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午事件

尽管资产上亿，但他一直生活节俭，集团里最好的一部车——一辆桑塔纳是生产用的。他的83岁的驼背的父亲至今每天骑一辆三轮车，捡拾大午集团废弃的纸箱，老人家每天还去公司的食堂将扔弃的部分食物捡回来，喂他们老两口养的几只鸡。面对记者采访，老人家说不是儿子不孝顺，自己身体还好，看到那些扔弃的东西可惜，愿意干点活。
更麻烦的是税务纠纷。1997年7月到9月间，徐水县地税稽查局在大午集团查了两个月的帐后（临近农历八月十五节日）撤走，大午集团送给他们过节的礼物是每人一箱鸡蛋。10月28日，大午集团收到一个《限期纳税通知书》，载明“税款1389694.10元，限三天之内缴纳”。大午集团不知道138万元的税款由何而来，遂向徐水地税局有关领导咨询，答复说是估算出来的。
从一开始，资金就是个问题。孙大午夫妇和其他村民一道东拼西凑聚集了2万元启动资金，他们一边开垦这片荒地，种上果树、向日葵，一边用石棉瓦搭起鸡舍和猪圈，养了1000只鸡、50头猪。然而一年下来，只见投入不见效益，大家闹着要散伙。孙大午主张把别人入股的钱全部退还给那几户人家，自己承担全部亏损，从此他花更多时间和妻子一道开始经营这一片荒地。
买疫苗、饲养、销售等繁重的工作开始都是刘惠茹一人承担。正如很多民营企业一样，他们很辛苦，卫生条件也很不好——比如孙大午他们散养的鸡下的蛋可能沾上泥巴，刘惠茹在卖鸡蛋的时候需要用自己的双手把鸡蛋一个一个擦干净。
在八十年代，是完全的卖方市场，有产品就有销路。有了许大午的参与，较为超前的的产销思路，使养殖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和较好的效益。随后他们办起了一个日产500公斤的小型饲料加工厂，刘惠茹就走村串户的推销。由于他们很讲信用，在附近农民中口碑很好，生意逐渐红火起来。
到了1995年，大午公司已经颇具规模，被国家工商总局评为全国最大的500家私营企业第344位。1996年，大午公司被河北省政府评为“河北省骨干乡镇企业”，孙大午被评为“河北省养鸡状元”，被推举为保定市禽蛋产业联合会理事长，保定市农学会常务理事。1996年10月，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1989年，孙大午正式从徐水县农业银行辞职，来到承包地上。1992年，孙大午再次扩大养殖规模，养鸡达到15万只，还投资100多万元，购置了一套年产5万吨的现代化饲料生产设备，产品除供本集团使用外，还销售到北京、河北、天津境内的20多个县市。这一年，孙大午在饲料厂的基础上组建了河北大午农牧有限公司。
2001年12月30日，保定市人民检察院给保定市地税局发来了检查建议书，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大午集团几个下属子公司都是独立法人，应纳税额175620.57元都算在集团不妥。原《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不得加收滞纳金。且大午集团不应承担175620.57元税款，构不成大案，追缴十年加罚375760.46元欠妥。虽然姜涛行为尚未构成犯罪，但在程序、方法上均有误，建议贵局纪检部门调查处理。
他不仅具有理想主义的思想，还是理想主义的身体力行者，而且坚定从容。在这个充满物欲的世俗社会，他的行为和言行在地方无疑是另类。往往也成为各种力量打击的对象。
“另类” 孙大午
孙大午在一些政府官员眼里他很“另类”。一个民营企业要想发展壮大首先要和政府“搞好关系”，这是同在徐水县的另外一家企业——巨力集团的经验，该企业租地、贷款竟然都是县委书记县长亲自出面“协调”，企业发展异常迅速。而孙大午却不顾这些，甚至他和一些政府部门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连基本的“礼尚往来”都没有，他是有名的孙大抠，又是孙大牛，当地有政府工作人员说，谁也别想吃孙大午一个鸡蛋。
1997年12月15日，大午集团向保定市地税局提起行政复议。保定市地税局下达《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大午集团随即提起行政诉讼，此案引起了河北省地方税务局的重视，徐水县有关领导也出面做工作，答应重新复查，大午集团在得到承诺后撤诉。
1998年4月开始，保定市地税稽查局受省地税局委托开始调查大午集团的帐目。1998年6月24日，历时近三个月的复查工作结束了，核实了大午集团应纳税额，由原来的138万减为17万元。对这17万大午集团也有异议，其中11万多元是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这个税率的确定有很大的任意性，是后来决定加收的，但考虑到自身享受了一些农牧业税收优惠政策，也就算了，准备缴纳。
孙大午是位具有很强思想能力的企业家，同时也是为理想主义者。他希望能建立一个“君子之国”---儒家乌托邦。在这个世外桃源圣地人人都具备“仁义礼智”的美德和“温良恭俭让”的风范；在这“君子之国”立纲常存孝悌，让有德行的人进行管理，实行“天下为公，有德者居之”的治理思路。
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里的天是蓝的，水是甜的，人是善良的。
没想到的是，1998年8月20日，大午集团接到了保定市地税局下发的《处理通知书》，竟然从1992年1月1日起加收滞纳金，共计37万多元。
大午集团当然不服。他们尤其是对保定市地税局稽查局局长姜涛以权谋私不成反过来泄愤报复极为愤慨，于是向省人大、保定市人民检察院等机关投诉。
就在这一天临近中午的时候，保定市地税局稽查局局长姜涛在厕所外面对孙大午说，现在税款已经降到了十几万，你应该另外再出点钱。孙大午问多少，姜涛回答，二十来万吧，并以收滞纳金相威胁。孙大午查阅了有关滞纳金的规定后坚决不同意，因为他发现税收征管法第二十条规定，滞纳金应该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纳税期满起算。
从1989年企业有些起色的时候开始，镇土地管理所开始来“执法”，要罚款一万元，孙大午觉得自己做的没错，没有给。1992年，县土地局来了，要罚五万，孙大午越来越觉得纳闷，他给市省地局写了一封信：“有些事我不太明了，如‘农牧’企业问题。养10头猪没有人认为是企业，100头猪也不算企业，养1000头猪可能就算是一个‘企业’了。量变到质变的界限在哪里？1985年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我就取得了这块闲散地的使用权，并且建起了养殖场、饲料加工厂，为什么到了现在又不合法了呢？”
到2002年，大午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下辖种禽有限公司、大午饲料有限公司、大午电器有限公司、大午食品有限公司、大午葡萄发展有限公司、大午中学，员工1500多人，固定资产上亿元，高峰时年产值过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
大午集团的崛起惠及了四周的乡亲。村民们把玉米、秸秆等种植作物卖给大午集团，从大午集团购买饲料、鸡蛋、肉制品等，直到孙大午被捕之后，还有村民不断把成车的玉米送到大午集团，甚至宁愿先不收钱，因为他们信赖孙大午，认为他早晚会出来的。大午集团企业员工1500多人都是四周村庄的乡亲，他们每年要从大午集团领走600多万元的工资。大午集团还投资160万元修建了县城到郎五庄的公路，使得周边六个村庄受益。
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安的淳风化淋雨，遍沐人间共和年”，“私情要受限制，公理走遍天下”，“仁、义、礼、治、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做人要堂堂正，绝不可以跪着”……在大午集团，随处可见这样警句格言，有些还是孙大午自己创造的。
他在企业里专门开辟一个院子建立了历史文化长廊，用图画的方式解说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院子中间树立起了孙中山先生的雕像。院子旁边还修建了一个“敬儒祠”，里面有孔子的雕像。他在一个大学的演讲中说，他梦想着建立一座大午城，一个世外桃源，人们很祥和地生活在一起，没有阴谋诡计，没有巧取豪夺，没有欺上瞒下。
与公权角质
大午集团多年来与一些企业主管部门的关系“糟透了”。
首先是土地问题。我国土地法规定，土地要改变用途需要土地主管部门批准，如果一个企业想占用某一块集体土地用来建厂房，他仅仅征得农民的同意是不够的，他需要首先通过土地局把集体土地征为国有，再从国家那里买来使用权。孙大午使用荒地虽然建立的是养猪场养鸡场，但这些终归是“没有经过批准改变了土地用途”，因而是非法的。大午集团刚开始占用了100多亩荒地，到现在一共占有了2000亩地，这些土地部分是从别的农民那里租来的，有的是从村里租来的，这些用来建厂房、宿舍的租来的土地至今有的仍然是“非法”使用的。但如果想办理正规手续，那要经过层层繁琐的甚至是无奈的审批。大午集团不像某些企业那样，通过与官员疏通疏通关系，顺利地把手续办下来，孙大午本来就很反感这些复杂的手续，他认为，土地怎样使用更有效益就应当怎样使用。即使说要保护耕地，也不是通过这样行政管制能保护得了的，这些手续起不到保护耕地的作用，反而增加了腐败的机会。
2000年，孙大午打算发展1000亩的葡萄园，需要贷款600万，贷不到怎么办？孙大午在别人的劝说下终于忍不住低头走后门，给当地信用社的头目送了1万元。但是1万元太少，没办成事。按照很多人的生活经验，这钱也就算了，也算是铺铺路。可是孙大午很气愤，非要把这1万元钱要回来，最后终于要回了6000元。从此以后，孙再也不给信用社任何关系疏通。当然，贷款也年年都没有批下来。
保定市土地局来了，要罚十万，孙大午还是不给，他认为土地法是1987年生效的，自己占地是在1985年，1985年占的地怎么能违反1987年的法律呢？土地局局长也来了，孙大午说，如果土地局执意要罚款，他要上法院起诉，局长说，起诉也没用，这是和中级法院联合执法。孙大午生气地“送客”，把他们轰出去了。
孙大午喜欢办教育。1995年，他投资50多万元，与徐水县教委共同创办“河北大午养鸡养猪技校”，学员来自河北、天津、广西、内蒙等几个省份，该技校曾被评为“河北省成人教育先进单位”。为了让更多的人用较低的花费接受高中教育，进而考上大学；而且大午集团发展很快，需要很多人才，考不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可以补充到大午集团职工队伍中来。因此，1998年，孙大午花费3000多万元，创办了大午学校，这所学校现有学生2000多人，教职工200多人，该校曾在2001年保定市社会力量办学规范化学校。孙大午自任校长，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大午学校，经常给学生们讲课，他要亲自教导学生们“怎样做人”。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孙大午不仅在实际行动中打破常规，还到处以自身经历批评地方政府。他在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大学里发表演讲，认为“农村是有饭吃没钱花，没钱花是因为没事干，没事干是因为有事没人干，有事没人干是因为人们想干而干不成事”，认为地方政府各机构是严重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的“八座大山”，应该大力精简政府机构。他从不避讳自己与土地局税务局的纠纷甚至官司，还把这些经历和对政府机构的批评到处宣讲。他自己办起了网站，经常发表一些对三农问题的看法。所有这些，看起来都和他作为企业家的身份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