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论诗谈左传的“赋诗言志”及其成因
浅论《左传》中的赋诗言志
可 以为列大夫也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 国， 以微言相感 ， 当揖 让之 时， 必称《 诗》 以谕其 志 ， 盖 以别贤不 肖而观盛衰焉。 ” ①班固
指 出， 在春秋 时期 ， 赋诗 以言志 已成为诸侯之 间广泛采用 的一种
安父母 。故我心之忧 即降下也 。” 子展赋 的虽然是《 草虫》 整首诗 ， 但是杜预对其进行 了解释 ，
２ Ｄ １ ４ 一 名
文艺 生活 Ｌ Ｉ Ｔ Ｅ Ｒ Ａ Ｔ Ｕ Ｒ Ｅ Ｌ Ｉ Ｆ Ｅ
文 学 品 析
浅论《 左传》 中的赋诗言志
梁 娟
（ 四川师 范大学 新 闻与传播 学院， 四川 成都 ６ １ ０ ０ ０ ０ ）
摘 要： 赋诗 言志是春秋 时期诸侯之 间进行交流的一种普遍 方式。 赋诗 言志在《 左传》 中出现得较 多。 赋诗言志的原则 是断章取义。断章取义在《 左传》 中主要有 四种 形式 ： １ 、 形式上直接赋诗 中某一 句或 几句 ， 取其 字面上 的意思 ； ２ 、 形式 上直接赋诗 中某一 句或几 句， 取其喻 意； ３ 、 形式上赋 全诗但 只取其 中几 句的 字面意义； ４ 、 形式上赋全诗但只取其 中几
他 只取 了其 中几句话 的意义 ，而且不管 这几 句在诗 中上下 文的
交流方式 。 《 左传》 中也提 到了“ 诗 以言志 ” ②， 指的也就是赋诗 言 志， 而所言之志 ， 并不是诗人 的志 ， 而是赋诗者 的思想感情 。 刘勰 也 曾提到“ 春秋观志 ， 讽诵 旧章 ” ， ③指 的也是赋 诗言志之事 。关 于《 左传》 中的赋诗言志 的例子 ， 历来有 许多人做过统计 ， 意见不 毛 振华认 为 “ 《 左 传》 赋诗 达 ６ ８篇之 多” ④； 另外有 人认 为 “ 《 左传》 记载赋诗言志之例多达 ２ ０ ０多条” ⑤ 。二说 差异如此之
试论《左传》“赋诗断章”对后世文学鉴赏的影响
076《名家名作》·研究［摘 要］ 《左传》“赋诗断章”之说，历来被认为是《左传》中的一种修辞手法，它可以使作品在叙事过程中更显生动，使文章内容更丰富，使结构更完整，因此在后世文学鉴赏中受到了广泛关注。
《左传》的赋诗断章并不是简单地对所叙述的事件进行概括和总结，而是为了凸显其中心思想，将所叙述事件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合理划分。
首先分析了《左传》“赋诗断章”在叙事上的表现手法，其次探讨了《左传》“赋诗断章”在文学鉴赏中的影响，最后对《左传》“赋诗断章”的方法进行了总结。
［关 键 词］ 《左传》；“赋诗断章”；文学鉴赏；影响试论《左传》“赋诗断章”对后世文学鉴赏的影响赵 阳《左传》中的“赋诗断章”作为一种叙事手法，它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对叙事的一种分析。
《左传》中的“赋诗断章”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叙事的概括，即对叙事行为的总括，主要体现在事件的发展、人物的行为以及事件和人物之间的关系等方面。
二是对叙事过程中修辞手法的运用。
《左传》中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来揭示人物性格、情感、思想、心理活动以及社会风貌，以此来烘托气氛，增强故事情节，反映社会现实。
一、《左传》“赋诗断章”在叙事上的表现手法（一）叙事上的“铺叙”《左传》中叙事性作品的叙事方式大多是平铺直叙的，然而其叙事之铺叙，却也是波澜起伏、曲折动人的。
《左传·襄公三十年》写季氏“取新台于宋人之地”；《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写文公“以二子之重而杀其君”；《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写子鱼之事：“子鱼曰：‘不若以告人。
’”在这里，作者采用了叙事中的铺叙手法，它可以使作品的叙事如行云流水般富有节奏感和音乐美。
《左传》叙事中的“铺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事件发展过程中，作者或以人物的心理活动为线索，或以时间推移为线索，通过事件的不断推进和变化来展开情节；二是通过对人物语言和行动的描写展开情节；三是通过对环境、气氛的渲染来推动情节发展。
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礼学渊源及形成的机制原理
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礼学渊源及形成的机制原理1. 赋诗言志的礼学渊源。
赋诗言志作为春秋时期的礼学渊源，源远流长，深刻影响着后世的文化发展。
它源自古老的祭祀文化，发展至今，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传统。
赋诗言志的礼学渊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当时的贵族们会在大型祭祀活动中，通过赋诗言志来表达他们的心愿，以及对国家和社会的支持。
赋诗言志在春秋时期的礼学渊源，还可以从其形式上来看。
当时的贵族们通常会通过赋诗言志来表达自己的心愿，以及对国家和社会的支持。
赋诗言志的形式比较简单，通常是以古诗的形式来表达，但也有一些更复杂的形式，比如诗歌、散文等。
赋诗言志在春秋时期的礼学渊源，还可以从其内容上来看。
当时的贵族们通常会在赋诗言志中表达他们对国家和社会的支持，以及他们的心愿。
赋诗言志的内容比较丰富，既可以表达对社会的支持，也可以表达对国家的热爱，也可以表达对家庭的祝福，以及对未来的希望等。
总之，赋诗言志在春秋时期的礼学渊源深远，从形式到内容，都可以看出它对后世文化发展的重要影响。
2. 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特点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特点是其以礼学理念为基础，以言志为主要形式，表达对礼乐的思考，以及对礼乐的实践。
赋诗言志的核心思想是“以礼乐调和，以礼乐治国”，强调“以礼乐为本”，以此来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
赋诗言志的形式主要有诗歌、散文、对联等，其内容涉及礼乐的历史发展、礼乐的理论和礼乐的实践，以及对礼乐的思考。
赋诗言志的语言特点是抒情豪迈，表达深刻，由此可以看出，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特点是礼学理念的体现，以及对礼乐的思考和实践。
3. 赋诗言志的影响力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不仅具有礼学渊源，而且对当时的社会乃至今日的社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赋诗言志的影响力可以体现在政治上。
赋诗言志的渊源，是以礼学为基础，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以宗法制度为支撑的。
因此，赋诗言志对政治的影响力，就是以其礼学根基为基础，把儒家伦理思想融入政治，以宗法制度为支撑，来维护和谐社会的稳定。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习题的参考答案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习题的参考答案参考答案：第一章一、填空题：1、严格地说还没有什么正式的文学理论批评，在有文字记载前的原始艺术中，只能看到当时人们对文艺和劳动、宗教、自然、社会关系的初步的认识。
从孔子开始，我国古代文艺思想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
2、功利3、一种广义的文化现象来对待的，把它看作一部政治、伦理、道德、文化修养的百科全书。
4、“开山的纲领” 二、解释概念：1、关于文学的思想和认识。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人往往文学观念是不同的，如文学价值观、文学本质观、文学历史观等。
2、关于文艺的思想和认识。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人往往文艺观念是不同的，如文艺价值观、文艺本质观、文艺历史观等。
三、简答题：1、体现在对总体文化的论述之中，而不是纯粹的、单一的；蕴涵于哲学、政治思想体系之中，而不是以论述文艺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学思想和艺术思想、文学理论批评和艺术理论批评浑然不分；没有专门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大都还只是一些片断的论述。
2、先秦时期所讲的“文学”和今天所讲的“文学”的含义是不同的。
先秦时期所讲的“文学”和今天所讲的“文化”意思相近，有博学和文章两个方面的意思，如《墨子・非命》中说：“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荀子・大略》中说：“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他们所讲的“文学”有学术、文化修养的意思。
3、关于“诗言志”提出时间问题，大多学者认为《左传》记载的襄公二十七年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文献记载，比较可靠，而襄公二十七年是公元前546年，大约在春秋末战国初年。
先秦时期人们对“志”的理解是比较狭隘的，所谓“志”，主要是指政治上的理想抱负，历代文人往往把“志”解释为合乎礼教规范的思想，而以“情”为与政教对立的“私情”，遂产生了我国文学批评中“言志”与“缘情”的对立。
4、春秋时期人们（包括孔子在内）都不把《诗经》看作是一部单纯的文学作品，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广义的文化现象来对待的，把它看作一部政治、伦理、道德、文化修养的百科全书。
《左传》中的文学批评思想
《左传》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者：陈占胜来源：《科技资讯》2011年第31期摘要:《左传》虽成书于战国早期,然细绎其内容,我们发现《左传》中记录的文学批评思想,其产生却早于孔子生活的时代,从《论语》中所见孔子论诗论文的一些见解来看,它们往往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
本文试图采用“左孔互证”的方法,从中和之美、文质并重、诗言志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左传》中的文学批评思想对后世文论发展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左传》文论孔子中图分类号:K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1)11(a)-0249-02《左传》是我国古代一部伟大的史学名著,也是一部杰出的历史散文名作。
一般认为,《左传》成书于战国早期,是在儒家创始人孔子去世之后完成的。
但是,细绎其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左传》中记录的大量古代思想资料,尤其是一些文学批评思想,其产生却早于孔子生活的时代,从《论语》中所见孔子论诗论文的一些见解来看,往往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
从某种程度上,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定,《左传》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源头之一,它对后世儒家文艺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以下我们将就中和之美、文质并重、诗言志等几个方面,一一进行分析。
1 对中和之美的推崇关于中和之美,在先秦典籍中早有体现和发挥。
如《周易》一卦六爻的位次,第二爻处于下卦中间,第五爻处于上卦中间,两者都象征持守中道。
根据《易》理,能够持守中道,就意味着达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
又如《国语·郑语》记载史伯关于“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及“声一无听”、“物一无文”的说法,已经表现出要在审美活动中力图实现和谐的理想。
同样,《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记载的晏婴答齐景公问,进一步论述了“和”与“同”的区别,表示出崇尚异端相济之“和”而反对单调专制之“同”的强烈倾向。
在晏子看来,“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和”就是把不同的事物综合统一起来,创造出一种“相济”“相成”的全新的审美境界。
试论《左传》引诗的类型及其特点
试论《左传》用《诗》类型、特点及其影响石风（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00）摘要：《左传》用《诗》是先秦诗经学的主要内容。
《左传》用《诗》情况可分为引诗、赋诗（诵诗）和歌诗、作诗三种类型。
在具体的语境中，《诗》的用途有所不同，可分为赋诗言志、引诗证言和以诗为评三类。
《左传》引《诗》所形成的特点，对此后《诗经》研究、应用和传播极具影响。
关键词：《左传》；用诗；类型；特点；影响春秋时代，《诗》在社会生活中有广泛的应用。
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
温柔敦厚,诗教也。
”[1]可见学《诗》是当时人受教育的重要内容。
故孔子教育孔鲤时说：“不学《诗》，无以言。
”[2]当时学《诗》，不只记诵字句，更要经世致用。
否则，“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2]故对《左传》用《诗》的研究，对了解春秋时期的社会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下面，笔者将就《左传》用《诗》的类型、作用及其影响，略作阐述。
一《左传》用《诗》的类型《左传》用《诗》，可以分为引诗、赋诗（含诵诗）和歌诗、作诗三类，这三类又各有特点。
首先是引诗，即援引《诗》的字句，所占比例最大，共有187次。
《左传》中引《诗》有两种情况：一是行人公卿言语中的引用。
如《左传》僖公十九年：“子鱼言于宋公曰：‘……《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今君德无乃犹有所阙，而以伐人，若之何？……’”[3]此处宋国大夫引用《大雅·思齐》劝谏君主，是公卿引诗。
又如《左传》昭公二十四年：“献子曰：‘若王室何？’对曰：‘……《诗》云：“瓶之罄矣，惟垒之耻。
”王室不宁，晋之耻也。
’”[3]此处郑人引用《小雅·蓼莪》警告晋人，是行人引诗。
一是《左传》作者引用。
这种引用或在“君子曰”之类假托他人之言中引用，如《左传》隐公元年：“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
《诗》曰：‘孝子不匮，永赐尔类。
’其是之谓乎！” [3]或直接以“孔子曰”的形式引用，但亦多假托圣人之言。
孔子：不学诗无以言（下）
孔子：不学诗无以言（下）五《诗经》的编纂者和整理者《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
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
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究竟是由谁把这些诗歌编纂成书的呢?一直到今天都存在着种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说法是孔子删诗。
把《诗经》的编纂功劳归于孔子一人。
这种说法起源于汉代。
《史记·孔子世家》当中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以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翻武雅颂之音。
”《汉书·艺文志》说：“孔子纯取周诗。
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
”这些都认为是由孔子选定《诗经》篇目的。
汉代时，司马迁通过对《诗经》及孔子的研究，提出了孔子删诗的观点。
主张这种说法的理由主要有下面三点：第一，汉代距离春秋，战国不远，司马迁所依据的材料自然比后人要多，也更可靠。
我们怎么可能不相信汉代的司马迁，而相信唐宋以后的说法呢？第二，古代大小国家有一千八百多，一国献一诗，也有一千八百多篇，而现存的《国风》，有的经历十个，二十个国君才采录一首，可见古诗本来很多的，根本不止三千。
孔子从前人收录的三千多首诗篇中选取三百零五篇编为集子，作为教科书，是有可能的。
第三，所谓的删诗并不一定全篇都删掉，或者是删掉篇中的某些章节，或者是删掉章节中的某些句子，或者是删掉句中的某些字。
我们对照书传中所引的，《诗经》中有全篇未录的，也有录而章节不用的，可见这种情况是与删《诗》是有吻合的。
但是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孔子没有删过《诗》。
主要理由有：第一，《左传. 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周乐，演奏十五国风，再奏小雅、大雅，最后奏颂，次序和内容基本上与今天的《诗经》相同。
如果按照现存的资料看，孔子当时只有八岁，根本不可能删《诗》，可见当时《诗经》已经定型。
第二，孔子自己只是说“正乐”，并没有说删《诗》。
虽然当时的诗是配乐的，但诗、乐毕竟还是有区别的，诗主要指文字，而乐主要指乐曲。
浅论《左传》引《诗》的价值
浅论《左传》引《诗》的价值作者：魏方仪来源：《中学政史地·高中文综》2018年第07期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
其中《诗》就是儒家经典《诗经》，意思就是，不学习《诗经》就无法发表言论。
这在现代人看来几乎荒诞不经，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读过《诗经》，却依然能够自由地发表言论，这难道是孔子妄言了吗？其实不然。
这是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诗经》最初并非作为纯文学作品出现的，相反，它有具体的使用场合。
诗的采集，是有意识为政教服务的。
这一点，也体现在《左传》对《诗经》的引用中。
以下将具体分析《左传》引《诗》的各种形式。
一、用于外交辞令，以诗代言表达己意文公十三年，冬，公如晋，朝，且寻盟。
卫侯会公于沓，请平于晋。
公还，郑伯会公于棐。
亦请平于晋。
公皆成之。
郑伯与公宴于棐。
子家赋《鸿雁》。
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
”文子赋《四月》。
子家赋《载驰》之四章。
文子赋《采薇》之四章。
郑伯拜。
公答拜。
这段记载是说，鲁文公十三年，到晋国朝见。
卫成公在沓地会见文公，请求鲁文公到晋国代其向晋国示好。
鲁文公返途中，郑国的国君也求鲁文公代其向晋国表示友好。
鲁文公都一一帮助他们。
其中的对答几乎都被诗句代替了，如果读者不明白文中几首诗的内容和含义，就不能理解他们的对话。
郑国的大夫子家在宴会上赋诵《诗经》中的《鸿雁》，即以诗中的鳏寡来比喻郑，希望得到鲁国、晋国这样的大国的同情和支持。
随同鲁文公出访的季文子当时在席上说：“我们的国君处境也与你们差不多。
”季文子朗诵了《诗经》中的另一首诗《四月》。
其意思是“我们出差在外的行人，已经超过了预计的时间了，现在急于思归”。
这就是以诗代言，有拒绝郑国的意思。
郑国大夫子家紧接着又赋《诗经》中《载驰》之第四章，表明小国急切希望大国予以救助。
鲁国大夫季文子则赋《诗经》中《采薇》第四章。
表达的意思是，答应郑国的请求，再返晋为郑国奔波。
《左传》中像这种以诗代言的外交辞令出现了多次，这是《诗经》政治实用价值的最主要体现。
浅论《左传》中的赋诗言志
浅论《左传》中的赋诗言志
文
《左传》中的赋诗言志文，是它的作者、大战国时代晋国名臣左丘明的精神表现，可以说是一部抒情精神与历史素材淬炼在一起的大作。
赋诗言志文的形式主要以赋诗的方式来表达它的内容，此外，还有比喻文、抒情文等，概括起来就是文字与意境的结合体。
《左传》里一共有700多篇赋诗言志文，表达了主人公太公、孔子、季氏等诸多历史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历程，集中全面地表达了大晋时期的外交、政治、文化、思想等情况。
它大都以抒情诗文来表达，赋有哀悼、怨恨、庆贺三类情态，以体现主人公的情绪之调和精神志愿。
有的赋诗更注重表达客观事实，把国家的大事都写了出来，把历史素材文字表达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是对历史的完整体现，以此，可以居然直观地感受到大战国时期史实为何物。
以上就是《左传》中赋诗言志文的简要介绍，是古代思想精神地内容挖掘将自身历史故事集中写尽之作。
因此，可以说，这是一部以抒情文化的方式表达的大部头，其中的赋诗言志文真实而又生动地反映了大战国时期的史实，体现了大晋时期的政治、文化、思想，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一部精华经典。
《左传》中的赋诗言志
《诗经》和《左传》是两部关联度很密切的经学著作，它们都经历了正典化的过程。
作为儒家思想的两部正典，《诗经》和《左传》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
在《左传》中有着大量的赋诗言志的记载。
赋诗言志是一种修辞术，具有明显的修辞效果;赋诗言志是一种话语方式，具有强烈的指向性。
戏剧性是《左传》较为突出的文体特征。
《左传》记录了两次大型的赋诗言志活动:一次是郑国六卿为晋国大臣韩起饯行，另一次为吴公子季札于鲁观周乐，它们都得到了戏剧性的再现。
《左传》有关季札观乐的记载，较为充分地论述了诗歌和礼乐的关系，初步确立了中和美在中国人审美观念中的地位，因而可视为文学批评的一份文献。
赋诗观乐是赋诗言志的一种扩展形式，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
中国很早就有赋诗言志的传统。
所谓赋诗言志，就是在特定的场合，通过引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志向、趣味和感情。
在思想、志向、趣味和感情这四项之中，趣味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它告诉我们，赋诗言志所表达的思想、志向和感情，与赋诗人使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相关内容时，有很大的区别。
这一区别主要就是赋诗言志的强烈指向性。
在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已经养成了一种工作习惯，那就是在政治、外交、聚会等公众场合通过引用《诗经》来曲折委婉地表现自己的意图。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传曰: ‘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髙能赋可以为大夫。
’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列为大夫也。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
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
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
”这一记载表明，赋诗言志的确是古代诸侯卿大夫的话语方式，他们秉承孔子的教导而将《诗经》运用到现实生活之中。
诸侯卿大夫可以赋诗言志，他们所言之志，可以是个人之志向和理想，也可以是国家前进的方向和社会努力的目标; 诸侯卿大夫也可以赋诗观风，他们所观之风，可以反映时代的变迁，也可以反映民生疾苦和民众的喜怒哀乐。
浅论《左传》中的赋诗言志
浅论《左传》中的赋诗言志作者：梁娟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4年第09期摘要：赋诗言志是春秋时期诸侯之间进行交流的一种普遍方式。
赋诗言志在《左传》中出现得较多。
赋诗言志的原则是断章取义。
断章取义在《左传》中主要有四种形式：1、形式上直接赋诗中某一句或几句，取其字面上的意思；2、形式上直接赋诗中某一句或几句，取其喻意；3、形式上赋全诗但只取其中几句的字面意义；4、形式上赋全诗但只取其中几句的喻意。
本文以《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为例，对《左传》的赋诗断章进行研究。
关键词：《左传》；赋诗言志；断章取义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7-0005-02关于“赋诗言志”，《汉书·艺文志》云：“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
’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
”①班固指出，在春秋时期，赋诗以言志已成为诸侯之间广泛采用的一种交流方式。
《左传》中也提到了“诗以言志”②，指的也就是赋诗言志，而所言之志，并不是诗人的志，而是赋诗者的思想感情。
刘勰也曾提到“春秋观志，讽诵旧章”，③指的也是赋诗言志之事。
关于《左传》中的赋诗言志的例子，历来有许多人做过统计，意见不一。
毛振华认为“《左传》赋诗达68篇之多”④；另外有人认为“《左传》记载赋诗言志之例多达200多条”⑤。
二说差异如此之大，大概后者将引诗与赋诗加在了一起。
赋诗言志的一般性原则是断章取义。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⑥杜预注曰：“言己苟欲有求于庆氏，不能复顾礼。
譬如赋诗者取其一章而已”。
⑦“赋诗断章有两层含义：一是从形式讲，断章截取诗中部分诗句以言志；而是从内容讲，不顾诗之本义，引诗以为己用，各取所求。
论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
论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洪莲学号20021743 指导教师杨有礼内容摘要：春秋时期，赋诗言志作为一种全新的用诗方法，粉墨登场，广泛运用于两君相见、行人问聘、同侪交往等“内交”、外交活动中。
一方面，它符合了贵族阶级自我认同的需求；另一方面，它又是春秋那个将坏未坏的特殊时代的真实写照。
它让我们看到，在春秋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掩映下的温柔敦厚与尊礼重义。
尽管赋诗言志大都是断章取义，显得牵强附会，但它却与整个春秋历史特点相契合，并最终玉成了春秋历史建构的博大精深。
关键词：赋诗言志春秋历史Abstract:During the Chunqiu Period, as a new poetic form, expressing aspiration by the poems embarked on a venture. It was widely used in local communication and foreign affairs such as meetings between two kings, applic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among friends. On one hand, it met the noble class' requirements of self-identity,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s a vivid portraiture in such a unique hang-by-a-thread time as Chunqiu Period. From this, we can see the blandness and the vogue of politeness under the shadow of social reality. Although expression ambition by the poems were mostly quotations out of context and seemed eisegetical, it met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Chunqiu history and it greatly helped the broadness and profoundness of Chunqiu frame finally.Key Words: expressing aspiration by the poems Chunqiu history中国诗歌的渊薮，是《诗经》。
经典常谈中孔子对赋诗的态度
经典常谈中孔子对赋诗的态度全文共四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第一篇示例：作为中国古代哲学家和教育家，孔子的思想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孔子的经典常谈中，他对于赋诗这一文学形式的态度也有着独特的见解和观点。
孔子还强调了赋诗的教育作用。
在他看来，赋诗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和他人，从而提高人们的情感和社交能力。
通过赋诗，人们可以开拓自己的思维和想象，培养自己的审美情趣和情感体验。
孔子认为，赋诗可以让人们更加独立和自信，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孔子对于赋诗这一形式的态度是积极的。
他认为，赋诗可以帮助人们提高文化修养和情感体验，从而成为更加理性、善良和有道德的人。
通过赋诗，人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和他人，从而更加独立和自信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赋诗不仅是一种文学形式，更是一种提高人们人文素养和修养的方式。
在今天，我们也可以从孔子的思想中，借鉴他对于赋诗的态度，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和情感体验。
【文章长度达不到2000字，如需增加请告诉我】第二篇示例：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化传播者，他的思想深远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和社会发展。
在经典的《论语》中，孔子对赋诗的态度也有所表述，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孔子对赋诗的态度是鼓励并重视的。
在《论语》中，孔子曾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诗意是纯洁和真挚的，是通过文字表达出来的思想和情感的一种艺术形式。
而在古代中国，赋诗被视为一种高雅的文学艺术，可以表达对美好事物的赞美和感慨，也可以传递智慧和启发人们的思考。
孔子认为，赋诗是可以唤起人们内心的真实感情和思考的，对于人的修养和教育都有积极的作用。
孔子对赋诗的态度也是审慎和谨慎的。
在《论语》中，孔子说过：“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这句话表明了孔子认为赋诗是一种需要精益求精和不断完善的过程。
赋诗不仅要有才情和灵感，更要有认真和勤奋的态度，要像切磋琢磨一样不断反复斟酌和雕琢，才能达到最完美的境界。
论_左传_赋诗断章中的拟古精神
： “乐 正 崇 四 术， 、 中记鲁国 立 四 教， 顺 先 王《诗 》 记·王制 》 《 》 、 、 《 》 书 礼 乐 以 造 士，春 秋 教 以 礼 乐，冬 夏 教 以 诗 、 ［ 7］ （ P1342 ） 。 ” 《 书》 这些都充分说明春秋时期各国在《 诗》 等的教 《 育上有发达的基础。“ 左传 》 之所以称引， 足证古代贵族社 ［ 17 ］ （ P451 ） ” 会， 其诗乐教化之深意， 即诗书礼乐教化之为用也 。 总 之， 春秋时期的赋诗者普遍浸润《 诗》 学风尚， 对《 诗》 的掌握 已经达到熟能生巧的地步了 。 有了深厚的《 诗》 学基础就会有摹拟， 也即是初步摹习属 ：“向来初见拟古诗， 文的试作。朱熹说 将谓只是学古人之诗。 ‘ ’ ， 元来却是如古人说： 灼灼园中花 自家也做一句如此‘ 迟迟 ， ， 自家也做一句如此：‘ 磊磊涧中石’ 自家也做一句如 涧畔松’ ， 此：‘ 人生天地间’ 自家也做一句如此。 意思语脉， 皆要似他 。 只换却字 ” 底，
毛振华
论《 左传》 DRED SCHOOLS IN ARTS
文章编号：1003 － 9104 （ 2009 ） 08 － 0098 － 03
论《 左传 》 赋诗断章中的拟古精神
毛振华
（ 浙江教育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2 ）
*
。“赋诗断章 ” 要：春秋时期， 诸侯、 卿大夫朝聘会盟、 应对酬酢每每赋诗以见其志 是春秋时期主要的用诗方法 ， 也即是断取古人已有之诗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从时人讽诵旧 摘 章的意义上说， 赋诗承载着强烈的崇古意识 ， 赋诗者不仅具备有深厚的《 诗》 学修养， 又有具 。 体摹拟古诗的实践 只是赋诗与仪式文化的密切关联性限定了赋诗者进一步创造的空间和 “不学诗， 自由， 但赋诗断章在 无以言” 的时代完成了对古诗摹拟的蒙昧状态 ， 赋诗者大胆地 诗》 的精神激励着后世的拟古创作 ， 对后世拟古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学习和摹拟《 关键词：左传；赋诗断章；诗学修养；摹拟；拟古精神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浅析《左传》赋诗
渤海大学硕士研究生社会语言学课程考核论文院（系、部）：中文系年级： 2008级专业：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姓名：艾冰学号： 2008020006 密封线任课教师：刘本臣一、命题部分浅析《左传》赋诗二、评分标准1 能够搜集足够的语料，30分；2 分析深入，论证有条理，30分；3 语言流畅，具有逻辑性、论证性，20分；4 格式规范，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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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线浅析《左传》赋诗艾冰提要春秋时期，“诗”被广泛的应用到社会各个方面，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这充分说明了“诗”在日常交流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赋诗相当于今天的“点歌”只出现名字而没有具体的内容，“造篇”和“诵古”是赋诗的两种形式。
“造篇”在《左传》里只是少数，绝大部分是以“诵古”的形式出现的，而“诵古”又可以分成：赋某一首诗，点出篇名，取整篇意思和赋某一首诗的一个章节，而表明其章节，取这一章节的意思两种。
《左传》中的赋诗有两大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断章取义和赋诗言志，断章的意义在于使诗篇“箴言化”、“语录化”，只有这样表达的意义才能更加凝练，而取义则体现着更大的灵活性；赋诗言志的方式是人们借诗来言志，即借他人之诗来言赋诗者之志的“代言”、“借言”的方式，实际上也就是美化语言、修饰语言，使语言表达得更完美的一种方式，能将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审美化，是一种艺术化了的语言。
这都与春秋时期的历史文化密不可分。
关键词左传、赋诗、形式、特点、文化一、引言春秋时期，“诗”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各方面，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不学诗，就无法与人沟通，这充分表明了“诗”在日常交流活动中担当重要的角色。
论《左传》“赋诗言志”现象与儒家诗学观之关系
作者简介 ：车婧 （ １ ９ ９ ２一） ，女 ，南开大学文 学院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硕 士研 究生 ，研究方向为先唐 文学与文化 ，中国古代
文学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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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０・
九 江 学 院学 报
２ ０ １ ７年 第 １期
练 。诸 侯 国间 在 政 治 外 交 活 动 中 遇 到 一些 难 于 当
读者能通过其一窥春秋 时代精神风貌； 同时它亦是一种暗含着“ 兴观群怨” 之 意蕴的独特文 化机制 ，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章试图从儒 家诗学观的角度切入 ， 探讨何为“ 赋诗” ， 何 为“ 言 志” ， 并在 此基 础上 对“ 赋诗 言志 ” 这一 复 杂微 妙 的传播 与接 受机 制进 行 探 究分析 和
应 的 目的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
、
“ 赋诗 ” 与 “ 言志”
在对 《 左传》记载的 “ 赋 诗 言志 ” 现 象进 行 探究 之前 ，笔 者首 先 想 对 “ 赋 诗 ” 这 一 用 诗方 法 和其 他用 诗 方 法 进行 比较 、区 分 ，并 在此 基 础 上 分析 “ 赋诗 言 志 ” 在 春 秋 时 期 发 展 壮 大 的原 因。 笔者 亦要对 赋 诗 “ 言志”之 “ 志 ”进 行 界定 ，对 诸侯 卿大夫 通过 “ 赋诗 ” 想要 表 达 怎 样 的 “ 志” ，
相通 。赋 作 为 “ 铺 ” 意 很 快 发 展 壮 大 ，之 后 在
造篇 ，这在 《 左传》 中有记载 的共有六例 ，如在
收 稿 日期 ：２ ０ １ ６—１ ２—１ ７
《 诗经》 中得到了充分发展 ，并成为诗经 “ 六义” 之一 ，即 《 周 礼 －春 官 》 所 言 ： “ 太师教六诗 ， 日风 ，日赋 ，日 比， 日兴 ，日雅 ， 日颂 。 ” 后 世 《 毛诗序》 正式把 “ 六诗”称为 “ 六义” 。在春秋 时代 ，“ 赋 ” 的这种表 现手法 运用 得最 为广 泛和熟
试论《左传》“赋诗断章”对后世文学鉴赏的影响
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G ansu Education College(Social Sciences) 2001,17(4)Vol.17No.4 2001试论《左传》“赋诗断章”对后世文学鉴赏的影响刘勇刚Ξ(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摘要】春秋时期外交场合盛行“赋诗断章”的风气,这在《左传》中有详尽而生动的记载。
这是一种隐喻的诗性文化,这种思维模式对后代文学鉴赏范式的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赋诗断章”现象放在隐喻视野中加以考察,并以西方阐释学、接受美学作为参照,力图揭示出“赋诗断章”在诗学演进中的审美价值与鉴赏误区。
【关键词】《左传》;“赋诗断章”;隐喻;文学鉴赏【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38(2001)04-0035-04一、“赋诗断章”是用诗,是一种隐喻的诗性文化《尚书・尧典》云:“诗言志。
”这是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
①但先秦时代尚处于文学发展的初始阶段,所谓“言志”并非等同于后世的抒写怀抱,而是主要指诗歌应用。
因此,那时人们的文学阐释主要着眼于文本的适用价值。
孔子出生之前,西周以来的诗已有了“诗三百五篇”的通行文本②,以诗乐合一的方式广泛流行于上流社会,贵族成员普遍接受了诗的教育。
但士大夫关注的不是《诗》的审美功能,而是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属性,于是形成了“春秋最文明之事”———赋诗明志③。
这种风气在外交场合表现得尤为突出。
《左传》一书频繁地记载了各种“赋诗”活动。
春秋士大夫的赋诗,并不是创作,而是借现成的诗篇,暗示自己的观点或对他人的情意。
赋诗实质上是一种用诗。
这一点《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借卢蒲癸之口说得十分清楚明了:庆舍之士谓卢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避)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杨伯峻注云:“古礼同姓不婚,故云男女辨姓。
庆氏与卢蒲氏皆姜姓,同宗,故云不避宗。
孔子之前的“诗言志”-精品文档资料
孔子之前的“诗言志”“诗言志”是中国文论的重要理论范畴，亦是历来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特别是对于孔子之前的“诗言志”，论者甚少。
笔者认为，在对某一范畴或概念做出具体阐释之前，首先应厘清其起源与演变。
因此，对于“诗言志”的探讨，不论是从“诗”的性质和特征出发，还是从诗的语言艺术入手，都不是从根本上着眼的。
阐释“诗言志”的关键在于对“诗”的阐释，故而，要解释“诗言志”的具体内涵，首先应从“诗”的起源与演变着手。
本文旨在对孔子之前“诗”的起源与演变做一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诗言志”的内涵做出解释。
从现存的典籍来看，“诗言志”应当首见于《尚书•尧典》：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
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上文写作的时间历来学界都颇有争议，众说纷纭。
唐人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认为《尚书•尧典》为“虞史所作”，而清代顾炎武则认为是“夏之史臣作”，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在“诗言志”作为一种正式的理论范畴出现之前，其思想观念便早已产生。
对此，罗根泽先生认为，“诗言志”的思想大约在周代时便已经有了。
陈良运先生推断“诗言志”的观念产生于战国中期。
王运熙先生认为“诗言志”的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已经相当普遍。
综合上述各家观点，笔者认为，我们在研究“诗言志”时，应从其思想观念产生之时来着手而不应从“诗言志”该词正式出现为研究的起点。
对于“诗”的起源及其演变，李泽厚、刘纲纪认为“历史地考察起来，我们认为在远古的氏族社会中，还不可能产生后世那种抒发个人情感、被称为文艺作品看待的‘诗’。
当时所谓的‘诗’是在宗教性、政治性的祭祀和庆功的仪式中祷告上天、颂扬祖先、记叙重大历史事件和功绩的唱词。
它的作者是巫祝之官。
” 叶舒宪在《阉割与狂狷》和《诗经的文化阐释》中从文化人类学与文字学的角度对“诗”的起源与发展做了详细的描述，他认为“诗”是“寺人所言”，并且，“寺人”通常是主持祭祀之人，而在商周时期，祭祀主持是由阉人来充当的，故，“寺人”即“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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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子论诗谈左传的“赋诗言志”及其成因
作者简介：赵自环（1988-），女，汉族，山东济宁人，学生，文学硕士，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摘要：“赋诗言志”是春秋时期独特的文化景观，春秋时期随着礼乐体系的变更，《诗》的用途得以扩大，被广泛应用在诸侯大夫的宴飨、会盟、以及政治外交等领域，成为特殊的外交工具和表达感情的媒介，也是文化素养的象征。
本文试对“赋诗言志”功用以及其成因作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诗》；左传；赋诗言志；成因
先秦时期，《诗》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它被人们广泛应用在宴飨、祭祀、会盟、甚至是战场杀伐间。
孔子教《诗》尤其重视对《诗》的践习和在外交中的运用，子曰：“诵《诗》三百。
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为？”[1]他多次训诫弟子及儿子要学《诗》。
他对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
”[1]这里的“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说话，不是不能说话，而是在正规场合无法有效地言说。
他对伯鱼说：“女为《周南》《召南》乎？人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1]这里要首先解释一下春秋时代的外交酬酢和谈判，春秋时期多采用诵诗来代替语言，《诗》是外交人才的必读书。
用诗言志可以委曲达意，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既是一个人文化修养的象征，更是一个国家的形象代表，在国家外交中占据着举重轻重的地位。
《汉书.艺文志》有：“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2]《诗》在春秋时期被列国君卿大赋予了一种极为独特的社会功用，作为他们在政治、外交、宴飨、盟会等活动中的直接使用工具。
春秋时期国国君士大夫用诗借以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感情，这就是“赋诗言志。
”陈良运先生认为：“从外交方面看。
以言诸侯之志，同时也有赋诗者个人的情感体验。
”[3]
每个国家都因本国具有极具文学修养的外交人才而自豪，楚大夫王孙圉在回答晋国赵简子问楚国的国宝白珩，王孙圉回答说：“未尝为宝。
楚之为宝者，曰观射父，能做训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
”[4]楚国的观射父擅长外交辞令，作为使者出纳、结交诸侯能从容以对，侃侃而谈，不辱使命，被楚国奉为国宝。
由此可见一个精通《诗》的外交人才被国家视为国宝。
外交是十分严肃正式的场合，适当的，恰如其分地引用《诗》既能显得委婉含蓄，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还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我们来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
奉匾沃盥，既而挥之。
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而囚。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
”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
赵衰曰：“重耳拜辞！”公子降，拜，稽首。
公降一级而辞焉。
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岂敢不拜？”[5]晋公子重耳流亡在外，到了秦国，重耳不小心把水洒在怀嬴身上，重耳很紧张，
吓得脱去上衣负荆请罪。
子犯让擅于外交辞令的赵衰随从，公子以《河水》自喻，百川纳海，河水将归于大海，言辞自谦委婉。
秦穆公赋诗《六月》，这首诗记叙了周宣王时期北伐玁狁大胜，赞美了主帅尹吉甫那种文韬武珞、指挥自若的军事才能和堪为万邦之宪的风范。
秦穆公以此表现出对重耳的赏识。
以诗对答，避免了矛盾的对抗和激化，委婉又妥帖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是外交中化干戈为玉帛的一种巧妙的手段。
通过《诗》能考见一个人的品德、才智、修养，者往往决定一个人在错综复杂的官场政治环境中的处事态度、能力方式等，从而对一个人的前途命运产生重要影响。
下面我们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
……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
”伯有赋《鹑之贲贲》。
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
”子西赋《黍苗》之四章。
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
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
”子大叔赋《野有蔓草》。
赵孟曰：“吾子之惠也。
”印段赋《蟋蟀》。
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
”公孙段赋《桑扈》。
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
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
”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
”文子曰：“其余皆数世之主也。
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
降。
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
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5]
郑庄公在垂陇设宴款待晋国重臣赵孟，郑庄公使郑国诸臣随从，赵孟深感荣幸，让七子赋诗来表达郑伯的厚重，因晋国是春秋大国，郑国需寻求庇护，因此除伯有以外的六人都称赞赵孟，曲意逢迎。
赵孟也深谙其意，一一予以回复。
而伯有在这里的用诗极为不当，此诗原是讽刺卫国宣姜与公子淫乱的诗篇，此诗中有：“人之无良，我以为君！”赵孟看来“床笫之言不逾阈”一家人的矛盾不能向外人诉说，尤其是在这种郑伯宴飨客人的场合，所以范文子说他“志诬其上而公怨之”。
赋诗的不恰当不仅给自身招来祸患，也给郑国的声誉带来不好的影响。
由上述材料可以看出，“赋诗”已经偏离了诗的本意，而是由赋诗者根据需要的有感而发。
朱自清先生从诗与志的角度去探讨赋诗，指出赋诗言志多用晕外交场合“赋诗往往断章取义，随心所欲，即景生情，没有定准。
”[6]“断章取义”是赋诗的惯例和主要特点，它与是个的本意不相关联，而凸显其政治效能和实用功能。
“赋诗言志”独特的文化现象仅在春秋时期出现过，它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充满了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一股温和之气。
那么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我认为有以下两点：一是春秋时期《诗》教的普及，《诗》是春秋时期贵族进行文化教育的教材，《礼记.王制》有：“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1]由此看出，《诗》
是贵族子弟的必读书目，《诗》在上层社会的普及为人们之间的广泛交流、互通其意提供了前提。
二是《诗》本身温柔敦厚、纯正无邪，通过学《诗》来规范人的言语行为，提高人的道德修养，使人温柔敦厚的性情，的这是一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儒家一贯倡导的中正平和、不偏不倚的处世哲学。
这也是为什么春秋时期的外交始终充满了优雅平和的风采。
三是用诗来言志微言相感、委婉含蓄，用隐晦的语言委婉地表现赋诗者的意图。
赋诗作为行人辞令的一部分，在外交场合托诗喻意，能增加权威感和说服力，会受到微言相感的功效。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1755-1756
[3] 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4] 尚学锋.夏德靠译注.国语.北京：中华书局，2007
[5] 叶农注译.左传.广州：广州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2007
[6] 朱自清.诗言志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