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十七年文学思潮中的怪现象
对十七年文学的认识和看法
对十七年文学的认识和看法
“十七年文学”是指1949年至1966年这一时期的文学，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以下是对“十七年文学”的一些认识和看法：
首先，“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前三十年文学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和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变化和发展。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呈现了新的文学形态和运作机制，对于研究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机构和体制对作家的思想和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十七年文学”时期，作家们被归入了体制，他们的身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对于探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虽然“十七年文学”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艺术性上的简陋，但它仍然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如柳青、赵树理、周立波等作家的作品，对于在商业化和全球化时代成长的作家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学经验和价值。
综上所述，“十七年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时期，它对于研究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探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学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内在建构与冲突——以《创业史》《红旗谱》《青春之歌》《百合花》的批评活动
“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内在建构与冲突——以《创业史》《红旗谱》《青春之歌》《百合花》的批评活动为例“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内在建构与冲突——以《创业史》《红旗谱》《青春之歌》《百合花》的批评活动为例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十七年”时期，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批评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并面临着内在的建构与冲突。
本文将以《创业史》《红旗谱》《青春之歌》《百合花》的批评活动为例，探讨“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内在建构与冲突。
“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承接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七所艺术学院文学系研究会的批评传统。
这一传统对于文学创作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现实和人民大众生活中的主题，强调文学应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然而，在“十七年”时期，这种传统批评在内在建构与冲突中面临着新的挑战。
首先，在《创业史》的批评活动中，该小说揭示了社会主义初期农村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问题。
它描绘了一批乡村干部在创业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和挫折，引发了对经济发展与政策执行之间关系的辩论。
有些批评家认为本书展现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提出了改革的方向。
然而，另一些批评家则质疑小说对农村经济改革问题的理解和关注点，认为其对当时具体政策的追踪和分析不够。
其次，在《红旗谱》的批评活动中，小说描述了一位共产党员在革命时期的成长历程。
这种英雄式的叙事形式引发了对于现实主义文学应否追求消极和矛盾的讨论。
一些批评家认为，小说所呈现的形象和情节是对于英雄主义精神的充分肯定，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应有之义。
然而，另一些批评家则指出，这种展示方式可能忽视了敌对阵营的复杂性，过于理想化了革命斗争，对于革命与现实的内在冲突有所回避。
第三，在《青春之歌》的批评活动中，小说以年轻人思想觉醒和个人命运为线索，描绘了社会主义新生活中的矛盾和变革。
这引发了对于青春之歌与整体社会主义建设之间关系的思考。
有些批评家认为小说以个人经历为切入点，与整体营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思路一致。
浅析十七年文学的特征
二 、 市的 隐匿 城
１４ ９ ９年 ３月 中 国共 产 党 召 开 党 的七 届 二 中 全 会 明确 指 出要 将 中 国共 产党 的工 作 中 心从 农 村 移 向城 市 ， 学 会 管 理 要 城 市 。苏 联 社 会 主 义模 式 在 新 中 国 的应 用 也 促进 了新 中国 工 业 化 道路 的选 择 。从 文 化 形 态 上 来 看 ， 业 化 带 来 的必 将 是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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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对 十 七 年 文学 的认 识 与 对 文 革 文 学 的认 识 一 样 ， 向 来 就颇 受 争 议 。 因 为争 议 ， 往 能 把 讨论 的焦 点 泛 化 ， 依 目 往 但 前 国 内学 术 界 的 观点 来 看 ， 来 越 多 的 人 倾 向于 一 种 认 可 的 越 一 态 度 。应 该说 ， 七年 文 学 虽 然存 在 着 许 多 的不 足 与缺 陷 ， 十 但 其 在 中国 文 学史 上 的地 位 还 是 不 可 以 抹 杀 的 ， 本 文 当 中笔 在
者将 略 淡关 于 十七 年 文 学 的特 征 。
一
离， 就是文学与政治 的距离。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们 ， 自然地 也 分成三个 层次 ： 郭沫若 、 茅盾 、 何其芳 、 艾芜 ， 无疑是距离太近
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变异
“十七年文学＂游翠萍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变异题解：“十七年文学”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１９４９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１９６６年）之间的中国文学历程，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时期。
代表性文学作品有《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创业史＞＜红岩’＜暴风骤雨》等。
知识分子与革命，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是一个待别复杂且尴尬的问题，正如马克・塞尔登在《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中所称：。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内在驱力：一是精英主义倾向，指向理性化的等级秩序或集权化的组织体制；一是民粹主义倾向，强调依靠觉悟的农民大众。
从晚清资产阶级革命到大革命时期，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一直是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是精英主义倾向起着主导作用。
知识分子是中国最早的觉醒者和启蒙者，扮演着当仁不让的革命者角色。
但是，随着中国革命向农村的延伸，农民阶级的革命潜能开始显现出来，农民取代知识分子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
毛泽东在湖南农村调查，看到了鲁迅笔下被“不准革命”的阿Ｑ们的革命能量，欣喜于农民运动的巨大威力，他从中得出对中国革命的判断：。
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
不过，知识分子依然有着农民阶级不可替代的作用，那就是传播思想，播下火种。
但是，知识分子与农民阶级几乎有着水火不相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两个阶级要结成联盟存在着巨大的困难。
而且由于智识的优势，知识分子很难单纯地服膺某一思想，要说服知识分子心甘情愿地认同这些。
思想狭隘的乡下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让他们认识到自己。
有必要”与工农大众结合，“有必要”向工农大众学习。
这项思想工作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贬低知识分子的作用，。
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
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的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二是夸张农民的作用。
除了宣扬农民的革命力量外，还从思想品格上论证农民优于知识分子：。
十七年文学解读和评价
十七年文学解读和评价
“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具有以下特点：
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时代要求，使得文学创作具有一般的政治思想属性。
“艺术性第二”作为政治性的辅助要素，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经典具有相应的艺术优势和特长。
在这一时期，主流文学作品被推崇的原因，具有一定的同一性：从思想内容来看，作品能够体现坚定的阶级立场和崇高的思想性，从中可以看到时代精神的弘扬、正面人物的塑造，因而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
从艺术角度来看，作品必有过硬的艺术技巧，是作家深厚的生活积累和情感体验的产物。
然而，在当时很多批评家看来，这些符合创作规范的主流作品，也并非没有瑕疵和局限。
例如，审美性要素的“过度”追求，容易造成作品比例失衡，进而对作品的整体思想倾向产生一定影响。
对于“十七年”文学的解读和评价，需要考虑到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同时也需要考虑到不同读者的审美和价值取向。
十七年文学的成就与局限
十七年文学的成就与局限“十七年文学”，指的是从1949年到1966年建国后期到文革前期的文学。
有句诗曾言“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这句话放到这个时期也是比较合适的。
这一时期的文学有很多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当代文坛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一时期的文章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较为纪实，真实反映革命斗争和生活。
例如“干预生活”小说，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尤其在贯彻落实“双百方针”的氛围里，政治和文化形式逐渐趋于宽松，这种创作潮流也被发扬了起来。
这一时期的文章，塑造了较为真实和新鲜生动的人物形象，展现了真实的生活和复杂的社会生活关系，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风貌，广阔而深刻地反映出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革命道路和建设历程。
还有，例如革命历史小说，承担了特殊的意识形态功能和思想教育功能。
冯雪峰在评价《保卫延安》时说：“它描写出了一幅真正动人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图画……它的鼓舞力量就完全可以说明作品的实质、精神和成就。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题材，它们在表现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时，就会比其他题材的小说更具有震撼力和崇高感。
然而，时代的特性总能或多或少地影响创作者的主体意识，让这些文学的创作都标上了时代的痕迹。
所以，这个时期文学的局限性就体现在政治性有意无意地凌驾在文学性之上。
有人说，这个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充当了意识形态的传声筒。
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模式化写作的痕迹较重，过多受政治的影响和束缚，导致较为缺乏艺术性，很难凸显崇高的艺术价值。
同样例如“干预生活”小说，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存在着概念化、公式化和回避生活中重大矛盾的问题。
由于作家受到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革命历史小说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审视，都不可能进入一个更深刻、更丰富的层面。
艺术形式较为单一和狭隘。
也有过于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出现，超越了社会现实。
在题材方面，也是畸形发展的，只有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现实题材较为繁荣，其它题材则较为萧条。
并且在60年代，“左”倾思潮的急剧膨胀给文学的创作带来了严重的干扰，批判了一些不该批判的作家和作品。
十七年文学思潮
十七年文学思潮第一章十七年文学思潮一、文学大一统格局的形成(一) 第一次文代会——文艺新规范的确立1、背景: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
2、内容: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定的中国文艺新方向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即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为工农兵服务。
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规范确立。
3、新规范的影响政治工具：“新”规范指导了所有作家，影响了所有的文学创作。
（二）第二次文代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批评原则的确立。
1、背景:我国完成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改革，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2、内容周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表现新人物、新思想，英雄人物的塑造上简单幼稚。
3、意义促进了解放初期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1960第三次文代会召开）（三）文艺创作和理论论争1、可否写小资2、文艺的倾向性——文艺与政治的关系3、对发历史主义倾向的批评（四）50年代一系列文学批判运动——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对比苏联，同样在压力之下却有文学作品大胆地真实地坚持文学道路。
为什么在1949以后的中国，20年中却顺从地服务于政治？）一）文艺批判运动1.对《武训传》批判2.对萧也牧的批判《我的夫妇之间》1950（短篇）“知识分子眼光看工农干部”“脱离生活，或者是依据小资产阶级的观念、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不健康倾向”。
3．对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批判全国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政治性批判，把他与胡适挂上钩，把“唯心主义”帽子往他头上套。
为何批判胡适？4.对胡风的批判胡风“固执”地坚持着鲁迅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性。
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习马、列，检查过去的资产阶级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代替。
（五）大一统格局下的实践后果1、中国文学终于史无前例地变成了政治的工具2、文学创作公式化，概念化二、文学的突围与文学生机的夭折（一）双百方针的提出与贯彻——文学的突围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
十七年文学的成就与局限
十七年文学的成就与局限十七年文学的成就与局限“十七年文学”，指的是从1949年到1966年建国后期到文革前期的文学。
有句诗曾言“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这句话放到这个时期也是比较合适的。
这一时期的文学有很多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当代文坛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一时期的文章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较为纪实，真实反映革命斗争和生活。
例如“干预生活”小说，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尤其在贯彻落实“双百方针”的氛围里，政治和文化形式逐渐趋于宽松，这种创作潮流也被发扬了起来。
这一时期的文章，塑造了较为真实和新鲜生动的人物形象，展现了真实的生活和复杂的社会生活关系，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风貌，广阔而深刻地反映出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革命道路和建设历程。
还有，例如革命历史小说，承担了特殊的意识形态功能和思想教育功能。
冯雪峰在评价《保卫延安》时说：“它描写出了一幅真正动人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图画……它的鼓舞力量就完全可以说明作品的实质、精神和成就。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题材，它们在表现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时，就会比其他题材的小说更具有震撼力和崇高感。
然而，时代的特性总能或多或少地影响创作者的主体意识，让这些文学的创作都标上了时代的痕迹。
所以，这个时期文学的局限性就体现在政治性有意无意地凌驾在文学性之上。
有人说，这个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充当了意识形态的传声筒。
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模式化写作的痕迹较重，过多受政治的影响和束缚，导致较为缺乏艺术性，很难凸显崇高的艺术价值。
同样例如“干预生活”小说，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存在着概念化、公式化和回避生活中重大矛盾的问题。
由于作家受到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革命历史小说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审视，都不可能进入一个更深刻、更丰富的层面。
艺术形式较为单一和狭隘。
也有过于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出现，超越了社会现实。
在题材方面，也是畸形发展的，只有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现实题材较为繁荣，其它题材则较为萧条。
_十七年_文学三论
有些同志向我提出问题： 在你的诗里， 为什么用那么多的 “我” 字， 干吗突出你自己呢？这个问 题， 也使我想了很多+ 前几首 《致青年公民》 中， 曾有过 “我号召你们” 、 “ 我指望你们” 的句子， 实在是
“十七年” 文学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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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气过大， 所以， 在以后的几首中， 我就改正了。但， 我要说明的是： 我所用的 “我” ， 只不过一个代名 词， 类如小说中的第一人称， 实在不是真的我， 诗中所表述， “ 我” 的经历、 “ 我” 的思想和情绪， 也绝 不完全是我自己的。我现在还不敢肯定， 这样的看法是否恰当…… 从上面郭小川的话里， 我们至少可以读出以下几层意思： 他所用的 “我” 并非真正地指他自己， 而是 “我 们” ， 是集体的代名词； 即便如此， 他也是不自信的； 他的做法受到了质问。其实不仅诗歌， 这种自我的缺 席还非常明显地见诸当代散文、 小说等文体的话语方式， 甚至电影、 绘画、 音乐等其它艺术门类的艺术 表现。譬如散文本来是最能见出作家人格和个性的文体， 但在 “十七年” 散文中， 作家自我的能见度降到 了最低。在杨朔、 秦牧、 刘白羽的散文中也有 “我” ， 但这个 “我 ” 已不是有血有肉的作家个人， 而是大 我—— —集体的代名词。!"#! 年有三篇以樱花为题的著名散文： 冰心的 《樱花赞》 、 杨朔的 《樱花雨》 、 刘白 羽的 《樱花》 《樱花漫记》 这几篇散文都是这年春天他们访日后所作。 樱花美而易落， 开得绚烂， 谢 $原名 %。 得迅速， 日本文人从中感到了人生的短暂， 所以樱花在日本文化里有一种凄清的美。但三个中国作家都 赋予了樱花热烈的色彩。他们都写了日本人民罢工、 游行之类的斗争， 写了日本人民对美军占领或美国 文化的反抗。三个作家阅历、 个性迥乎不同， 甚至还存在着性别的差异， 但在构思和选材上都表现出了 不应有的雷同。 究其原因， 他们都是戴着阶级斗争和国际斗争的眼镜来看日本战后的社会现实的。 刘白 羽写了他在去日本看樱花之前的心理： “ 在今天我到底怀着怎样的心情去日本看樱花才合宜呢？” 不是 先去看， 而是先想到戴一副什么样的眼镜去看。 这就要追根到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主要是由救亡图存的外在动力促发 的， 文学观念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功利目的； 这种文学观念后来又在长期的战争岁月里深受战争功利 主义的影响，其功利性被进一步强化。郭小川的话让我想起了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中的一段文 字—— — 当我开始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 我一再发现， 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 的事情的， 但是他一旦参加红军以后， 他就把自己给忘掉在什么地方了； 如果你不是一再地问他， 就不会听到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 你所听到的只是关于红军、 苏维埃或党的故事—— —这些名词 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大写的&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地谈每次战役的日期和经过， 他们进进出出别人从来 没有听说过的无数地方的情况； 但是这些事情对他们只有集体的意义， 不是因为他们作为个人在 那里创造了历史， 是因为红军曾经到过那里， 而在红军后面的是他们为之战斗的那个意识形态的 整个有机力量。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 却造成了报道的困难。 ! 这个美国记者的敏锐让人佩服。他来自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 文化背景中， 故能捕捉到极容易因为过 于熟悉而被我们忽视的东西。战争遵从着你死我活的残酷规则， 战争的一方要想取得胜利， 需要铁的团 结和铁的集体意志。 集体主义正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一个法宝。 在战争中， 共同的目标使得个人的 痛苦或胜利成为大家集体的负担和喜悦， 有某种力量使他们忘记自我， 却又发现自我存在于与别人的 同甘共苦之中。无数个自我消融在集体里， 渐渐地淤积为传统， 累积成有着自己内在结构的文化。 “我” 的缺席在小说中最突出地表现为客观的、 非个人化的叙事模式， 我们还能从 《西行漫记》 中找 到战争与这种叙述关联的具体例证。 他写到， 在谈到红军的成 !"’# 年在陕北保安斯诺多次采访毛泽东， 长时， “毛泽东的叙述， 已经开始脱离 ‘个人历史’ 的范畴……所叙述的不再是 ‘我’ ， 而是 ‘我们’ 了； 不再 是毛泽东， 而是红军了； 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 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
关于十七年文学中对女性形象的歪曲误解
关于十七年文学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___浅谈女性角色的政治功利摘要：在中国17年文学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往往是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的，缺乏实际性和艺术性，带有歪曲贬低之意。
其中主要的塑造方式是“对比式”的写法、“引领式”的设置与“爱情羁绊”的出现三类方法。
关键词：女性形象政治功用对比引领爱情羁绊20世纪的中国社会风云激荡、沧桑巨变，20世纪的中国文学也波澜壮阔，苍黄翻覆。
随着整体文学的依流演进和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化，我们不难发现当代文学现象中的许多滥觞与渊源，都可以在现代文学中寻找到一丝蛛丝马迹，现代文学的某些无法忽视的桎梏并不是在1949年嘎然而止，而是随着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和舆论导向，以余波微澜的影响和交换了的方式和方法有发生着作用。
例如，在男权社会，女性总是处于相对低下的地位，这不仅表现在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而且还表现在文学中，在男性作家笔下，也无可避免地经常被塑造成泼妇、蛇蝎、或是愚昧、优柔寡断的形象，用来反衬男主角的英勇善战与果断睿智。
这在当代文学中是可以经常看见的。
而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代文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在响应党的方针指导下，作家追求的是高度的政治性而不是文学艺术性，评价作品的好坏取决于是否带有政治功用，这也是十七年文学的主要特点。
于是，在高举着“女性解放”的新时代，女性仍旧悲惨的再次沦为作家笔中的附属品或是教范，以男性审视的眼光，让一个个“顽固僵化”或是“觉悟不高”的女性形象改头换面，至少原本错误行为在结尾有所收敛，借以表现建国前党艰苦奋斗的事业以及建国后人民物质生活甚至精神生活的提高。
而在她们的身边总是会出现一些思想觉悟极高的男性角色代表“党的化身”，借助他们的殷切指导一步一步让自身脱离低级趣味，最终修成正果，成长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女英雄。
纵观十七年文学中的分类，一般可以分为“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
而含概在这两类题材中的某些小说，综合起来关于女性形象的歪曲塑造大概有“对比式的写法”、“引领式的设置”与“爱情羁绊的出现”三类方法。
“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内在建构与冲突 以《创业史》《红旗谱》《青春之歌》《百合花》的批评活
然而，在“十七年”时期，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也面临着不少冲突。一方面， 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批评家们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如对于“社会主义现实 主义”的理解、对于“人民性”的界定等。另一方面，面对不同的文学思潮，批 评家们也在探索如何坚持现实主义的原则和立场。例如，《创业史》和《红旗谱》 对于农村革命的描绘得到了肯定，而《青春之歌》和《百合花》则因为更加注重 个体情感和人性描写而受到了一定的质疑。
总的来说，《红旗谱》、《青春之歌》和《三家巷》这三部作品虽然都以成 长为主题，但在叙事手法上各有特点。《红旗谱》注重人物个性和情感的深刻表 达，《青春之歌》更情感的直接描述，而《三家巷》则强调社会环境对人物成长 的影响。这些不同的叙事策略使得作品各具特色，为读者展现了不同时代背景下 人物的成长历程。
参考内容三
基本内容
《青春之歌》是杨沫的一部经典小说，它以抗日战争时期为背景，通过主人 公林道静的成长和奋斗，展现了青春的力量和抗日救亡的热情。
林道静是一个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少女，因为家庭的压力和自己的追求，走上 了革命的道路。在革命的道路上，她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挫折，但是她始终坚定地 信仰着自己的信仰，不断地追求真理和进步。
参考内容
基本内容
在中国的现代文学中，成长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这一主题在许多作品中 都有所体现，其中包括《红旗谱》、《青春之歌》和《三家巷》。这些作品虽然 有着不同的叙事风格和时代背景，但它们都展现了主人公们在时代变革中成长的 过程。本次演示将通过对比分析的方法，探讨这些作品在叙事方面的共同点和不 同点。
在“十七年”时期，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内在建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批评家们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观察和审视。他 们注重作品对于当时社会现状的反映，对于人民生活的描绘，以及对于社会主义 建设的推动。其次，批评家们通过对于作品的深入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指导 意义的观点和方法，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社会效果论”等，对于推 动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文学题材与思潮的消长——以“十七年”小说《辛俊地》为考察中心
风俗画面中，家庭的天伦之乐和农村的升平景象交集
融融，全篇洋溢着亲切、温馨的生活气息。小说主题
歌颂土改后农村欣欣向荣的景象，应该说主题绝无思
想问题，
《文艺报》却发表文章，批判其思想性不高，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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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重的斗争，可以安然过幸福的家庭生活了” 。与此 “地之子”与土地的那种浑然粘连关系；作为艺术形
同时，孟淑池的小说《金锁》被批判，批判者认为作者
象，突显的政治觉悟也使其失却了“地之子”那种纯愚
写主人公金锁身上的“阿 Q 性”，这是在诋毁勤劳、善
狡憨交加的多重审美内涵。
良的农民。这一小说发表在赵树理主编的《说说唱
不到一年后，1951 年 10 月，另一知名作家孙犁的《村
一个和当时无数英雄农民不一样的农民，真实的农
歌》遭到责问，批判⑤；此后，就连他的成名作、旧作《荷
罪，辛俊地参加了部队的伏击战，但在伏击战过程中，
他想“过过枪瘾”没等命令就开枪，结果招致这次伏击
完全失败。部队领导教训他，辛俊地不服气，一气之
下离开部队回到老家，参加了村抗日组织。在村里他
碰到了恋人徐桂香。徐桂香是地主的女儿，年龄已不
小可还在等他。当年辛俊地在徐桂香家做长工时，两
人相爱了。辛俊地觉得自己是村干部，徐桂香的身份
很少，
在它身上却透视出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些端倪。
级立场问题”；关于小说中的爱情描写，用批判者的话
一、
又一篇被批判的小说
1956 年文艺界实施“双百”
（
“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
）方针，各地文联为了贯彻这一方针，从创作到期
对十七年文学的认识和看法
对十七年文学的认识和看法十七年文学是指2000年至2017年间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
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经历了许多变革和发展，涌现出了许多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和作家。
对于十七年文学的认识和看法，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进行思考和探讨。
首先，十七年文学在形式上呈现出了多样性和多元化的特点。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学体裁和写作风格。
传统的长篇小说依然存在，同时也有了更多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微型小说等形式的作品。
此外，网络文学的兴起使得文学创作更加多元化和群众化。
通过网络平台，大众可以轻松地分享自己的文学作品，也可以与作家进行互动和交流。
这些新的形式和渠道为文学的传播和创作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和机遇。
其次，十七年文学的主题和内容呈现出了丰富多样的特点。
作家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关注和表达了当代社会的各种问题和现象。
一些作品关注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探讨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技术等关系的变化。
另一些作品则关注个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体验，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这些作品的主题和内容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和人民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
此外，十七年文学中还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
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对文学作品进行了探索和实践，以独特的视角和个人的表达方式赢得了读者的关注和赞誉。
这些作家和作品代表了当代文学的先锋力量和创新精神，对于文学的发展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这些作家和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续文学的发展方向和创作风格。
然而，对于十七年文学的评价也存在一些争议和质疑。
一些人认为，十七年文学在形式和内容上存在着商业化和浅薄化的倾向。
随着文学市场的扩大和商业利益的影响，一些作品追求畅销和流行，而忽视了文学的深度和内涵。
此外，一些作品和作家被批评为迎合市场需求、模仿他人作品、缺乏原创性和创新性。
这些问题使得十七年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质疑和批评。
总的来说，对于十七年文学的认识和看法应该是全面和客观的。
试析“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批评眼光与批评风尚―以《林海雪原》的早期批评为例
试析“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批评眼光与批评风尚―以《林海雪原》的早期批评为例论文关键词：《林海雪原》文学批评现实性传奇性真实论文摘要:“革命英雄传奇”《林海雪原》初版于1957年，1958年和1961年经受了两次大规模的评介。
第一次以专业批评家为主体，第二次则出现了大量群众评论。
两次批评活动都以“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为评价标准，强调作品的思想性、现实性、真实性与群众教育功能。
这些评介并非纯粹的文学批评，在理论探索上鲜有贡献。
要了解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和文艺思想，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是阅读那个时代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尤其是当这种评论较为集中，形成某个热点时。
初版于1957年9月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被当时的批评家看作“建国以来优秀作品之一”，在当时广大“工农兵群众”中影响非常大，不到一年即发行55万册。
由此也引发了批评家们诸多评论，这些初期的批评主要集中在1958年秋季以前。
检视这些主要是针对作品本身的评论，不难从中透视出一个特定时代(1949-1966，后来在当代文学史上被称为。
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批评眼光和批评风尚。
《林海雪原》写的是解放战争初期，东北解放军一支36人的“小分队”在深山密林所进行的剿匪斗争。
它能够在“深人”“普及”到读者群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功，这其中的原因是批评者最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许多评论者都注意到这部作品具有鲜明的“独创性”，有人将它与《烈火金刚》等一同看作“一种特殊类型的小说”，并名之为“革命英雄传奇”，认为这种小说“比普通的英雄传奇故事要有更多的现实性……它又比一般的反映革命斗争的小说更富于传奇性。
许多人的评论正是在这“现实性”与“传奇性”两方面及其关系上做文章，有的由“传奇性”又进一步得出作品的“民族风格”“民族特色”来。
说《林海雪原》“富有传奇色彩的特色”，甚而把这视为小说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这样的表述在当时的评论文章中极为常见。
而对所谓传奇性的理解，各人也都大同小异，并无争议，主要是指这样一些方面:故事情节的奇特与巧合;人物的大智大勇等经过“神化”的性格特征;以及自然环境的极度险恶与壮丽。
十七年文学解读和评价
十七年文学解读和评价过去的十七年，文学界经历了许多挑战和变革。
在这个时期，众多作家通过他们的笔端，揭示了社会的真相，反映了人民的命运，表达了内心深处的情感。
本文将对这十七年来的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和评价。
第一部分：现实主义之兴起在过去的十七年里，现实主义文学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它以真实的社会环境为背景，以生动的人物形象为基础，深入剖析了社会问题和人性困境。
作家们通过描写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社会底层人士以及被边缘化的群体，展示了现实生活的百态，并通过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揭露出其中蕴含的深层次矛盾和冲突。
第二部分：个体与自我除了对社会的反思，文学作品也开始更加关注个体与自我。
在这个时期，许多作家将镜头对准了个人的内心世界，深入探讨了人们的情感、思想和人生哲学。
通过对人物内心独白的描写和对情感细腻的刻画，这些作家成功地展现了人们的矛盾心理和生命困境，让读者们更加深入地思考自己的生活和人生意义。
第三部分：文学与历史在过去的十七年里，文学作品与历史联系紧密。
一方面，作家们通过对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的再现，重新审视历史，挖掘了历史中的种种故事和思考；另一方面，作家们用文学作品记录下了当代社会的变迁和巨大发展。
这些作品有力地唤起了人们对历史和社会的思考，增加了对历史记忆的认识和珍惜。
第四部分：文学与未来在文学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文学使命。
在未来的岁月里，文学将继续担当着发声的使命。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变迁，文学将如何发展和变革，令人信服，因为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无论在何时何地，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精神寄托，都能引领着人们的思想和情感。
结语通过对十七年来文学作品的解读和评价，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独具特色的作品，它们以不同的视角探讨了社会问题、个体人生和历史沿革。
在未来，我们期待着更多充满创造力和独特视角的文学作品的出现，以丰富我们的生活，启迪我们的思考。
文学将继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承载着人们的情感、思想和希望，为读者带来美和启示。
试论“十七年”文学思潮的经验与教训
以小 说 为 例 ， 创业 史 》 的 梁生 宝 、 红旗 谱 》 的朱 老 忠 、百 《 中 《 中 《
炼 成 钢 》 中 的秦 德 贵 等 人 从 一 开 始 就 具 有 坚 定 的革 命 意 志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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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种错 误 倾 向尤 其 是极 左 思 潮 的 影 响 ，十 七年 ”文 学经 历 了各 种 各 样 的 曲 折 ；但 同 时也 产 生 了一 批 优 秀 的文 学作 “
品， 开创 了 自己历 史发 展 的新 篇 章 。 建 国后 的 十 七 年是 经 验 与教 训 并存 的历 史 ， 文 学作 品 生动 地 反 映 了该 时期 的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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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 十七年 ＂ 文学思潮的经验 与刻 Ｉ Ｉ
刘 晓 溪
（ 州 师 范学 院 中文 系 ， 建 漳 州 ３ ３ ０ ） 漳 福 ２ ０ ０ 摘 要 ： 国后 “ 七 年 ” 学延 续 延 安 文 艺和 解放 区文 艺 的 方针 和 政 策 ， 中 国 当代 文 学 史 重要 的一 部 分 。 受 建 十 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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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中 塑造 具 有 理 想 色 彩 的 “ 英 雄 人 物 ” 为 文 学 价 值 得 以体 新 成
此 外 ，红 岩 》 《 卫 延 安 》 作 品从 严 格 意 义 上 来 讲 ， 非 由 《 、保 等 并 作 者 独 自创 作 完 成 ， 是 吸 取 和 接 受 多 方 意 见 的 产物 ， “ 而 是 我 们 的 时代 ， 们 的 人 民 ， 们 的社 会 制 度 本 身造 就 出来 的 ” 我 我 。④ 这 种 文学 生产 方 式 ， 效 地 保证 了 党对 文艺 创 作 的 直接 领 导 ， 有 保 障 了所 生成 文本 的高 度 意 识 形 态 特 性 。
十七年文学评价问题
十七年文学评价问题一只苹果，如果大部分烂了，说这是一只烂苹果，应该没有什么不妥吧？当然，你如果说，这只苹果还有一部分没有烂、可以吃，也自有道理。
但是你如果进而说，这只苹果有一部分没有烂，因而不能说是一只烂苹果，应当认为是一只好苹果，那就走向荒谬了。
一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几年，有所谓“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兴起。
当时，有一个叫李剑的人写了《歌德与“缺德”》这样的文章，对揭露伤痕、反思历史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但李剑的文章立即激起批评界和广大读者的满腔义愤，批评界对之进行了集体声讨。
当时的批评家们，对《班主任》、《伤痕》、《枫》、《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记忆》、《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李顺大造屋》、《芙蓉镇》这一系列作品，是给予了热情的肯定的。
当时肯定这些作品的批评家，许多人已离我们而去。
但其中较年轻的一些人，至今还健在，还在发表着对文学的看法。
八十年代中后期，有所谓“先锋文学”的兴起。
徐星、刘索拉、马原、莫言、余华、苏童、格非等一批被称为“先锋作家”的人，一时间成为议论的焦点。
“先锋文学”也造就了一批不遗余力地为之辩护的“先锋批评家”。
如果我的记忆不错，陈晓明就是由“先锋文学”所造就的批评家。
在“先锋文学”遭遇不少人的反感、质疑时，陈晓明一篇接一篇地发表着长文，从不同角度阐释“先锋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先锋文学”之后，有所谓“晚生代”登场。
“先锋批评家”中的一些人，又顺理成章地成为“晚生代”的颂扬者和阐释者。
批评界肯定“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理由，是这些作品具有着难能可贵的品质。
对个人命运的关注，以及作家主体性的显现，是这些作品所具有的可贵品质之一种。
而接通了、承续了“五四”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则是这些作品所具有的另一种可贵品质。
这二者其实是密不可分的，或者说干脆就是一回事。
对这些作品的这种看法，后来成为“定论”，进入了文学史著作。
例如，洪子诚所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论及“伤痕文学”时，就说:“这些艺术上显得粗糙的作品，提示了文学‘解冻’的一些重要特征:对个人的命运、情感创伤的关注，和作家对于‘主体意识’的寻找的自觉。
论_十七年文学_的矛盾性特征_兼谈整体研究的几点思考_吴秀明
“十七年文学”是当下文学研究无法绕开的一个话题。
就其整体历史和性格而言，它的重要特征在于自我本体的矛盾性：它既是高度一体化的，又是充满异质性的，是一体与异质之间的复杂缠结；完整的“十七年文学”，就是由这一体化与矛盾性两部分组成。
本文通过具体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分析，探讨它的矛盾性表现的三个层面及其存在的两个原因。
在此基础上，再就如何进行“十七年文学”整体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吴秀明论“十七年文学”的矛盾性特征———兼谈整体研究的几点思考近些年来，随着认知的深化，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研究在经历了上世纪８０、９０年代的落寞之后又呈现出了明显的升温态势，并相继推出了一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
如董之林的《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程光炜的《文学想象与文学国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唐小兵的《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２０世纪》、丁帆等的《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李扬的《抗争宿命之路》、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４０—５０年代作家研究》、蓝爱国的《解构十七年》等；还有一些新编的教材，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等。
但这毕竟是初步的，它与此前的现代文学研究和此后的新时期文学研究相比，都有相当的距离。
在“十七年文学”“是什么”、“怎么样”等基本问题上，存在着显见的歧义。
也有的文学史著作和作品选（特别是现当代文学“打通”的文学史著作和作品选），出于各种考虑，索性压缩乃至抽去这一时段的文学，使之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变成一种“空白”或“准空白”。
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滞后，同时也对“十七年文学”的总体评价提出了新的挑战。
显然，在整体文学、文化研究不断走向理性与成熟的情况下，任何仅从一个角度做出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合适的。
事实上，“十七年文学”无论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短时段”文学，还是就其与“长时段”２０世纪文学之间的关系来看，都蕴含着非常丰富复杂的内涵。
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反思以赵树理小说为例
如果单纯地将这一现象视为作品的弱点，无异于建议作者去走那种主流的“标 准化”创作风格。
通过深入研究和解析可以发现，十七年文学批评在弘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也 存在着视界不够开阔、思想深度不够等问题。但这并不影响它在中国当代文学 发展历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它为当时的中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学创作模式 和审美标准，为推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然而，赵树理笔下的妇女解放并非一帆风顺。事实上，这种解放面临着重重困 境。在《李有才板话》中，喜梅嫂子的命运就是典型的例证。她受到婆婆的压 制，无法自主决定自己的生活，而当她有机会争取自己的权利时，却受到了社 会的冷遇和压力。这一现象揭示了妇女解放的内在矛盾和限制。
赵树理以他独特的笔触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妇女的困境，同时也展示了劳动 在推动妇女解放中的重要作用。劳动不仅改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 也为她们提供了自我实现的可能。然而，这种改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 社会、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努力和推动。
总的来说，汪曾祺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他在十七年文学时期内，以自己独 特的风格和主题赢得了人们的喜爱。他的作品充满了美的力量，让人们在阅读 的过程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同时，他也尊重传统文化，注重细节描写，让人 们在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平淡而真 实的写作风格，也引发了无数读者的共鸣。
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反思以 赵树理小说为例
标题："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 反思：以赵树理小说为例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对“十七年”文学的探讨一直具有重要意义。这一 时期，文学被高度政治化和一体化，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然而，这种 总体性的特征并不能完全涵盖“十七年”文学的多样性。本次演示将以赵树理 的小说为例，对“十七年”文学的多层次性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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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十七年文学思潮中的怪现象
作者：黄小玲
来源：《科学与财富》2018年第01期
摘要：十七年文学思潮是指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思潮。
即1949年到1966年的文学思潮。
对文学来说，这本应该是一个包容开放繁荣发展的多元化的时代。
但实际上，在建国新时代下它却是在艰难的前行。
这是文学发展的一个怪现象，但此时说的“怪”在当时却是“怪”的那么的正常，那么的理所应当。
本文将对十七年文学思潮中的怪现象及原因进行分析。
关键词：文学思潮；怪现象；原因
一、对十七年文学思潮怪现象的分析
一位学者曾说“照理说，经过五四新文化洗礼的一代知识分子，通过30年的磨练，应该更加成熟，更有驾驭文学向更高境界奋进的能力。
但是，谁曾想到，自由翱翔于心宇的凤凰折断了想象的翅膀；带刺的野玫瑰枯萎了挺拔的绿叶；冲破家的藩篱，却又走进非文学的国度；…夜莺‟亦只会吟唱“白天的歌曲”……缘何五四的宗师和宿将们在风和日丽的朗朗晴空下难以唱出无愧时代和历史的动人诗篇？甚至那圆润的歌喉居然几近失声了呢？为何诗人们只能鹦鹉学舌了呢？”由此，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在建国以来的十七年里，文学家们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窘迫和困境，这是令他们窒息的噩梦。
在这十七年里，统治者管理着国家，也操控着文艺界。
统治者在三次文代会中一次又一次限定着文学发展的方向和任务。
政治的魔爪一点一点捏紧文学瘦弱的躯干，却不让其发出一点点呻吟声。
统治者亲自来为文艺界限定着一个个条条框框，这本就是一个怪想象。
可是当时却未及时遏制住这样的行为并让其变本加厉，这难道不更是怪中之怪吗？在三次大的文艺思想批判运动和“左倾”思潮的升级运动中，有多少不平的声音？在一次次不公的批判中，有多少枉死的冤魂？整风反右运动、大跃进和新民歌运动的兴起，这不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和在统治者的影响下展开的吗？十七年文学思潮其实并非是真正的文学，也并非是真正的思潮。
在某个程度来说，不过是被时代和政治把玩的玩物，阶级斗争的工具，它失去自己本该有的独立性和存在价值。
虽然政治和时代总是影响着文学的发展，但将文学像扯线木偶一样操纵的情况是十分不正常的现象，更可以说是一个十分怪的现象。
所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过是为清算文学界中的“异端”而为文学家们灌下的一杯甜蜜毒酒。
诱你说出真正的想法，诱你展现真正的自我。
你以为自己被风和日丽的朗朗晴空所爱护，熟不知埋葬你的坟墓早已为你挖好。
埋葬了你的痴想，埋葬了文人的希望，也埋葬了文学家的思想。
没有自由的思潮算什么思潮？没有成果的成果算什么丰收？所谓的思潮不过是时而涌起时而幻灭的热潮，是摹仿的热潮，是口号的热潮，是个体被掩埋的热潮，是一个个让人不敢思考、不愿思考、不能思考的热潮。
对于文艺界最大的灾难并不是批判了谁惩罚了谁，而是剥夺了我们平等说话的权利，剥夺了我们独立思考的权利。
二、对这些现象背后原因的探讨
通过阅读这位学者的话，我们可以明显知道这些五四宗师和宿将们是以自由翱翔于心宇的郭沫若、带刺的野玫瑰茅盾、冲破家巴金、夜莺何其芳为代表的从五四时期步入建国十七年文学思潮的文学们。
我在疑惑，他们是在怎样的风和日丽的朗朗晴朗下？他们为什么难以唱出无愧时代和历史的动人诗篇？他们是主动地唱不出还是被动地唱不出？无愧时代和历史的动人诗篇是怎样的诗篇？他们最后又唱出了什么？圆润的歌喉为什么失声了？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是完全失声了吗？还是只是有一个失声的苗头？为什么诗人们要向鹦鹉学舌？为什么诗人们要只能向鹦鹉学舌？这是主动的还是被动？那只鹦鹉是谁？学的舌又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五四宗师和宿将们的态度和行为又是怎样？我想以下四个原因可以解答上述的疑问。
一是时代的特殊环境和政治的把控。
一个时代特有的文学现象必定有使其生长发酵的沃土，那沃土便是时代的特殊环境。
每一个时代有其特有的时代特征。
1949年是我国推翻三座大山翻身做主人的一年。
长期跪地的中国人终于有机会抬头挺胸做人了。
可是长期被奴役的人们依旧摆脱不了对能者的崇拜。
他们自愿的弯下了刚有机会直起来的腰板。
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毛泽东便是他们心中的能者，对他的崇拜是疯狂的，是绝对的服从。
并且当时在中国受教育的知识分子是少部分，较大的组成部分还是最广大的农民们，他们拥有着无限的热情，却缺少着理性的判断力。
加上新生政权需要巩固。
文艺界的思想宣传便是一个绝好的控制人的工具。
故三次文代会的召开就是规范文艺界为统治所用的前奏，接下来三次大的文艺思想的批判运动也只是肃清思想异端，控制人们思想从而巩固新生政权的手段。
看似民主自由的双百方针，在客观上也只是为清理文艺界异端而埋下的伏笔。
不可否认，“双百方针”在那个特殊时期是有活跃文艺界的客观功效。
但是它让文艺界真正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吗？那么在它影响下结下了怎样的硕果？在“双百方针”下活跃的文人们，他们的结局又是如何？我看，左倾思潮的升级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便是政治过度控制文艺界最有力的证据。
二是文人的选择。
在政治高压下，不同的文人有着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带来了不同的命运。
在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思潮里的文人们，要么放弃艺术的原则，迎合政治和时代的主流。
要么在所谓的朗朗晴空下小心翼翼地抒发着自己的思绪，但最终自我消化的真话远比说出的真话要多得多。
但也有在“朗朗晴空下”敢于说真话的文人们，虽然他们被击倒，但是这也不能完全抹去他们曾抗争过的痕迹。
如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既是被“定罪”的证据，但那更是其反抗不屈的最后话语。
当然也有人为一己之利出卖他人，企图换来所谓的安稳繁荣？在不安与威胁面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每一个人的选择是不同。
有人主动迎合，有人在黑暗中隐忍，有人勇敢抗争，有人出卖他人企图换一时安稳......我们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评价那个时代文人们的不同选择，选择本就是人的最基本权利。
每一个选择没有对与错，只有相应的结果。
就像历史的真相并不是简单的是非对错，更多的是千丝万缕复杂不已的事实。
三是个人与集体。
我们既是自然人，更是社会中的一员。
在那个时代的文人们在集体中更不能独自脱离出来。
他们只能在时代的潮流里，要么奋力反抗，要么随波逐流，要么不做声将
一切隐忍于心……在集体的大锅里，个人的声音会被忽视，每个人的棱角会主动或被动的磨平。
集体将个体打磨到完全符合集体审美的时候，那么个体才算是集体中的好同志。
热潮一波又一波，全国明眼的人也不算少数，只是个人的力量抵不过“好同志们”的攻击罢了。
无法改变的趋势，任一些人努力地用真声劝说，也改变不了什么。
这不过是汹涌澎湃大海里的一朵浪花，一个巨浪打来便早已化为乌有。
那时集体的力量是十分可怕的，它会把独立的个体吞噬，吐出的是一个符合集体要求的统一规格的好同志。
四是在狂热的时代里真相已经被忽略。
在一个一个热潮中，人们只顾走在热潮前头，人民只顾奔走于各个命令之下。
在那个疯狂的时代，众人已经接受了疯狂的设定，探寻真相的声音越来越少，越来越弱。
即使有人探寻真相是如何的，但也不代表所有的人都在探寻真相。
事后会有反思，但事后的反思是追问真相？或是轻描淡写避重就轻？或是为其美化重塑一下面容？还是试图掩盖？这一切的意义在那时在此时都已经显得很是苍白了。
三、思考
对于个人、集体甚至国家，最可怕的不是其身躯遭遇毁灭的厄运，而是其主动放弃独立的思考或是在被动中渐渐不敢思考、不想思考、不能思考。
可怕的是我们缺少了对真相的探寻，缺少了面对真实过往的勇气。
不思则不进，掩盖真相的面纱终有一天被掀开，但那暴露于灼灼烈日下的过去是否还是那个最真的过去？
参考文献：
[1]陈墨.扭曲、变态的三十年文学——从《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谈起[J].学术界.1988（6）：74-78
[2]钱理群.天地玄黄[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