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论诗谈左传的“赋诗言志”及其成因

从孔子论诗谈左传的“赋诗言志”及其成因

作者简介：赵自环（1988-），女，汉族，山东济宁人，学生，文学硕士，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摘要：“赋诗言志”是春秋时期独特的文化景观，春秋时期随着礼乐体系的变更，《诗》的用途得以扩大，被广泛应用在诸侯大夫的宴飨、会盟、以及政治外交等领域，成为特殊的外交工具和表达感情的媒介，也是文化素养的象征。本文试对“赋诗言志”功用以及其成因作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诗》；左传；赋诗言志；成因

先秦时期，《诗》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它被人们广泛应用在宴飨、祭祀、会盟、甚至是战场杀伐间。孔子教《诗》尤其重视对《诗》的践习和在外交中的运用，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为？”[1]他多次训诫弟子及儿子要学《诗》。他对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1]这里的“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说话，不是不能说话，而是在正规场合无法有效地言说。他对伯鱼说：“女为《周南》《召南》乎？人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1]这里要首先解释一下春秋时代的外交酬酢和谈判，春秋时期多采用诵诗来代替语言，《诗》是外交人才的必读书。用诗言志可以委曲达意，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既是一个人文化修养的象征，更是一个国家的形象代表，在国家外交中占据着举重轻重的地位。

《汉书.艺文志》有：“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2]《诗》在春秋时期被列国君卿大赋予了一种极为独特的社会功用，作为他们在政治、外交、宴飨、盟会等活动中的直接使用工具。春秋时期国国君士大夫用诗借以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感情，这就是“赋诗言志。”陈良运先生认为：“从外交方面看。以言诸侯之志，同时也有赋诗者个人的情感体验。”[3]

每个国家都因本国具有极具文学修养的外交人才而自豪，楚大夫王孙圉在回答晋国赵简子问楚国的国宝白珩，王孙圉回答说：“未尝为宝。楚之为宝者，曰观射父，能做训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4]楚国的观射父擅长外交辞令，作为使者出纳、结交诸侯能从容以对，侃侃而谈，不辱使命，被楚国奉为国宝。由此可见一个精通《诗》的外交人才被国家视为国宝。

外交是十分严肃正式的场合，适当的，恰如其分地引用《诗》既能显得委婉含蓄，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还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我们来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奉匾沃盥，既而挥之。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辞！”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岂敢不拜？”[5]晋公子重耳流亡在外，到了秦国，重耳不小心把水洒在怀嬴身上，重耳很紧张，

吓得脱去上衣负荆请罪。子犯让擅于外交辞令的赵衰随从，公子以《河水》自喻，百川纳海，河水将归于大海，言辞自谦委婉。秦穆公赋诗《六月》，这首诗记叙了周宣王时期北伐玁狁大胜，赞美了主帅尹吉甫那种文韬武珞、指挥自若的军事才能和堪为万邦之宪的风范。秦穆公以此表现出对重耳的赏识。以诗对答，避免了矛盾的对抗和激化，委婉又妥帖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是外交中化干戈为玉帛的一种巧妙的手段。

通过《诗》能考见一个人的品德、才智、修养，者往往决定一个人在错综复杂的官场政治环境中的处事态度、能力方式等，从而对一个人的前途命运产生重要影响。下面我们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曰：“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

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5]

郑庄公在垂陇设宴款待晋国重臣赵孟，郑庄公使郑国诸臣随从，赵孟深感荣幸，让七子赋诗来表达郑伯的厚重，因晋国是春秋大国，郑国需寻求庇护，因此除伯有以外的六人都称赞赵孟，曲意逢迎。赵孟也深谙其意，一一予以回复。而伯有在这里的用诗极为不当，此诗原是讽刺卫国宣姜与公子淫乱的诗篇，此诗中有：“人之无良，我以为君！”赵孟看来“床笫之言不逾阈”一家人的矛盾不能向外人诉说，尤其是在这种郑伯宴飨客人的场合，所以范文子说他“志诬其上而公怨之”。赋诗的不恰当不仅给自身招来祸患，也给郑国的声誉带来不好的影响。

由上述材料可以看出，“赋诗”已经偏离了诗的本意，而是由赋诗者根据需要的有感而发。朱自清先生从诗与志的角度去探讨赋诗，指出赋诗言志多用晕外交场合“赋诗往往断章取义，随心所欲，即景生情，没有定准。”[6]“断章取义”是赋诗的惯例和主要特点，它与是个的本意不相关联，而凸显其政治效能和实用功能。

“赋诗言志”独特的文化现象仅在春秋时期出现过，它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充满了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一股温和之气。那么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我认为有以下两点：一是春秋时期《诗》教的普及，《诗》是春秋时期贵族进行文化教育的教材，《礼记.王制》有：“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1]由此看出，《诗》

是贵族子弟的必读书目，《诗》在上层社会的普及为人们之间的广泛交流、互通其意提供了前提。二是《诗》本身温柔敦厚、纯正无邪，通过学《诗》来规范人的言语行为，提高人的道德修养，使人温柔敦厚的性情，的这是一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儒家一贯倡导的中正平和、不偏不倚的处世哲学。这也是为什么春秋时期的外交始终充满了优雅平和的风采。三是用诗来言志微言相感、委婉含蓄，用隐晦的语言委婉地表现赋诗者的意图。赋诗作为行人辞令的一部分，在外交场合托诗喻意，能增加权威感和说服力，会受到微言相感的功效。（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1755-1756

[3] 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4] 尚学锋.夏德靠译注.国语.北京：中华书局，2007

[5] 叶农注译.左传.广州：广州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2007

[6] 朱自清.诗言志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