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及其效应(1)

唐宋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及其效应(1)

一

秦商鞅变法首次承认了土地的私有产权，但在中唐以前，这种私有产权受多种限制，国家干预较强。在中古田制下，土地主要是一种等级的体现，是政治要素，没有取得纯粹经济意义，这一点我们从均田制中可明显看出。均田制源起于鲜卑人的“计口授田”。从表面来看，“计口授田”无疑具有平均思想，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口”就是“人”，而人是具有等级性和阶级性的。所以，均田制下的土地授受，从本质上来说应是一种按等级授田，反映了在当时土地资源的配置过程中，政治力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以往我们多将均田制的瓦解归于土地兼并，这种认识还可进一步推敲，因为土地兼并远在均田制实施以前业已存在。从本质上说，均田制的实质是按等级授田，而等级制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背道而驰的，正是这点决定了均田制崩溃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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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造就了有利于私有产权成长的社会环境。整个社会，特别是过去处于自然经济之中的农村地区更深程度卷入市场。唐代以前，“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①，广大农村地区还处于较为封闭的自然经济之中。到了唐代，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市场关系迅速向农村扩

展。于是我们看到，自中唐以来，草市镇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兴起。到了宋代，这种草市镇已很普遍，“今夫十家之聚，必有米盐之市”②。当时，大多数草市镇是周围农产调剂余缺的场所，因此有一些学者将其仍视为自然经济的范畴。但是，从市场发展的角度来看，草市镇的发展是市场去相就农村生产发展的结果。这种相就，进一步增强了生产与市场的联系，是商品经济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重要发展的标志。广大农产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这增加了小农的商品意识，使生产朝交换价值方向发展，其重要表现就是社会上形成一股强大的追金逐利之风。对此，唐宋人每每感叹士风日下。商品经济的观念，某种意义上就是产权观念，就是效益观念。这是唐宋社会私有产权展开和深化的宏观历史背景。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农业生产开始突破传统的自给自足生产模式，步入商品性生产阶段，其突出表现就是经济作物不断排挤粮食生产。反映在户籍制度上，则是大量出现了诸如茶户、桑户、药户、漆户、蚕户等新的户籍称谓。这种情况在全国都存在，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江南地区，其发展更为引人注目。以茶叶的种植来说，据史书记载，早在唐代，“伏以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茶为业”③。到了宋代，茶叶种植更为普遍。在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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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会要》卷86《市》。

②《至顺镇江志》卷10。

③《册府元龟》卷404《邦计部·山泽》。

“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殖五谷，唯宜种茶，……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①。鄂州崇阳县，“民不务耕织，唯以植茶为业”②。粮食生产生产周期较短而种植经济作物一般要经过数年才有收益，生产周期相对较长。这样，农业生产周期的延长就必然要求延长对土地的占有。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是一种面向市场的商品性生产。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从一开始就是为市场而种植。竞争是市场永恒不变的法则。要竞争，就必须在土地上进行投入，包括资金投入、劳力投入、管理投入等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有对土地的长期占有，必须要有稳定的土地私有权。后周太祖之时，“帝在民间，素知营田之弊，至是以天下系官庄田仅万计，悉以分赐见佃户充永业，是岁出户三万余。百姓既得为己业，比户欣然，于是葺屋植树，敢致功力”③。这则史料说明，明确而又稳定的土地产权是对土地进行投入，发展生产的重要前提条件。因此，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土地占有和所有关系向长期化、稳定化的方向发展。

对土地私有产权制度变革产生最直接影响的是土地买卖。在唐代以前的均田制下，虽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曾允许永业田的买卖，但总的说来，国家对土地买卖是严格限制的。

直到唐玄宗开元年间，政府仍然重申土地买卖的禁令。开元二十三年的诏令说：“天下百姓口分永业田，频有处分，不许买卖典贴。如闻尚未能断，贫人失业，豪富兼并。宜更申明处分，切令禁止。若有违犯，科违敕罪。”④这则诏令，一方面说明土地买卖已较为普遍，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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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食货志》。

②沈括：《梦溪笔谈》卷2。

③《旧五代史》卷112《周太祖纪》。

④《册府元龟》卷495《邦计部·田制》。

面表明国家还想恢复那种土地不能买卖的旧制。但是，面对日益严重的土地买卖，一纸诏令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天宝十一年的一道诏令证明了这点。该诏令说：“如闻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爰及口分永业，违法卖买，或改籍书，或云典贴，致令百姓，无处安置。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①时人杜佑也指出：“虽有此制，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②到了德宗建中元年，因土地买卖的盛行，“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③，唐王朝推出两税法。两税法颁行后，国家土地政策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原来的抑兼并转而“兼

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姑定额取税而已”④。这里，“兼并者不复追正”就是宋代“不抑兼并”政策的历史源头。从所引的这些史料来看，土地买卖的过程，是对原有束缚土地产权的陈规旧制不断冲击的过程。土地私有产权制度的变革正是在土地频繁买卖的过程中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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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唐文》卷33《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

②《通典》卷2《田制下》。

③《文献通考》卷3《田赋三》。

④同注③。

二

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首先是土地私有制得到重要发展，确立起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这突出地表现在整个社会已公开承认了土地所有者身份的合法性。明清之际，顾炎武总结道：“汉武帝时，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唐德宗时，陆贽言：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望令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仲舒所言则今之分租，贽所言则今之包租也，然犹谓之豪民，谓之兼并之徒，宋已下，则公然号为田主矣。”

①而翻检宋代史籍，“田主”一词频见于各种文献，表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