不能突破魏晋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第观念，最终导致梁山伯为相思而离世，祝英台为情而决然赴死，梁祝二人双双徇情的悲惨结局，这些展示着魏晋文化意蕴的亮点从未被改编、丢弃，而是在中国文化史上闪耀着越来越耀眼的光辉。

二梁祝爱情悲剧的根源直接折射了魏晋门阀制度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袁雪芬、范瑞娟戏曲电影版）“劝婚”一场中，祝英台的父亲喜气洋洋地向英台道喜，认为自己虽然未同女儿商量，但能将女儿嫁给有财有势太守之子马文才是“攀得乘龙婿，祝家门第多光彩”，当祝英台惊愕地说自己不配时，祝员外很不理解，如此门当户对，怎么说不配呢。

当从丫头银心嘴里得知英台亲自许婚梁山伯时，气极败坏，认为马家有媒有聘有父命，闺女自己定亲为礼法所不容。

当英台辩解说自己与梁山伯有师母为媒，玉扇坠为聘，于礼无亏时，祝父才说出自己反对梁祝结亲最关键的原因是马家为簪缨世家，阀阅门第，如不同意门当户对的马家婚事，就是有辱门庭。

这一点也道出了梁祝爱情悲剧的根源乃是“门第不当”。

在婚姻方面，魏晋时期最为注重的就是门第的高低。

祝英台父亲深知自己的女儿作为世族大家之女，如能嫁与门当户对的“簪缨世家，阀阅门第”马家，将来她的后世子孙亦能享受种种特权。

从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剧情来看，梁山伯决非世族大家子弟，但他能够外出求学数载，并有书童相伴，也就是说梁山伯并非衣食无着的贫穷子弟。

祝英台唱词中提到的梁山伯家中贫寒，只是表明梁家不是世族大家，是世族以外的一般中小地主，应属庶族、寒门。

在当时的社会里，世族为了显示自身的高贵，不与庶族通婚，甚至不愿与庶族同席。

世族（也称门阀士族）属豪门大族，享有很高的政治、经济特权，世代都能担任重要官职。

庶族子弟根本难以与士族子弟相提并论，这也是平时对女儿百般溺爱，万事顺从，哪怕女扮男装外出读书也能依从的慈父，为什么在婚姻问题上，非逼着女儿离开梁山伯，嫁与世族子弟马文才的根本原因。

三梁祝爱情体现出男女平等的婚恋理想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草桥结拜”一场戏中当祝英台说起自家九妹也想外出读书，但父亲固执，未能成行之时，梁山伯也认为女孩儿该读书求学问。

梁祝二人均认同女子可以读书求学，共同的认知观点，令二人相识并相知。

在三年朝夕相处的读书生活中，二人更是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之上，相互欣赏，本是女子的祝英台心里早已爱上憨厚、直爽、真诚的梁山伯。

梁山伯不知英台是女子，但他也很喜欢这位聪明、可爱的祝贤弟，当他从师母口中得知英台是女子之时，惊喜万分，因为当时十八里相送时，英台所说的每句话语，所作的每种比喻，让梁山伯终于明白英台对自己的一片真心，此时的梁山伯马上起程，一路飞奔，去见英台，因为此时他的心中已认定此生非英台不娶。

梁祝二人的爱情是纯真的，是在三年相处的基础之上相互依恋，是感觉对方可爱的两情相悦，这里没有一般意义上郎才女貌的择偶标准，更没有一般婚姻“父母之命”“门当户对”的必要前提。

他们的相爱是心灵的相融，是建立在男女平等的理念之上的爱情。

梁祝爱情的产生，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

魏晋期间，因时局动荡，生死难料，社会价值取向由“重礼节、崇伦理”的儒家模式转向“重自然，崇生命”的任性旷达情感模式。

人们崇尚生命的自然化，追求真情实感，追求和谐生活。

这些观念直接影响到家庭关系的和谐与夫妻关系的平等。

有相当一部分夫妻之间不再受礼法所拘束，关系较为随意、亲昵，充满情趣。

例如，《世说新语·排调》中记载的王浑与妻子钟氏，见武子从庭前过，王浑对妻笑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

”但妻子钟氏却笑答：“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不仅表现出夫妻关系的融洽，更体现出了女性的自信。

《世说新语·惑溺》篇还记载王安丰的妻子亲昵地称他为“卿”，刚开始王难以接受，但妻子却理直气壮：“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

而西晋文人潘岳，作为绝世美男，却对妻子一往情深。

妻亡之后，所作系列《悼亡诗》篇更是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悼亡诗派。

四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人物形象彰显魏晋风流祝英台出身世族大家，从小与兄长一起读书习文，在读书过程中，她了解并开始追求放任性情、不为礼俗所拘的时代风尚。

《世说新语·任诞》记载有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的故事。

王子猷雪夜访友未至而返，当别人问起时，他却说自己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为何一定要见到戴呢？这种只凭兴致做事的异端行为，却能够体现出魏晋名士潇洒任达、不拘形迹的真性情。

成长在这样社会里的祝英台，也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

她能够坚持自己对个人理想与价值的追求，最终能够女扮男装，外出求学。

她的这种行为本身就体现出了放任性情、不为礼俗所拘的魏晋风流。

祝英台对待她与梁山伯的感情是热烈而奔放的，更是真诚而执着的。

从相识时的志同道合，到三年同窗期间的相互帮助与支持，临近分手之时，以玉扇坠为聘，托师母做媒，将自己许配梁山伯。

越剧中“十八相送”一段，祝英台妙语连珠，一会儿说樵夫砍柴为妻儿忙；一会儿说自家有枝好牡丹，梁兄要摘也不难；一会儿拿鸳鸯、白鹅、牛郎织女来打比方；一会儿又看到井底一对男女笑盈盈；一会儿又要和梁兄到观音堂里拜堂。

一步步向梁山伯敞开自己的心扉，吐露自己的心声。

直至草桥亭内自许小九妹，她把自己的一生都托付给了心上人。

但在门第区分严格的魏晋时期，梁祝爱情的悲剧结局是必然的。

祝英台抗婚失败后并未向命运妥协，她抗争到最后发出的爱情宣言是：与梁兄生不同罗帐死同坟。

梁祝爱情充满着诗意美，真挚、热烈而又内敛、蕴籍，纯情、执着而又无奈、绝望；有对意中人的一往情深，更有对爱情的至死不渝；纯真而热烈之中又蕴含着雅正与温馨。

祝英台这一人物形象进一步体现出了魏晋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魏晋女性的精神风貌在很大程度上受魏晋风流以及多种文化元素的影响，导致主体意识的觉醒。

在魏晋时期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女性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有了参与某些社会活动的机会，女才子大量涌现。

《世说新语·贤媛》篇记载了多位女才俊的故事。

有卓识远见的陈婴母，有善辩多才的班婕妤，有才识卓越却貌丑的许允妇，有苦口劝儿的王经母，还有“咏絮才女”谢道韫等。

晋代书法家王羲之被誉为“书圣”，他的书法老师就是女书法家卫夫人（卫铄）。

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从小读书习文的祝英台，非常羡慕班昭、蔡文姬等才女的学识，遗憾本地难以寻到良师，这才一心想到杭州求学。

魏晋时期士族大家女子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涌现出不少风仪美、气质佳、令人钦佩的杰出人物。

祝英台正是这些优秀女子的形象代表。

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十八相送》一段唱词中，祝英台的才与情得以充分显现，其爱情更为美妙动人。

祝英台的言行不仅充分显示出魏晋女子主体意识的觉醒，更是中国热恋少女欲说还休这种心理与心智的诗意表达。

梁山伯对祝英台的爱情更是令人感慨万千，本就引以为知己的贤弟竟然是位女子，自己汗水淋漓赶至祝家时，英台已聘与他人，由大喜到大悲的梁山伯理解祝英台的苦衷，他离开祝家之后便万念俱灰，就相思而离世，临闭眼之前，最大的憧憬是死后能够成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