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假说
傅斯年、顾颉刚和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是否一个的争论
傅斯年、顾颉刚和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是否一个的争论中国自古以来是多民族的同一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吗？对此民国时期的学术界大佬们有不同的意见，傅斯年认为中华民族必须是一个，抗战时期学术研究应服务于政治需要，适应抗战救国，而不宜造成民族分裂，影响抗战。
同样的，前些年也有人提出岳飞不算民族英雄，因为宋金战争是中华民族内部的战争，学术服务政治也算是一种常态吧……文/刘劲松1939年2月1日，傅斯年致函顾颉刚，称：“吾等到此，本不能一律抄续在北平时之旧习，纵令吾辈此日在北平，(恢复后)则检点往事，亦有应分别何续何革之处，学术、事业皆缘此以进步也。
”提醒顾颉刚在学术、事业方面要注意时间和地点，颇含教训意味。
傅斯年的忧虑傅斯年和顾颉刚是朋友，都是学界一流人物，对中国历史都抱有浓厚的兴趣，经常就学术问题展开自由讨论，有时相当激烈。
这就是傅信中所说的“北平之旧习”。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中东部地区相继沦陷，大量文教人员内迁云南等地。
顾、傅两人也是如此。
顾颉刚此时任职云南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傅斯年则继续负责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
傅信中的“吾等到此”的“此”，指的是云南。
他们虽然处于不同岗位，但都从事研究工作，配合国民政府抗战。
到云南后，两人联系不多。
那么，傅斯年为什么突然致函顾颉刚呢？事情要从《边疆周刊》说起。
1938年12月19日，顾颉刚创办的《益世报》副刊《边疆周刊》正式面世。
发刊词(顾颉刚拟定)称：“要使一般人对于自己的边疆得到些认识，要使学者们时时刻刻不忘我们的民族史和疆域史”，“更要促进边疆人民和内陆同胞合作开发的运动，并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
”发刊词外，更有一系列关于民族的文章刊出。
《边疆周刊》的出版，引起傅斯年极大忧虑。
他认为此事“关系不小”，不能缄默，立刻致函顾颉刚。
根据顾颉刚的说法，傅信的主要内容是：“现在日本人在泰国宣传桂滇为泰族T hai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某国(指英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志不在小。
浅论傅斯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史学思想
浅论傅斯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史学思想傅斯年先生是我国著名诗人、文学家和史学家。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傅斯年负责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
他发表了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提出了“史学就是史料学”的思想。
他认为：“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他的这一观点使中国的史学研究在国际上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他也因此赢得了史料学派“旗手”和“舵手”的大名。
本文试就傅斯年“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史学观点做出以下梳理，以便了解傅斯年的观点。
傅斯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说：“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 。
他说：“历史这个东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谈……历史的对象是史料。
离开史料，也许可以成为很好的哲学与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
由此看出，他把史学的对象看做是史料，与他把史学放在什么位置是有关系的，他想建立一个科学的史学，想把历史学变成科学的历史学，这样凡是带有主观的史学便不是他口中的史学。
但是我们说傅斯年认为著史是在文学之外，并不表示他反对著史，他只是认为著史应该广泛地收集史料，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他对司马光、司马迁大加赞赏，就是因为他们在著史中收集了广泛的材料，尽量体现客观的历史，而后世史家的所作，则多为他所不满。
所以“史学就是史料学”这句话本意是说，历史研究便是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便是史料学。
把著史已经划在史学之外了，自然就推出“史学就是史料学”这个结论了。
第二，他在《史学方法导论》中说：“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到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
因为傅斯年认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因此做出“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的结论。
《国史大纲》心得体会
《国史大纲》心得体会首先，《国史大纲》对中国历史的分期与命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傅斯年将中国历史分为五个时期：变革形成、衰退崛起、创新、动荡复苏和稳定昌盛。
每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重要事件，傅斯年通过对这些时期的梳理和分析，使我更好地理解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和其背后的原因。
这种分期方式不仅使历史更具有条理性，也便于我们对历史事件进行分类和深入研究。
其次，傅斯年在《国史大纲》中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和解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于每个时期涌现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傅斯年都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解读，并探究其背后的原因和影响。
例如，在讲述中国古代帝制时，傅斯年指出了中央集权制度的优缺点，并对历史上的帝王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这种深入思考和客观评价的方式，使我对历史事件有了更全面、深入的认识，也增强了我对历史的兴趣和理解。
此外，《国史大纲》还对中国历史的一些重要问题和争议进行了探讨，这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例如，在讲述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时，傅斯年对封建社会的性质和演变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并就封建社会的起源问题进行了讨论。
对于一些历史问题的研究，傅斯年展示了较高的学术水平，给人一种严谨而深入的感觉。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交流，我不仅对这些历史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对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有了更多的认识。
最后，傅斯年在《国史大纲》中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进行了详细梳理和总结，使我对中国历史有了更宏观、全面的认识。
傅斯年将中国历史的发展看作是一个不断起伏、前进的历史进程，他指出中国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从变革到衰退，再到崛起和复苏。
通过对历史的总结和反思，傅斯年试图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使我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综上所述，《国史大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通过阅读该书，我更加全面地了解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和重要事件，也对历史问题的研究方法和思考方式有了更多的认识。
《国史大纲》是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我相信它将对我继续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提升自己的历史素养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高三历史必背知识点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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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世界通史》作者：麦克莱恩《世界通史》是一本经典的世界历史教材，对世界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和文明发展进行了系统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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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先生通过系统性的整理和归纳，将中国历史分为不同的时期，对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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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书中以生动的文字和严谨的态度，详细记述了从夏朝到前秦时期的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
阅读《史记》不仅可以增加对中国古代历史的了解，而且受益匪浅。
5.《近代史纲要》作者：傅斯年《近代史纲要》是一本专门讲述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内容涵盖了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系列历史事件。
傅斯年在书中着重分析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国家面临的各种困境，对于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非常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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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傅斯年先生的“史料即史学”
也谈傅斯年先生的“史料即史学”近日，笔者在研读“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相关资料时，常为一个问题所困惑。
相当多的论著在谈到“史料学即史学”这个论断时，往往认为，“在历史上确曾有人以崇尚史实即是历史学的说教，来反对理论对史学的指导地位。
我国清朝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年）盛行的‘乾嘉学派’对历史就专一主张训诂考据史料，不事义理分析；后来又有人提倡‘史料即史学’的历史研究宗旨。
但是，他们都忽视了前边我们所说的一个事实，即史料尤其历史文献，既然是由主题的人所记述，就难免掺杂着许多记述者的主观色彩和成分，这里除了其他一些偶然因素外，归根到底是这些记述者的阶级局限与时代局限所致”。
这里所说的“史料学即史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是谁提出来的呢？“史料学即史学”是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提出来的。
1928年，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集中发表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原文是：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
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1/ 6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在这里，傅斯年明明白白说的是“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是将“近代史学”与“古世中世”的“著史”作比较，说明“近代史学”是“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并没有泛泛而谈“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而更系统阐述傅斯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观点的是《史学方法导论》，该书的“史料略论”篇、“中国及欧洲历代史学观念演变之纲领”篇详细地阐明了傅斯年对中西史学历史变迁的认识，由此可窥见傅斯年的史观。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傅斯年认为，司马迁的《史记》传信存疑以别史料，能作八书，排比列国纪年，“若干观念比19世纪的大名家还近代些”。
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的经世致用史观
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的经世致用史观高贤栋*提要学界普遍认为傅斯年是科学史学派的领军人物，其实在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不仅出于经世致用目的撰写了《东北史纲》《中国民族革命史稿》等论著，还明确表示考证只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目的，历史学的终极目标是发挥启发爱国心与民族向上心、增强民族意识等的人文价值功能，同时也应发挥其经世致用的功能，回应现实问题且为之提供历史的借鉴。
但其人文价值功能与经世致用功能的发挥都应建立在可靠的史实基础上，要坚决抵制罔顾历史真相的极端主观主义。
关键词傅斯年经世致用史观九一八事变“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①他在建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口号，“崇尚纯粹学术，倡导学用分离”，将史学目的定为“求真”，坚决反对“经世致用”。
②但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开始转向东北史的研究，运用历史学为捍卫国家主权服务”，③所著《东北史纲》因有意忽略公认的历史事实等原因而受到缪凤林等学者的严厉批评。
④傅斯年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变化《东北史纲》只是他在特定情况下写作的一部特殊作品呢，还是从①①②③④高贤栋，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杨春梅：《“用多元主义代替主观主义”———傅斯年最后的思想遗嘱》，《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李帆：《求真与致用的两全和两难———以顾颉刚、傅斯年等民国史家的选择为例》，《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3期。
焦润明、邹海英：《傅斯年与东北史研究》，《东北史地》2014年第6期。
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晓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169页。
写作《东北史纲》开始，他就已经放弃了“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立场而秉持经世致用史观了呢这是全面评价傅斯年史学所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也是本文关心的议题。
一傅斯年为民族存亡而积极参与各种政治与社会活动在九一八事变以前，与持各种各样“致用”史观的史学家们不同，傅斯年的态度始终是学术研究要疏离现实与政治。
中国史学史复习答案 (1)
中国史学史复习答案一、名词解释1．史学史：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是一门研究和阐述历史学本身产生、发展和演变历史的学问。
研究对象一般包括历史上的史学著作、史学流派、史学思潮、历史编纂、史学方法和史料运用等问题。
2．中国史学史：是一门研究中国史学产生、发展、演变并揭示其发展规律的学科，它的主要任务有五个：（1）阐述中国史学的发展演变过程和各阶段的特点，揭示其发展规律。
（2）对中国历代的史学家及其著述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3）探讨史学流派和历史编纂法的演变。
（4）介绍史料存在的情况，总结史料学的研究成果。
（5）校订史籍中的错误。
（6）发掘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弘扬优秀史学传统和史学中的民族精神。
（7）探索历史知识的积累过程和人类自我认识之路。
3．《春秋》：春秋时期的鲁史，为鲁国历代史官世袭相承集体编录，按时间顺序记录史事，奉周礼为评人论事的标准，着重于对统治集团成员的道德训诫。
是我国保存下来的第一部具有历史著作雏形的官修编年史。
按年记载了春秋时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或十六年间（前722～前481或前479）的历史大事。
4．《左传》：是左丘明所著，成书于战国初期，记述了列国史事，条理清晰，文字生动，是超越往世的杰作。
思想上一方面维护周礼，一方面重民轻神，表现出明显的折衷主义，在表着奴隶社会史学最高成就的同时，也渗入了一些进步的史学思想，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史著作。
5．《通鉴纪事本末》：汉民族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
由南宋袁枢所撰。
特点：（1）完全以某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结果整个过程为主线来采濒材料，分题列目，组织全书。
（2）编排史事的灵活性和独立性；《通鉴》载1300多年的历史，如果按不同的事件区分，可以归为若干个各种性质各种内容的题目。
《本末》各项之间相对独立，缺乏历史联系。
（3）但它记事的局限性和固有的缺陷，也决定了它并不能取代纪传体和编年体。
《通鉴纪事本末》成为本末体史书的代表而与编年体、纪传体并列于中国的史坛，是袁枢历史编纂法、历史思想和政治思想的代表作。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傅斯年的大民族观及其历史价值
２ ２ １ 年 ，政治 统一了 。又凭政治 的力 量 ， ‘ 书 同文 ，
商震抵制 “ 华 北 自治 ” ；密切协 助 中央政 府 与北 方 各 省政府 的沟通 ，共 同反 对 “ 华北 自治 ” ；从 理 论 和舆论上坚决 支持 民众 的反 “ 华北 自治 ” 。
《 中华 民族 是整个 的》一文 ，其关 于 中华 民族 的整
体 性包 含 三层含 义 ： （ １ ）作 为 中华 民族 核心 和 主
体 的汉 人是 一个 不可 分割 的整 体 ； （ ２ ） 中国除汉 人 外的少数 民族 ，与汉 人经过数 千年 的交 流 ，共 同
构成 了 中华 民族 ； （ ３ ）统 一是 中华 民族 的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体 意
也有 时因为奸雄之 割据 ，列 国并 立 ，然 而这都是人
力强 的事实 ，都是 违背物理 的事实 。一旦 有适 当的
领 袖 ，立 时合 为一 家 。北 至朔 漠 ，南 至 琼 崖 、交
趾 ，西起 流沙 ，东 至鸡林 、玄菟 。这是天 然赐给 我
们 中华 民族 的田园。 ”⑤
国人与汉人一起 ，构建成 一个大 的民族 认 同 ，即 中
《 傅孟 真先生 的 民族思想 》① 、张桂 华先生 的 《 傅斯
年 “ 中华 统一 ” 民族 思想 研究 》② 、 《 傅 斯年 民族
思想 研究 》③ 和陈建 樾 先生 的 《 傅 斯年 的 民族 观及 其在 （ 东北 史纲 ） 中的运用 》 （ 上 、下 ）④等 ，这
些 文 章 对傅 斯 年 的 民族 思 想进 行 了相 对深 入 的 分
１ １ ４ ｆ 江 汉论 坛
20世纪中国史学特点和趋势
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１９１卜１９２０年，李大钊在《新
青年》等刊物上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 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 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等文章，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 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 战。这一切表明他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已彻 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 如果说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 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 著的话，那么，他在１９２４年５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 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强 调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而不能永远停留在 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 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风云变幻的中国大革命时代 的产物，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国革命实践保持着密切 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 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如
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形成了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 学派”，该学派在理论上主张“史学本是史料学”，并贯穿于 史学研究实践中。傅斯年认为，中国的历史研究，“如不问 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仍然是一无是处”ｏ。１９２０－－１９２６ 年，他先后就读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研读心理学 和哲学。在德国，深受兰克学派的影响。１９２８年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时，傅斯年任所长。他在《历史语 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中提出了以下著名的命题：“历史学 不是著史”，“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 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他的这个 主张，同兰克所标榜的“历史学家只追求事实真相”的“纯 客观主义”同出一辙。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史坛出现了以西方“文化形 态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战国策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陈铨、 何永估、林同济、雷海宗等。他们因在昆明创办《战国策》 杂志，后又在重庆《大公报》创办《战国副刊》，并在这些报 刊上论述自己的历史学理论而得名。文化形态史观的创 始人是德国学者斯宾格勒，他在《西方的没落》中系统地阐 释了文化形态史观。英国学者汤因比继承并发展了斯宾 格勒的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文化形态史观。林同济 在《形态历史观》一文中指出，“大凡欧美三四十年来社会 科学方法论的发展略加留意之人，恐怕都晓得他们各科门 的权威学者正在如何不谋而合地朝着我所指出的方向迈 进。其中尤堪参照的，我认为是所谓‘历史形态学’者”ｏ。 １９４６年，林同济、雷海宗合著的《文化形态史观》出版，集中 反映了战国策派的史学理论和思想。 ２０世纪上半期，除了上述论及的“新史学”、“疑古派 或古史辨派”、“史料学派”、“战国策派”外，还有一些学者 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提出了有较广泛影响或较大反响的 理论与方法。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二重证据法”。所谓“二 重证据法”，就是将地上、地下的文献资料相结合，尽可能 地运用更多更新的资料相互印证，去进行历史研究，以求 更符合历史的真实。陈寅恪曾概括指出王国维的史学方 法是２０世纪初中西史学交融的产物。 陈寅恪是在２０世纪初新史学的影响下，开始其史学 生涯的。在治学方法上，深受王国维的影响，并以其为楷 模。他提出“诗史互证，以诗证史”的史学方法，主张扩大 历史认识的视野，将其放在广泛的历史背景中去分析。他 还主张历史研究应有一定的时代的特点，顺应历史的潮 ２０世纪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开始传入中国。“五四” 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成为２０世纪中国史坛最 重要的内容之一，它的出现，是和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 后，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 此新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时代学术之潮流”。 陈垣的史学方法被后人公认为是“竭泽而渔”的方法， 他的研究领域在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等方面，而为了 在这些领域求真求实，他在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史源 学、史讳学以及在文献学和辑佚、编纂等方面进行了大量 艰苦的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表现出他严谨的治学精 神。陈垣针对当时国际汉学中心不在国内，而是在外国的 现实，表示一定要将汉学中心夺回中国。陈垣虽致力于古 史研究，但他始终强调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提倡有意义 之史学”，抗日战争期间，他完成的研究成果表现出强烈的 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近代疑古思潮的发展及其影响
中国近代疑古思潮的发展及其影响论及中国近代的疑古思潮，总也绕不开古史辨派，其核心人物是顾颉刚、钱玄同、胡适等人。
顾颉刚于1923年在致钱玄同的信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观点，引发古史辨运动；1926年顾颉刚编著的《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其主要内容是1923年古史讨论及其后辩论古史的文章，胡适、钱玄同、顾颉刚讨论辨伪书的来往信函的汇编而成。
从1923年“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发表，到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标志古史辨派的正式形成，疑古思潮的主张在学术界广受关注并影响日盛。
因率先提出古史辨的核心理论，顾颉刚被视为古史辨派的创始人，甚至其一生经营学术和文化事业，至今被人提起都难逃“疑古”二字。
狭义上，“疑古”思潮的内容指顾颉刚等古史辨派学者在《古史辨》七册所论及的所有具体问题，如对尧舜禹历史人物真实性的质疑和解释，对《国语》《周礼》《老子》《易经》《尚书》等古书的成书年代、具体记录真伪等进行的辨别讨论等。
在此意义上，《古史辨》出版到40年代，《古史辨》停止出版后这一学派就不复存在。
但实际上30年代以后其主要领导人物其实已分别转移研究兴趣，胡适从1929年以后就宣称由“疑古”变为“信古”，支持傅斯年的中研院史语所考古发掘和信史重建工作。
曾改号“疑古”二字的钱玄同在1930年之后也渐渐归隐，不复锐气。
顾颉刚虽在谋求和维持《古史辨》出版，但九一八事变后他的重心早已转移到民众宣传和边疆工作等社会事业上来。
从广义上来讲，“疑古”思潮是运用西方近代的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和方法，对旧的上古史实的再考证、对传统历史观念的再审视和价值重估的过程。
它是传统史学近代化、科学化过程的重要转向。
因此疑古学派所疑的“古”，实际上包括传说与历史混杂的上古史纪录，史学仍与经学杂糅尚未独立的学科状态，与历史进步的观点迥异的历史循环意识。
在此意义上，疑古作为思潮，不仅影响到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也可以说其对史学的影响也至今未绝。
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
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深入剖析傅斯年提出的“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观点，探讨其内涵、影响及争议。
傅斯年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重要人物，其学术思想对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对傅斯年的这一观点进行再析，以期深化对史学与史料关系的理解，同时反思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
文章首先将对傅斯年的生平和学术背景进行简要介绍，以便读者了解其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接着，将详细阐述“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观点的具体内容，包括傅斯年对史料的看法、史料的分类与整理、以及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
在此基础上，文章将分析傅斯年这一观点的影响，包括对中国史学研究方法的改变、对历史文献的重新评价、以及对学者治史态度的影响等。
也将探讨该观点引发的争议，如史料的真实性与可信度、史料与史实的关系、以及史学研究的价值与目的等。
文章将总结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观点的启示意义，提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利用史料进行历史研究、如何平衡史料的真实性与价值、以及如何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等思考。
通过对傅斯年这一观点的再析，本文旨在为当代史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考路径。
二、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观点解析傅斯年，作为近代中国学术界的杰出代表，其“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这一观点的核心在于，傅斯年认为史学的本质在于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而非对历史事件的主观解读和评判。
他强调，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去创造历史，而是去还原历史，去揭示历史事件的真相。
在傅斯年看来，史料是历史的载体，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他主张，历史学家必须严谨地对待史料，通过科学的方法去发掘和解读史料，以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这种对史料的重视和尊重，体现了傅斯年对于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的追求。
然而，傅斯年的这一观点也引发了一些质疑和批评。
一些学者认为，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对史料的整理和分析，更需要历史学家的主观解读和评判。
试析傅斯年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试析傅斯年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摘要：傅斯年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一位有着非常重要影响的人物，在阐述自己史学思想的时候，傅斯年提出了一个纲领性口号――“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在傅斯年提出这个口号后，史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许多学者在没有全面认真研究傅斯年对这个问题所作分析和论述的前提下对傅斯年进行了批评，认为傅斯年把史学和史料学简单的等同起来;要深入研究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并对其思想作出公允的评价，必须要对其“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口号进行深入剖析，做出恰当的、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傅斯年历史学一、“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及思想来源在本世纪最初的一二十年里，梁启超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作，痛陈传统史学的弊端，揭示倡扬新史学的精义。
梁氏认为史学的功能在于“存真”，在晚年的著作中他提出建立“客观史学”的主张;在材料的运用上，他十分看重“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
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奠基者是另一位学精识绝的史学大师王国维。
王国维具有深厚的考据学功底，又接受了西方近代的学术理论，王学对傅斯年的影响可分三层。
最根本的，当数他的“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说。
其次，是以语学为立足点的治史门径。
其三，便是“二重证据法”，即以物质、经籍互证，“将地下纸上，打成一片”。
傅斯年的学术思想还受到欧洲的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影响，历史语言考据学派又称实证主义学派，其创始人是著名史学家兰克。
兰克认为，一切历史著作都是不可靠的，要明白历史的真相，只有追根究底，研究原始资料。
他主张从语言文字入手，追寻史料的来源，鉴别史料的真伪;认为当事人或目击者提供的证据是最珍贵的，档案、古物一类的原始资料，乃是历史的瑰宝。
治史者要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让史料本身来说话，只有这样，历史学才能变成科学。
二、“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主要含义正如本文在开头所指出的，许多学者在没有全面认真研究傅斯年对这个问题所作分析和论述的前提下对傅斯年进行了批评，认为傅斯年把史学和史料学简单的等同起来，认为他的史学思想如同这个口号的字面意义那样简单、片面。
傅斯年等中国学者怎么看“中国”？
总之，20世纪初中国和日本的这一史学潮流 的基本假定是，所谓 “中国” 和 “中国性”是 历史的产物，是不同人群、不同观念以及物 质技术的结合所导致的结果，也是具有弹性 ，极易发生变化的一种历史建构。人们之所 以难以接受这种历史阐释，很可能是因为这 种观点与二十世纪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 研究的主流论述是不一致的，尤其是与大一 统的、永恒不变的中国传统思想相冲突。不 论是学术著述还是通俗历史读物，不论是在 中国还是在西方，陈寅恪等人的论述与那些 更为简化的，带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历史 方法论都格格不入。
A与B有着紧密的关联 A is closely related to B
一些中国史学家的研究与此有着紧密的关联 。
儿童大脑发育与身体健康有紧密的关联。 商业模式与资本运营互为因果、紧密关联。 ……与我的成绩有着紧密的关联。
某种方法的作用 Expressing an effect
“自觉运用……的方法，并依据……，而不只 是……，推翻了……。……对……进行解读 时，强调的是……，在他们看来……”
对比观点 Asserting one’s opinion
“……认为……是……，而非……，而且认为 ……是……，而非……” 马克思 进化论 达尔文认为现在的生物是由远古的生物逐渐 进化而来的，而非永恒不变的，而且认为生 物，包括我们人类，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而非“神造”的。
在追溯了20世纪前半叶的这种学术趋势后，我们也应 该注意到，尽管出发点截然不同，二战前日本的史学 家也同样关注相同历史时期以及清朝的异族统治。白 鸟库吉和稲葉岩吉等学者都强调指出，这些政权统治 了整个中原或是中原部分地区很长时间，事实上，几 乎是公元一千至两千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有人认为， 他们的成功所在是使草原民族的各项制度习俗适应了 管理定居农耕人口之所需，同时，他们也吸纳了所征 服民族的部分文化习俗。由此而合成的政体在吸收了 以前的政治和文化模式后，推出了新的政治、文化模 式。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尽管人们已经不再普遍视这 些统治者为 “夷狄”，但他们也没有被同化为中国人。 当然，一般认为，一旦夷狄进入中原，就会不可避免 地、也不可逆转地被汉化，被吸收和融入到永恒的、 无差别的中国人之中。
傅斯年的几个观点
傅斯年的几个观点
傅斯年是中国历史学家、教育家和学术领导人，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和理论。
以下是他的几个主要观点：
1. 学术独立：傅斯年认为学术研究应该独立于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以追求客观、真实的知识为目标。
他强调学术研究要有自主性，不受外部势力的干预和影响。
2. 历史研究：傅斯年认为历史研究应该注重实证，以事实和证据为基础，通过比较、分析和归纳等方法来揭示历史的真相和规律。
他强调历史研究要有科学性和客观性，避免主观臆断和偏见。
3. 教育改革：傅斯年认为教育是培养人才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关键，他主张教育应该注重个性化和全面素质的培养，同时要注重实践和创新。
他反对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提倡创新教育和个性化教育。
4. 文化传承：傅斯年认为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之一，他主张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通过学习和传承传统文化来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和民族自豪感。
5. 民主政治：傅斯年认为民主政治是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他主张通过民主制度来实现政治的公正和社会的进步。
他认为民主政治是建立在人民主权和社会公正的基础上的，
要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这些观点都是傅斯年作为历史学家和教育家的核心思想，对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史学资料
第一章练习与思考一、什么是自然史？什么是人类史？参考答案：自然史是指自然界中无意识地发生发展过的一切，是自然界永无止休地发展的客观存在。
除人类历史以外，从天体宇宙到昆虫草芥等万事万物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都属于自然史的范畴。
人类史是已经成为过去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及其规律，自从有了人类就开始有了人类的历史。
它是整个物质世界历史的一个特殊部分。
二、什么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历史？什么是史家撰写的历史？参考答案：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历史是指人类社会经历过的客观存在的过程，独立于认识者、研究者的主体意识之外。
它具有自己独特的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运动规律，不待历史学家的发现与解释，而按照自己的内在逻辑永无止息地前行。
史家撰写的历史是指史家根据史料写出的论著，是对客观历史过程的描述和反映。
同客观历史相比，它至少是两次“主观化”的产物。
但这并不意味着史家撰写的历史缺乏科学价值。
优秀的历史著述能够正确地反映历史的本质，反映社会的呼唤和需求，它是以客观历史自身为基础，在先进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指导下，对客观历史进程理性认识的产物。
三、什么是历史学？试述史学的学科结构。
参考答案：历史学是研究历史矛盾运动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
就其结构来说，大体可以分为理论部分、主体部分和史学辅助学科及史学分支学科部分等。
理论部分，主要包括史学理论、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理论、史学方法论等。
主体部分的内容可以有多种的分类方法，如从人类历史进程的断代序列上，可以分为史前史、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等；从研究的具体内容上，可以分为世界史、地区史、民族或国别史、专门史，以及历史地理和考古等。
如果从著作的形式上，还可以分为叙事体、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章节体等。
史学辅助学科主要有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考据学、训诂学、诠释学等。
史学与这些学科相互渗透和交融，形成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历史社会学、历史人口学、心理史学和计量史学等。
傅斯年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假说
傅斯年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假说傅斯年，中国历史学家，曾提出了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一种假说。
他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草创时期、婴儿时期和成熟时期。
这种发展规律在中国历史上是普遍存在的，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社会，都可以用这一假说来解释和分析。
首先，傅斯年认为中国历史的草创时期是一个相对封闭和保守的阶段。
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相对原始和自给自足的状态。
政权主要由封建王朝掌控，经济以农业为主导，社会结构相对稳定。
这个阶段的代表性时期就是秦朝。
秦始皇通过进行重大改革，如统一文字、度量衡、法律等，为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傅斯年将中国历史的婴儿时期定义为较为混乱和动荡的时期。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社会变革和政治斗争频繁出现。
从中国历史上看，这个时期相对较长，涵盖了从西晋到南北朝时期的几个世纪。
在这个阶段，中国经历了多次政权更迭和外族入侵，社会秩序被打乱，经济和文化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然而，正是在这个相对动乱的时期，中国形成了许多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如科举制度、阴阳五行观念等。
最后，傅斯年将中国历史的成熟时期定义为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时期。
这个阶段的代表性时期是明清两朝。
在这个时期，中国重新恢复了相对稳定的政权，社会和谐，经济快速发展，文化繁荣。
明代初期的政治改革和清朝的统治，为中国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人口和城市迅速增长，商业和手工业快速发展，社会秩序得到恢复并且稳定。
同时，科技和文化也迎来了一系列的繁荣，如明代的航海活动和清代的文艺复兴。
傅斯年的这一假说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中国历史的演进规律。
它不仅从宏观的历史角度解释了中国历史的整体特点，也从微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层面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
傅斯年的假说强调了历史的连续性和阶段性，通过分析不同阶段的特点，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的形成和发展。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傅斯年的假说并不是对所有历史事件和现象的解释都适用。
试谈傅斯年关于中国古代文化起源的假说
作者： 杨朝明
出版物刊名： 中国文化研究
页码： 62-67页
主题词： 傅斯年;文化起源;中国古代文明;中原地区;夏文化;史前文明;大汶口文化;文化遗存;
《性命古训辨证》;政治中心
摘要： 试谈傅斯年关于中国古代文化起源的假说杨朝明中国古代文化是怎样起源的？或者说中国上古文化的具体面貌如何？这是史学界、考古学界共同关心的重大课题。
自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学者们一直致力于探索与研究，随着考古资料的日渐丰富，原来一些若明若暗的问题已初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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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假说中国历史悠久而复杂，涵盖了数千年的时期，其中无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迁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历史发展规律。
傅斯年是中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和假说，试图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和规律性。
本文将对傅斯年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假说进行探讨和分析。
傅斯年提出的第一个假说是“中国历史的长期性”。
他认为中国历史的变迁是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而非突变。
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是基于持续演化的，而不是突发改变。
他指出，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政权更替往往是通过内部的力量制衡达到的，而不是外部的入侵或战争导致。
第二个假说是“中国历史的周期性”。
傅斯年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遵循着一定的周期规律。
他指出，中国的历史往往会经历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时期，接着是混乱和动荡的时期，然后再次回到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时期。
这种周期性的发展规律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调整，同时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如阴阳和五行的观念。
第三个假设是“中国历史的复合性”。
傅斯年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多因素的结果。
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化互相影响并相互作用，形成了中国历史的复杂性。
他认为任何单一的因素都无法解释中国历史的全貌，需要综合多种因素来理解和研究。
第四个假说是“中国历史的自我调整性”。
傅斯年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呈现出一种自我调整的趋势。
在变革和动荡的时期，中国社会会自
行调整，以适应新的条件和挑战。
他强调中国历史中的崩溃和再生是一种自我调整的过程，而不是彻底的失败或崩溃。
傅斯年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假说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
一些学者认为他的观点过于宏大和抽象，难以得出具体的结论。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他的观点有助于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和演变规律。
总的来说，傅斯年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假说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和理论框架，用于解释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和变迁。
尽管有争议，但他的观点仍对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激发了更深入的思考和讨论。
通过进一步研究和探索，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并从中获得启示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