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困惑与乡村悲情_张鸣教授_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_读后

然对这些人有仰视之感， 而上头的政权在处理所 有涉及乡村的政务时， 也首先要顾及他们的意 思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国 家 政 权 对 乡 村 政 治 完 全 不 发 生 影 响 作 用 ， 不 过 “乡 绅 与 国 家 政 权 之 间 的 关 系 ， 在一般情况下基本上能达到某种平衡， 国家默许 乡绅对乡村某种形式上的实际控制， 而乡绅也尽 可能地维护国家的权威， 保障国家权力的行使”。 他还进而指出： “传统乡绅在乡村的作用， 一般是 通过软性和间接的渠道实现的， 他们的权力属于 文化权威， 来源于农村共同认可的文化氛围和资 源， 他们既不是村民的代理人， 更不是经纪， 甚至 不 能 说 是 村 民 的 管 理 者 。拥 有 正 统 的 、道 德 性 的 文 化知识， 和保持一定的道德权威， 无疑是他们实现 对 乡 村 权 力 控 制 的 必 要 前 提 。”既 然 传 统 乡 村 社 会 主要是靠着乡绅阶层的文化权威和人格感召维系 的， 而且一般农民也对这种政治基础表示认同， 因 而乡村社会通常呈现出一派田园牧歌般的安详与 宁静， 犹如沈从文笔下的边城， 一切都是温情脉脉 的， 没有残酷的阶级对立， 也没有你死我活的斗 争。
政成本的增加最终又被政府以各种方式转嫁到本 程被一部分人或者某些类群所操控， 所产生的利
已凋敝不堪的乡村头上。于是两个十分严重的消 益被一部分人或者某些类群所独占， 其失败的结
极后果不期而至： 第一是乡村精英阶层的劣绅化， 局将不言自明。
第二是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破产。
历史的事实正是如此。张鸣先生在书中告诉
教、公益、自卫以及娱乐的功能大面积萎缩。”至 验来看， 国家权力的扩张与渗透是一把双刃剑， 如
此， “清末以来的政权下移， 终于走到了它不应该 果运用得好， 它可以有效地整合各种社会资源， 促
去的地方， 脱离了原来的现代化目的， 走到了其反 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 如果运用得不好， 它可能
面 ”。
导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专制， 破坏社会经济
中。长期的军阀混战导致了中央政府权力的式 手段地加以开采， 直到乡村的最后一滴财源被榨
微， 国家政权实际上完全控制在军人手中。那些 光 为 止 。 晚 清 政 府 、北 洋 政 府 、南 京 政 府 、汪 伪 政
军人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 对乡村采取 权、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莫不如此。我们
和， 从而极大地损害了农村原有文化氛围， 使乡 内南北两地的社会经济形成巨大反差。民进党正
村权力从文化性质转向武化。不仅摧毁了原有的 是利用了南部农民对国民党的反感， 使南部地区
道德氛围， 而且损害了乡村的文化网络。在这个 成为了自己的票仓， 最终迫使国民党继丢掉大陆
打着现代化招牌的军事化进程中， 原有的民间社 之后， 又丢掉了台湾〔１〕。
韩信具有大智慧， 且身当乱世， 却一直未能自
己脱颖而出， 常怨别人不识己， 其最擅长的策略是 逃避— ——跑。在项羽手下， 官居郎中， 虽心中不服， 但终不能毛遂自荐， 最后只能走背楚奔汉这条路。 至汉后， 又畏缩不前， 不敢像陈平那样面谏刘邦， 虽得腾公、萧何推荐， 仍不敢出头， 又是一跑了之。 倘若此次萧何不追， 韩信的盖世才华是否得到用 武之地， 实不敢断言。韩信后来终于得到刘邦的重 用， 但韩信的性格中的这种缺陷， 使他有一种与生 俱来的不自信， 办事患得患失， 以致举措失当。当 其踞齐、赵之地， 拥百万之师， 若依蒯通所言， 立而 为王， 与项、刘三分鼎立， 天下又将如何？ 刘邦又能 奈其何？ 他自己也有这个想法， 但他不敢做， 就派 一个使者去试探刘邦， 要求封个假王。后来与陈豨 相约反汉， 本是信誓旦旦， 但等到陈豨起兵了， 他 却又按兵不动， 坐视陈豨失败， 使其身遭杀戮。项 羽失败后， 其手下大将钟离昧因是韩信早年的好 友而投奔他。韩信本可拒绝， 却收留了他， 既然如 此， 就应该有所担当， 但又担心刘邦的猜忌而杀掉 钟离昧。可以说， 韩信的这种性格弱点被刘邦看得 一清二楚， 刘邦在张良的暗示下封韩信为齐王后， 不久， 就直入其军营， 夺其帅印， 向其施威， 韩信果 然就“懔懔然”， 不敢有所异动。汉建立后， 刘邦最 不放心又最怕的异姓王就是这个将兵多多益善、 善于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韩信， 但刘邦 处理他比处理其他异姓王容易得多， 不费一兵一 枪， 根据他的个性弱点， 用陈平的计谋抓住他， 削
书 屋 品 茗
现代困惑与乡村悲情
——张鸣教授《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读后
⊙ 卢元伟 董国强
国家政权向乡村的渗透是二十世纪中国一个 十分重要的历史现象， 其缘起是 １９０３ 年的清末新 政， 到 １９５０ 年代的集体化运动之后告一段落。在 这个过程中， 国家逐渐成长为一个巨大的利维坦，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之进行制约， 乡村和农民被 紧紧地捆绑在国家前进的战车上。
张鸣教授的 《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 迁 》（１９０３—１９５３）一 书 ， 则 以 一 种 实 证 主 义 的 方 式 对上述理论观点提出了批评和质疑。
张鸣先生首先通过对一部清末 “村图”的解 说 ， 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传统乡村的社会图景。他认 为， 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基本上处于乡绅主导下的 自治状态， “乡绅无疑是乡村政治的中心， 农民自
应该指出， 张鸣先生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 发展的自然生态， 扼杀社会自身的发展活力。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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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看 法 值 得 那 些 热 衷 宣 扬 “国 家 主 义 ”和 “新 专 制 主
屋
义 ”的 人 三 思 。
注释：
品
〔１〕王建民、刘红、曾润梅： 《国民党下台内幕》， 新华
茗
（ 张 鸣 ： 《乡 村 社 会 权 力 和 文 化 结 构 的 变 迁 》 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第 ８２～８３ 页。
对于这个历史现象的成因及其合理性， 邹谠 先生在 《中国革命再阐释》一书中给出过一种理 论解释， 他认为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内忧外患， 使 中国处于一种全面的危机之中： 旧的制度已被打 碎， 新的体制尚待建立， 整个国家处于一种分崩 离析、支离破碎的状态， 因而不得不任人宰割。 中国人由此意识到， 要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 就 必须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 以国家权力整合全 社会的力量， 达成富国强兵的目的。邹谠先生将 这 样 一 种 政 治 观 念 定 义 为 “全 能 主 义 政 治 ”。 而 国 家 权 力 向 乡 村 的 渗 透 ， 自 然 是 “全 能 主 义 政 治 ” 的 应 有 之 义 。 此 外 温 铁 军 先 生 在 《解 构 现 代 化 》 一书中， 通过另一种途径阐释了大致相同的命 题。他认为作为一个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工 业基础非常薄弱的国家， 尤其是在全球范围的殖 民主义经济体系业已建立之后， 中国要完成现代 化所必需的原始积累， 似乎只能把手伸向乡村和 农民。
此后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 都无 我们， 在近代中国这个历史舞台上角逐的各派势
一例外地延续了清末新政开启的国家政权下移之 力， 为了自身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都将手伸向了乡
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在国家权力向乡村不断 村， 通过从乡村掠夺的资源， 来维持和扩大自己的
渗 透 的 同 时 ， 国 家 权 力 本 身 也 处 于 不 断 异 化 之 势力范围。他们都把乡村当成了自己的金矿， 不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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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或者说村社精英的权力第一次不仅被公开化而 描述显然存在着过分理想化的倾向。他从批判现
且 制 度 化 ， 而 且 是 被 朝 廷 以 法 典 的 形 式 制 度 化 实的初衷出发， 难免对“前现代文明”持有一种“同
书
了 ”。
情之理解”， 所以很自然地吟唱出一曲传统乡村的
屋
品
张鸣先生认为， 这种国家主导下的地方自治 末世挽歌。然而张鸣先生对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向
然而自清末新政以来， 国家开始了一场以现 代化为导向的制度变革。这项制度变革最明显的 标志之一就是地方自治的内涵变化。根据清政府 １９０９ 年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 《城 镇 乡 地 方 自 治 选 举 章 程 》， “乡 镇 的 自 治 机 关 所 管 的 事 情几乎无所不包， 大大地突破了太平天国之后办 理公益的范围， 从兴学办学的学务到公共卫生， 从 道路水利到农工商务， 从整顿集市到筹集款项， 即 使衙门专管的诉讼官司， 往往也会插上一脚”， 于 是地方 “自治机关变成了这样一种东西， 凡是从 前官府管的它都管， 从前官府不管的它也管， 乡
所谓的 ‘富国强兵’的目标。这种趋势虽然没有 政治”作为一种应付危机的权宜之计， 未尝不是一
将民间组织完全驱逐出局， 但毕竟将农村的自组 个合理的选择， 但是一旦危机解除， 就应该立刻放
织 系 统 摧 残 得 七 零 八 落 ， 农 村 原 有 的 互 助 、 宗 弃“全能主义政治”。从那些后发国家的现代化经
茗
改革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乡村社会的面貌。一方面 乡村渗透过程的细致描述和深刻反思， 无疑向人
随着半官方化自治机构权限的不断增加， 少数村 们揭示了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症结所在。这里亟待
社精英的权势空前的膨胀， 他们常常与政府官员 澄清的两个问题是： 第一， 中国问题的关键不在于
相勾结， 以暴力方式来推行地方政务， 使得原来以 要不要实现现代化， 而在于以何种方式去实现现
了更加赤裸裸的、竭泽而渔式的掠夺， 彻底撕掉 不能说他们的政策完全没有积极的诉求和积极的
了原来蒙在乡村政治身上的那层道德面纱。张鸣 影响， 但是从晚清至民国，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始终
先 生 将 这 种 嬗 变 形 象 地 称 作 “军 刀 下 的 政 权 下 举步维艰则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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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这 种 权 力 下 移 进 一 步 加 速 了 农 民 的 贫 困 和 农
“袴 下 之 辱 ”典 出 《史 记·淮 阴 侯 列 传 》， 原 文 为： “淮中屠中少年有侮信者， 曰： ‘若虽长大， 好带 刀剑， 中情怯耳。’众辱之曰： ‘信能死， 刺我； 不能 死， 出我袴下。’于是信孰视之， 俛出袴下， 蒲伏。一 市人皆笑信， 以为怯。”
作为一代名将的韩信， 早年是一个衣食不能 自给的无能之辈， “贫无行， 不得推择为吏， 又不能 治生商贾， 常从人寄食饮， 人多厌之者”。传记中写 了他仰食于人的两件困窘之事： 一是寄食于南昌 亭长家中， 而终被亭长之妻挤兑出门； 一是乞食于 漂母， 而受漂母怒斥： “大丈夫不能自食， 吾哀王孙 而进食， 岂望报乎！ ”这样一个衣食无着的人， 却长 得身材高大， 仪表堂堂， 还喜欢腰悬佩剑悠来晃 去， 难怪乎会惹得屠中少年戏弄于他。有道是： “士 可杀， 不可辱。”若为堂堂大丈夫， 韩信完全可以嗤 之以鼻， 或晓以颜色。但是， 请看韩信的表现： 盯着 那恶少年好长时间， 乖乖地俯身从袴下钻过， 最后 还趴在地上不敢动弹， 一副典型的懦夫姿态， 难怪 屠 中 少 年 对 他 的 评 价 是 “中 情 怯 耳 ”， 本 质 上 是 个 懦弱的人。韩信“中情怯”的性格特征， 在他后来的 人生历程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文化道德认同和人际关系和谐为纽带的传统政治 代化。第二， 中国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强化国
基础不复存在， 同时造成乡村内部政治关系的严 家权力， 而在于如何防止国家权力的异化。这两个
重失衡； 另一方面大量半官方化自治机构的存在， 方面归结到一起， 就是如何解决国家权力扩张和
导致全社会行政管理成本的急剧增加， 而这种行 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利益共享问题。如果这个过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 国民党政权逃到台湾以
村的破产 ， 进一步败坏了原本纯朴的乡间民风， 却 后 ， 曾 经 在 １９５０—１９７０ 年 代 实 施 过 一 个 “经 济 复
未见得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有何裨益。张鸣对此的 兴计划”， 通过牺牲台湾南部的农业经济来推进北
解 释 是 ： “基 层 政 权 和 枪 杆 子 有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亲 部的工业化， 结果伴随着短暂的经济腾飞， 台湾岛
（１９０３—１９５３）， 广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袴下之辱”何以成为大丈夫行为
——读《史记·淮阴侯列传》
⊙ 雷建军
韩 信 甘 受 “袴 下 之 辱 ”是 人 们 津 津 乐 道 的 一 个 历史典故， 它往往被宣染成忍辱负重、能屈能伸的 大丈夫行为。今又细读《史记》， 对韩信的“袴下之 辱 ”却 有 了 另 一 番 解 读 。
会空间受到了国家政权的全力挤压和侵蚀， 通过
邹 谠 先 生 发 明 了 “全 能 主 义 政 治 ”这 一 理 论 概
这种挤压和侵蚀， 实现国家政权的扩张， 最大限 念， 同时他对这种政治观念的局限性有着十分清
度地将农村的资源集中到国家政权手中， 以实现 醒的认识， 所以他在论著中一再强调： “全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