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午事件

　大午起家

孙大午，出生时乳名大雨，5岁时更名大午，学名孙振华。24岁更名为孙大悟，几年后，又复名孙大午，出生于河北省徐水县高林村镇郎伍庄村。汉族、中共党员、函授大专文化，大午农牧集团法人代表、董事长。

大午集团的创业起始于1985年。

1985年初，河北省徐水县郎五庄村用公开招标的形式发包村西北一片叫做“憋闷疙瘩”的荒地，这片荒地包括一个废弃的果园，一座废弃的砖窑和数十个坟包。曾经当过八年兵，转业后在徐水县农业银行工作的郎五庄村村民孙大午鼓励妻子刘惠茹和另外五位村民一道，以每亩6元的价格承包了这片无人问津的荒地，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历程。

从一开始，资金就是个问题。孙大午夫妇和其他村民一道东拼西凑聚集了2万元启动资金，他们一边开垦这片荒地，种上果树、向日葵，一边用石棉瓦搭起鸡舍和猪圈，养了1000只鸡、50头猪。然而一年下来，只见投入不见效益，大家闹着要散伙。孙大午主张把别人入股的钱全部退还给那几户人家，自己承担全部亏损，从此他花更多时间和妻子一道开始经营这一片荒地。

买疫苗、饲养、销售等繁重的工作开始都是刘惠茹一人承担。正如很多民营企业一样，他们很辛苦，卫生条件也很不好——比如孙大午他们散养的鸡下的蛋可能沾上泥巴，刘惠茹在卖鸡蛋的时候需要用自己的双手把鸡蛋一个一个擦干净。

在八十年代，是完全的卖方市场，有产品就有销路。有了许大午的参与，较为超前的的产销思路，使养殖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和较好的效益。随后他们办起了一个日产500公斤的小型饲料加工厂，刘惠茹就走村串户的推销。由于他们很讲信用，在附近农民中口碑很好，生意逐渐红火起来。

1989年，孙大午正式从徐水县农业银行辞职，来到承包地上。1992年，孙大午再次扩大养殖规模，养鸡达到15万只，还投资100多万元，购置了一套年产5万吨的现代化饲料生产设备，产品除供本集团使用外，还销售到北京、河北、天津境内的20多个县市。这一年，孙大午在饲料厂的基础上组建了河北大午农牧有限公司。

到了1995年，大午公司已经颇具规模，被国家工商总局评为全国最大的500家私营企业第344位。1996年，大午公司被河北省政府评为“河北省骨干乡镇企业”，孙大午被评为“河北省养鸡状元”，被推举为保定市禽蛋产业联合会理事长，保定市农学会常务理事。1996年10月，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到2002年，大午集团已经

发展成为下辖种禽有限公司、大午饲料有限公司、大午电器有限公司、大午食品有限公司、大午葡萄发展有限公司、大午中学，员工1500多人，固定资产上亿元，高峰时年产值过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

大午集团的崛起惠及了四周的乡亲。村民们把玉米、秸秆等种植作物卖给大午集团，从大午集团购买饲料、鸡蛋、肉制品等，直到孙大午被捕之后，还有村民不断把成车的玉米送到大午集团，甚至宁愿先不收钱，因为他们信赖孙大午，认为他早晚会出来的。大午集团企业员工1500多人都是四周村庄的乡亲，他们每年要从大午集团领走600多万元的工资。大午集团还投资160万元修建了县城到郎五庄的公路，使得周边六个村庄受益。

孙大午是位具有很强思想能力的企业家，同时也是为理想主义者。他希望能建立一个“君子之国”---儒家乌托邦。在这个世外桃源圣地人人都具备“仁义礼智”的美德和“温良恭俭让”的风范；在这“君子之国”立纲常存孝悌，让有德行的人进行管理，实行“天下为公，有德者居之”的治理思路。

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里的天是蓝的，水是甜的，人是善良的。

他不仅具有理想主义的思想，还是理想主义的身体力行者，而且坚定从容。在这个充满物欲的世俗社会，他的行为和言行在地方无疑是另类。往往也成为各种力量打击的对象。

“另类” 孙大午

孙大午在一些政府官员眼里他很“另类”。一个民营企业要想发展壮大首先要和政府“搞好关系”，这是同在徐水县的另外一家企业——巨力集团的经验，该企业租地、贷款竟然都是县委书记县长亲自出面“协调”，企业发展异常迅速。而孙大午却不顾这些，甚至他和一些政府部门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连基本的“礼尚往来”都没有，他是有名的孙大抠，又是孙大牛，当地有政府工作人员说，谁也别想吃孙大午一个鸡蛋。

2000年，孙大午打算发展1000亩的葡萄园，需要贷款600万，贷不到怎么办？孙大午在别人的劝说下终于忍不住低头走后门，给当地信用社的头目送了1万元。但是1万元太少，没办成事。按照很多人的生活经验，这钱也就算了，也算是铺铺路。可是孙大午很气愤，非要把这1万元钱要回来，最后终于要回了6000元。从此以后，孙再也不给信用社任何关系疏通。当然，贷款也年年都没有批下来。

孙大午不仅在实际行动中打破常规，还到处以自身经历批评地方政府。他在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大学里发表演讲，认为“农村是有饭吃没钱花，没

钱花是因为没事干，没事干是因为有事没人干，有事没人干是因为人们想干而干不成事”，认为地方政府各机构是严重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的“八座大山”，应该大力精简政府机构。他从不避讳自己与土地局税务局的纠纷甚至官司，还把这些经历和对政府机构的批评到处宣讲。他自己办起了网站，经常发表一些对三农问题的看法。所有这些，看起来都和他作为企业家的身份不符。

孙大午喜欢办教育。1995年，他投资50多万元，与徐水县教委共同创办“河北大午养鸡养猪技校”，学员来自河北、天津、广西、内蒙等几个省份，该技校曾被评为“河北省成人教育先进单位”。为了让更多的人用较低的花费接受高中教育，进而考上大学；而且大午集团发展很快，需要很多人才，考不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可以补充到大午集团职工队伍中来。因此，1998年，孙大午花费3000多万元，创办了大午学校，这所学校现有学生2000多人，教职工200多人，该校曾在2001年保定市社会力量办学规范化学校。孙大午自任校长，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大午学校，经常给学生们讲课，他要亲自教导学生们“怎样做人”。

尽管资产上亿，但他一直生活节俭，集团里最好的一部车——一辆桑塔纳是生产用的。他的83岁的驼背的父亲至今每天骑一辆三轮车，捡拾大午集团废弃的纸箱，老人家每天还去公司的食堂将扔弃的部分食物捡回来，喂他们老两口养的几只鸡。面对记者采访，老人家说不是儿子不孝顺，自己身体还好，看到那些扔弃的东西可惜，愿意干点活。

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安的淳风化淋雨，遍沐人间共和年”，“私情要受限制，公理走遍天下”，“仁、义、礼、治、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做人要堂堂正，绝不可以跪着”……在大午集团，随处可见这样警句格言，有些还是孙大午自己创造的。

他在企业里专门开辟一个院子建立了历史文化长廊，用图画的方式解说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院子中间树立起了孙中山先生的雕像。院子旁边还修建了一个“敬儒祠”，里面有孔子的雕像。他在一个大学的演讲中说，他梦想着建立一座大午城，一个世外桃源，人们很祥和地生活在一起，没有阴谋诡计，没有巧取豪夺，没有欺上瞒下。

与公权角质

大午集团多年来与一些企业主管部门的关系“糟透了”。

首先是土地问题。我国土地法规定，土地要改变用途需要土地主管部门批准，如果一个企业想占用某一块集体土地用来建厂房，他仅仅征得农民的同意

是不够的，他需要首先通过土地局把集体土地征为国有，再从国家那里买来使用权。孙大午使用荒地虽然建立的是养猪场养鸡场，但这些终归是“没有经过批准改变了土地用途”，因而是非法的。大午集团刚开始占用了100多亩荒地，到现在一共占有了2000亩地，这些土地部分是从别的农民那里租来的，有的是从村里租来的，这些用来建厂房、宿舍的租来的土地至今有的仍然是“非法”使用的。但如果想办理正规手续，那要经过层层繁琐的甚至是无奈的审批。大午集团不像某些企业那样，通过与官员疏通疏通关系，顺利地把手续办下来，孙大午本来就很反感这些复杂的手续，他认为，土地怎样使用更有效益就应当怎样使用。即使说要保护耕地，也不是通过这样行政管制能保护得了的，这些手续起不到保护耕地的作用，反而增加了腐败的机会。

从1989年企业有些起色的时候开始，镇土地管理所开始来“执法”，要罚款一万元，孙大午觉得自己做的没错，没有给。1992年，县土地局来了，要罚五万，孙大午越来越觉得纳闷，他给市省地局写了一封信：“有些事我不太明了，如‘农牧’企业问题。养10头猪没有人认为是企业，100头猪也不算企业，养1000头猪可能就算是一个‘企业’了。量变到质变的界限在哪里？1985年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我就取得了这块闲散地的使用权，并且建起了养殖场、饲料加工厂，为什么到了现在又不合法了呢？”

保定市土地局来了，要罚十万，孙大午还是不给，他认为土地法是1987年生效的，自己占地是在1985年，1985年占的地怎么能违反1987年的法律呢？土地局局长也来了，孙大午说，如果土地局执意要罚款，他要上法院起诉，局长说，起诉也没用，这是和中级法院联合执法。孙大午生气地“送客”，把他们轰出去了。

几天之后，包括河北省土地局执法处处长在内的大批执法人员以及包括大型铲车在内的三十多辆“执法车队”浩浩荡荡开进了大午集团，随之而来的还有河北省电视台，把大午集团占地当成了违法典型来报道。孙大午坚持说自己搞的是农牧业，符合国家政策，处长说，你在山坡上搭一个羊圈也得经过我们批准，没有批准就是违法占地。孙大午问文件在哪里，处长不屑地说，要文件吗？回去我给你写一个。他们威胁要推平大午集团，孙大午干脆说炸平了都不怕，只要当地老百姓同意。最后，这起“土地执法”行动居然不了了之。

更麻烦的是税务纠纷。1997年7月到9月间，徐水县地税稽查局在大午集团查了两个月的帐后（临近农历八月十五节日）撤走

，大午集团送给他们过节的礼物是每人一箱鸡蛋。10月28日，大午集团收到一个《限期纳税通知书》，载明“税款1389694.10元，限三天之内缴纳”。大午集团不知道138万元的税款由何而来，遂向徐水地税局有关领导咨询，答复说是估算出来的。

1997年12月15日，大午集团向保定市地税局提起行政复议。保定市地税局下达《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大午集团随即提起行政诉讼，此案引起了河北省地方税务局的重视，徐水县有关领导也出面做工作，答应重新复查，大午集团在得到承诺后撤诉。

1998年4月开始，保定市地税稽查局受省地税局委托开始调查大午集团的帐目。1998年6月24日，历时近三个月的复查工作结束了，核实了大午集团应纳税额，由原来的138万减为17万元。对这17万大午集团也有异议，其中11万多元是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这个税率的确定有很大的任意性，是后来决定加收的，但考虑到自身享受了一些农牧业税收优惠政策，也就算了，准备缴纳。

就在这一天临近中午的时候，保定市地税局稽查局局长姜涛在厕所外面对孙大午说，现在税款已经降到了十几万，你应该另外再出点钱。孙大午问多少，姜涛回答，二十来万吧，并以收滞纳金相威胁。孙大午查阅了有关滞纳金的规定后坚决不同意，因为他发现税收征管法第二十条规定，滞纳金应该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纳税期满起算。

没想到的是，1998年8月20日，大午集团接到了保定市地税局下发的《处理通知书》，竟然从1992年1月1日起加收滞纳金，共计37万多元。

大午集团当然不服。他们尤其是对保定市地税局稽查局局长姜涛以权谋私不成反过来泄愤报复极为愤慨，于是向省人大、保定市人民检察院等机关投诉。

2001年12月30日，保定市人民检察院给保定市地税局发来了检查建议书，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大午集团几个下属子公司都是独立法人，应纳税额175620.57元都算在集团不妥。原《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不得加收滞纳金。且大午集团不应承担175620.57元税款，构不成大案，追缴十年加罚375760.46元欠妥。虽然姜涛行为尚未构成犯罪，但在程序、方法上均有误，建议贵局纪检部门调查处理。

与此同时，大午集团还在进行着另外一场民事官司：起诉河北省电视台以及徐水县地税局副局长李国祥和保定市地税局稽查局局长姜涛，认为河

北省电视台的电视节目《逃税逃不过税法》采访李国祥和姜涛，诬陷大午集团大规模逃税上百万元，损害了大午集团的名誉。但两审法院都判大午集团败诉，败诉的理由是：李国祥和姜涛说话是职务行为，与个人无关，因此他们二人不应作为被告；河北电视台的节目已经经过税务机关审查，因此算是经过了权威核准，不需要对内容真实性负责。对于这样的结论，大午集团愤怒地提起了申诉。

为了税务问题，大午集团打了五年官司还没有结束，最近，新的“偷税”问题又出现了。

此外，还有工商局、卫生局、技术监督局等很多部门，他们只要想卡一个企业，怎么都能找到理由，孙大午还从来不让步，因此在大午集团十多年的成长过程中，纠纷时常发生。好在孙大午企业做的很好，名声在外，很多纠纷最后都不了了之，大午集团也一直在“非法”的状态中生存成长。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大午集团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的资金短缺以及融资困难是一个企业普遍遇到的的现象。因为中小企业发展不稳定，风险大，资金量相对较小，贷款手续成本高，因此较大金融机构大都不愿与中小企业打交道，因此各国都积极发展中小企业的多种融资渠道，包括鼓励合作金融以及民间直接融资。当然，这个问题在中国似乎更复杂些，垄断的金融市场导致大量的金融腐败，不断曝光的农信社主任贪污受贿案暴露了这个问题的冰山一角。

大午集团贷款难，不仅因为它是民营企业，它的厂房缺少合法手续，也和孙大午的个性有关。在企业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大午集团一共得到过两笔成规模的贷款：1995年大午集团被国家工商局评为500家最大私营企业之一，这为它赢得了河北省农行对农业大县的一笔专项贴息贷款——250万元；1996年，孙大午被河北省政府评为“养鸡状元”，此后得到了农行的第二笔大额贷款——180万元。这都是政策性贷款，大午集团一直在“续贷”。

对于一个乡镇企业来说，430万元应该已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但它却仍然不能满足大午集团的发展需要。1996年底，大午集团共有固定资产3000多万元，到2003年，固定资产达1亿元。六七年的时间，大午集团的固定资产投入有7000万元之多，这其中，大午学校就占了3000万。

从1996年开始，大午集团采用‘职工入股’的方式融资。后来逐渐从职工扩大到了邻村的村民。借贷者中，还包括孙大午自己的家人。孙大午的父亲也把自己捡废品换来的几千元钱借给了大午集团。目前，郎五庄村及附近村民，共

有4742人把钱借给了大午集团。

徐水县高林村镇马庄村一位姓曹的村民，先后借给大午集团8.5万元钱，加上他儿子的借款，曹家共有十几万元资金借给了大午集团。他说，大午不是那种坑蒙拐骗的人。如果孙大午不可靠，再高的利息也不敢把十几万借给他。很多村民都说，孙大午可信，再说也图方便，就把钱存在孙大午那里。

大午集团也的确很守信用，这些年来，一直是有借有还，虽然累计借了1.8亿元，但借款余额大致稳定在3000多万。借钱给大午集团的村民们如果急需要钱，哪怕深更半夜也能取出来。

但大午集团这样做是违法甚至是犯罪的。大午集团涉嫌刑法中的一个罪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大午被拘

孙大午被拘事发于5月27日星期二。按照大午学校的惯例，每周这天的上午10点至12点，是校理事会召开的时间。

会议进行到11点左右时，孙大午突然接到原徐水县政协副主席崔世君的电话。挂掉电话后，他对在场的人说，“你们先讨论一会，我有事先走。”临走时，他告诉一位校领导：“县里新来的书记要请我吃饭。”

“大午平日很少和县领导一起吃饭，这一次新来的书记通过崔世君主动请他吃饭，比较难得，所以他没开完会就急匆匆地去了。”当天参加会议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说。

大午集团离徐水县县城有十几公里的距离。孙大午自己没有专车，集团最好的三辆轿车--桑塔纳2000都是生产用车。孙大午正准备搭乘一辆面包车前去吃饭，司机刑志忠刚好开着一辆桑塔纳轿车回来了。

“在路上，董事长说到县里的鸿雁大酒店去吃个饭。到‘鸿雁’后，他先进去，我后来进大厅，看见董事长被好几个人围着，他们没穿警服。然后我们就一起出来，被拉到刑警队。”刑志忠介绍当时的情况说。

就在孙大午“赴宴”的同时，据大午集团财务室工作人员介绍，当日13点30分左右，大概有十几辆车停在了大午集团财务室的门外。共二三十个人强行进入财务室，有的穿着警服，有的穿着便衣。财务处处长卢志英随后赶到，他和另外几位财务工作人员一起，也被带到了徐水县刑警三中队。

同时被带走的还有大午集团的副董事长孙志华、副总经理田士宏，以及秘书处的两个秘书。

这一天的早晨5点半，大午集团另外一位副总经理刘平和总经理孙二午，出发去附近的邢台考察项目。下午一点多钟，他们接到公司电话，说董事长被“双规”了。“我们当时没有想到

问题那么严重，赶紧开车往县里赶。在路上就被警察拦住，带到了刑警大队。”

随后，大约100名执法者带走了孙大午的二弟孙德华（三弟孙志华当时出差，后来他去县里询问情况，结果“自投罗网”　）及20多名相关人员，大午公司相关财务资料被悉数带走。并撬开了大午公司的保险柜。孙大午的家和大午公司的财务处都被搜查并贴了封条。

两三天后，被带走的大午公司人员陆续被放回家，但孙家三兄弟没有出来。

据一位参加查封大午公司的人员透露，“行动当天只有县委书记和县公安局长知道具体方案，副县长都不知道”。更有传言说，“徐水有关部门对此案定下了从严、从重、从快的调子”。

这样，当天大午集团的主要人员几乎全被警方掌控。但孙大午的妻子--担任办公室副主任的刘惠茹，不知去向。

同天，徐水县公安局查抄了大午集团，被查抄出的物品清单包括：7台电脑、一台打印机、大午集团公司的公章、账本和会议记录，一辆桑塔纳轿车等。此外还包括137万人民币现金、2520美元现金和两张共计130万元的存折。

5月28日起，孙大午家被封。

5月28日上午，由徐水县委、县政府各部门共三四十人组成的“稳定工作组”入驻大午集团，工作组由县委副书记张海波亲自负责。

5月29日晚，孙大午、孙二午、孙志华和财务处处长卢志英的家属分别接到徐水县公安局的拘留通知书，通知书标明拘留原因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其他人都被放了出来，两名秘书被监视居住。

5月31日，徐水县公安局通知大午网站也被查封，原因是该网发表过三篇不合时宜的文章，故处以停业6个月，罚款15000元。

“稳定工作组”还在大午集团和临近的村庄张贴了不少《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

出于稳定及维护大午集团的经营秩序需要，徐水县政府以借款给大午集团的形式，通过财政下拨了７００万元，对５０００元以下的储户全额兑付了存款。５０００元以上的储户则先兑付其中的１５％，剩余部分将在今年年底前及２００４年年底前分两次分别付清。

5月29日，大午集团收到县公安局的拘留通知书，7月5日县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为名正式逮捕了孙大午。

7月5日上午9时，孙萌正式收到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公安局的一份通知书：“孙振华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经徐水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03年7月5日

由本局执行逮捕，现羁押在徐水县看守所。”

大午集团下属的18家工厂因此已9家已停产。全集团1800余职工，到6月上旬，已有近1100 人回家。

刘平夺权

刘平在孙大午事件前，只是主管种禽的副总经理，一名普通的董事。孙大午事件发生后，命运有选择的把她推倒了最前台，成为大午集团在此期间的主心骨和核心。

了解刘平的人告诉记者，刘平是个外柔内强的人，关键时候有主见，敢作敢当。

5月29日，工作组派驻大午集团，工作组指定原统计局局长，时为大午集团副总的田士宏负责整个集团工作，所有收支有田签字。

但田士宏原在大午集团只是负责行政工作，对企业经营并不熟悉，结果企业生产搞的一团糟。

面对此情，大家都很着急，如果如此下去，恐怕企业不等孙大午出来就已倒闭了。

刘平与孙大午之子、大午集团代董事长孙萌协商，必须此时要有举措，否则将来无法向孙大午交代。两人商量后决定夺权。

6月5日，在例定董事会召开前的那天夜里，在田士宏不知情的情况下刘平、孙萌秘密召开董事会，会上董事们表达了与刘平孙萌同样的顾虑和看法，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在第二天的董事会提议表决有孙萌、刘平完全行使董事长、总经理的职责权利。

第二天的董事会在看似波澜不惊如期举办，田士宏迫于压力被迫答应放权。

然而，当天夜里，田却把孙萌、刘平喊去，大加斥责。

田士宏并未放权。

在随后的二十几天里，刘、平并未放弃努力。

田士宏在县委和大午集团双重压力下，无法左右逢源，身心交瘁，借病辞职。

刘平、孙萌这才真正行使管理权利。

调查大午其家其人

在大午集团附近， 一位严重驼背几乎弓腰与身体垂直的老头，每天都吃力地骑着一辆三轮在路边的垃圾池内和厂区附近拣拾一些废旧物品。在公司办公室东边有几家简易平房组成的家属区，有一个老太每天都在靠东的一间里烧着拣来的柴火，为一家七八口人做饭。

这双老人就是孙大午的父母。母亲刘凤兰，今年85岁，父亲孙凯，今年83岁。

孙大午陪同领导、专家、学者或商户在厂区内参观，常碰到拣废品的父亲，他都会向客人说：“这是我父亲。”

起初，对亿万富翁的父亲拣废品很多人有误解。孙母刘凤兰就找人代写了两句话亲手贴在了校园的

墙上：我们是穷苦出身，受苦受惯了，愿意凭劳动吃饭，这和大午他们的孝顺无关。

有时附近村民叫孙母“老太君？”老太太听后她忙摇手：“可别这么说，我还是穷苦出身的那个人。你们有了难处就去找大午。”

孙父孙凯总是见人笑呵呵，朴实得可爱，话不多，唯一的嗜好就是劳动。以前三儿子买来一对鹦鹉，让他拎着去遛鸟，他连摸都不摸一下鸟笼。儿子问啥，老人沉默半晌说：“我害臊。”

老人拣废品每月收入七八百元，除了生活，过年时就给五个孙子点压岁钱，余下的钱攒够一千就存在儿子那用于公司的发展，截止到记者采访的那天，公司共存了老人5000元。

10月28日29日，记者就孙大午的父母作了访谈。老太太依然精神奕奕，不象处在灾难中的人。

“大午，什么都听我的，就一样没全听。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饿死不做贼，他听了，自小到大，小子没动过人家的一针一线。屈死不告状，他没听我的，他把税务局告了，而且还告赢了人家，还到处讲。这人家不整你。”

老人用手扶了一下袖头，接着说。

“你也知道，共产党啊，事多。出事了就不要怕事，怕事就不要做事。我这一生，啥样的罪都受过，就是没有低过头。大午在狱里，我让朱律师给他捎话，说‘大午啊，唐僧取经多少难，你才经了几难！你妈啥事没有，你在牢里好好养着、活着！不要怕，咱没做啥子亏心事，政府总不能把你给枪毙了吧！就是判个十年二十年，你大午出来，还是大午，还是我的儿子。大午啊，你要做事，心胸里不仅要能跑车，还要能让跑的车拐个弯！啥样的难过不去，以前没吃没穿的，一家都要饿死了，我们都过来了，这么点事就怕了？只有上不去的天，没有翻不过的山！你没犯罪，谁也不能把你咋的，你要真犯罪，咋也跑不了你！你又没犯罪，又不该（欠）谁，怕啥。记住我们的心是开朗的，是明亮的。’”

“我儿媳妇哭着找我说，妈呀，活不了。我当时就说，说活不了你死了。要把心放宽了，当时你爸当共产党被日本人抓走了，整天没吃没喝的二十天，还干苦活，他咋活了。你要疼你丈夫，就给他担点事。”

孙大午出事后，朗五庄支部书记不时来大午集团了解情况。老太太想起来还有气。

“这个李济生，我正吃饭，他过来说，老太太，今年过年到我那儿过年吧，我给你准备了一头猪（李济生开有养猪场。记者注）。我说你别给我说这个，我不吃猪肉就不过年了!他还不是知道

我的三小子就出不来了，成心来气我。你当我是傻子！给我一头猪，我还给你一头猪呢！”

开庭之前几日，记者随机走访了郎伍庄和与之相近的冯庄的部分村民及其大午集团的职工，调查孙大午人脉的情况。

采访路上，郎五庄村民张志显指着脚下的乡间公路告诉记者，这路和周围几个村的公路都是孙大午出钱修的，仅连通107国道的就花了160万。修路前都是泥路，下一点儿雨就推不动车。记者特意留意了一下，公路虽然很窄，但还算整洁平坦。

“大午是集团的懂事长，有一次让我跟他出差，当时很高兴，想着跟老板出差可享享福，可没想到我们全天吃的都是小饭摊，尽是包子馄饨，大午还吃的呼噜呼噜响。第二次还是这，向其他公司职工一问，所有跟他出差的人都是吃这样。以后再跟他出差再也没什么想法了。”大午集团职工、冯庄村民张顺对记者说起孙大午。

“大午平时也很节俭，不像个大老板，平时也都在职工食堂吃饭。也没什么别墅，就住在公司的集体公寓里，做人正派，从没什么情人、二房什么的，少见的好人！”公司里一位不知名的司机接过话头。

“大午可是好人呀，没有他，像我们这些没文化的农村人去哪找活干呢，象大午这样的人都犯法了，这都咋说哩！”冯庄村一位抱小孩晒暖的妇女给记者说。

“大午在部队里做人就很正派，说话算话，说到做到。办公司时说要给村民盖学校、盖医院，现在他都实现了。”说话者王福群是孙大午以前的战友。

在记者采访中，几乎所有的村民提起孙大午都赞不绝口，这其中包括并没有同孙大午交往过的人和从未谋面的人。由此可以说明孙大午在当地广泛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有趣的是，在大午集团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记者发现有一个个子高大皮肤黝黑的中年人，他自我介绍他姓李，是朗午庄村的支部书记。他认为孙大午这人不识大体，做事没个大面。

李智英告诉记者他是政府派来盯梢的，就是他把孙大午铺的公路截断的。

(世纪沙龙.世纪周刊)
　“孙大午事件”已经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关注。有人说这是一个“双赢”的结局。但如果这就是最后结局，我个人倒是觉得这是一个“双输”，因为不管是金融当局还是孙大午本人，都还是没有找到解决大午企业融资难的根本办法。

山穷水尽之时，其实尚有柳暗花明之路。这就是走直接融资的路径，换句话说，孙大午的乡亲们不是以贷款、而是以参股投资的方式给企业融资。

首先这种参股投资的方式是合理的。认真分析起来，徐水的乡亲们给孙大午的钱是冒着极大风险的。举例来说，孙大午的投资方式是很奇特的，他借大量的钱来投资收益很低的学校。拿自己的利润去办公益事业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拿借款来投资，就很值得商榷。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这种风险很大。对于他所做的其他一些投资，由于农产品加工市场变化很快，每年因市场的原因倒闭的企业就不在少数。看似孙大午有借有还，随时提取的存款方式很保险，但实际上，借钱给他的乡亲们所冒的风险比把钱存在银行的风险更大。

在商言商，既然承担了风险，就应该有相应规模的回报。孙大午给投资者的年利率为3.3％，回报仅比银行利息稍高，从投资的角度来看与风险不相配。合理的安排应该是孙大午出让一部分股份，乡亲们以参股的方式向其企业融资。如果企业赔了，固然大家的钱都赔进去，而企业如果大赚了，大家也都能分到一杯羹。

这种参股的方式又是可行的。国家的法律法规并不反对这种参股式的融资。如果大午企业是股份有限公司，可以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融资；如果大午企业是有限责任公司，按公司法的规定，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得超过50人，孙大午可以把他需要融资的子项目组成多个公司。这种投资的方式要向投资者们说明钱是用来干什么的。股东对经管方式也有一定的发言权，因此是更透明，更合理的。孙大午还可以是说了算的大股东。如果股份安排上再进一步加强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加强部分股东退出的机制，如订出较灵活的回购，使急需用钱的乡亲能拿到现金，这样就使投资更有吸引力。当然，通过信托的方式进行投资也是一条渠道。

银行贷款可以和这种直接融资相结合。银行的贷款应该主要是抵押贷款，道理与上面说的一样，银行每年从企业所赚的钱有限，而企业如果赚了大钱又不会和银行按比例分享，那么只有在十分保险的情况下，银行才会将钱借给企业。银行的钱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银行保守一些，原则上并没有错。可行的创新是，股东们把钱投进来了，买了机器，盖了房子，拿股东们的资产做抵押，然后从银行贷款。如果有了很好的抵押，徐水的银行们还不给大午集团贷款，那就另当别论。

这个看似简单的分析的意义在于，它解释了当前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出路在于扩大直接融资的渠道。一谈到中小企业融资难，人们马上就抱怨银行。事实上，即使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中小企业的五年存活率也不到40％，10年存活率更是只有13％。银行仅收固定利率，就

不愿意承担如此大的风险。中小企业从银行融资难的问题是一个国际难题，道理就在于此。

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风险越大的企业就越愿意到银行去借钱，因为对他来说，这种融资方式的成本最低。全世界的中小企业都在抱怨银行，但是当企业家们把这道理想清楚后，就不要去做无用功。这些企业家在没有足够抵押时应该忍痛割爱，拿出一些股份给别人分享。对企业家来说，企业发展不起来，拿100％的股份也没有用。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当务之急是疏通对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渠道。相对于别的国家来说，中国特别缺的是大量面向中小企业的专业投资公司。它能把老百姓手中的钱集聚起来，以专业的方式寻找好的中小企业，并把赚到的钱拿回来与投资者分享。国际经验证明，大力发展面对传统行业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公司或基金，能较快、较大规模地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从这一角度看，金融改革的重点，要从死盯着银行、死盯着股票市场的思路中跳出来，优先解决中小企业直接融资中所遇到的法律、法规以及机构建设中的障碍，是解决当前社会上最突出的就业难题的一条事半功倍路子，而且见效甚快。
孙大午事件”的出现是个坏事。但如果因此能使企业家们、投资者们与政策制定者们走出融资政策误区，调整金融改革的方向与重点，最后倒真的可能出现一个“双赢”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