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Susan Bassnett

翻译研究－获得和失去

获得和失去

(LOSS AND GAIN)

一旦确立了两个语言中不可能完全一致的原则，那么在翻译的过程中处理获得和失去问题是合乎情理的。翻译的低等地位表明了大量的时间都被花费在讨论从原语言向目标语言的传递过程中所失去的，然而，译者时常会丰富原语言作为翻译过程的直接结果，其中所获得的却被忽略了。而且，在原语言语境中没有的可以在目标语言中被语境所代替。就如Wyatt和Surrey翻译的彼特拉克(Petrarch)的情况。

Eugene Nida针对翻译的失去问题提供了大量信息，特别是译者面对原语言中的术语和概念而目标语言中却不存在的困难。他引用了圭卡语(Guaica)，在委内瑞拉(Venezuela)南部使用的一种语言为例，在这个语言里，不太容易找到英语中murder, stealing和lying等令人满意的替换项，然而，针对good, bad, ugly和beautiful的替换项却有着相当不同的词义。比如，他指出，圭卡语并不遵循good和bad这样一分为二的范畴，圭卡语采用三分法：

（1）Good包括合意的食物，杀死敌人，咀嚼适量大麻，用火烧妻子使其服从和偷窃其他团伙的东西。

（2）Bad包括腐烂的水果，有瑕疵的物品，谋杀了自己团队的成员，偷大家庭的东西和欺骗他人。

（3）Violating taboo包括乱伦，和岳母过于亲近，一个已婚女子在生第一个孩子之前吃貘还有孩子吃了啮齿类动物。

没有必要找离欧洲差别这么远的。芬兰语中有大量表示雪的不同词汇，阿拉伯语有很多表示骆驼的习性的词，英语中对于光和水，法语中面包的类型，这些词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译者是不可译的难题。圣经译者声称另外的困难，比如，三位一体的概念和在特定文化中寓言的社会涵义。另外还有词汇问题，当然还有不遵循印欧语系，没有时态体系或者时间概念的语言。Whorf关于有时态语言(English)和无时态语言(Hopi)之间的比较列举了这方面。

翻译研究－对等问题

对等问题

(PROBLEMS OF EQUIVALENCE)

习语的翻译是我们进一步考虑意义和翻译的问题，因为像双关语这样的习语是受文化约定的。意大利习语menare il can per I’aia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显示了在翻译过程中发生的这种转变。按照字面翻译，下面这个句子

Giovanni sta menando il can per I’aia.

译成

John is leading his dog around the threshing floor.

（约翰正在把他的狗领到打谷场周围。）

这个句子使人联想的形象有点让人吃惊，除非这里语境特别强调这个地点，否则这个句子看起来是晦涩和毫无实际意义的。和这个意大利习语最为一致的英语习语就是to beat about the bush, 这个短语如果不是惯用语也是十分晦涩的，因此，这个句子的正确译文是：

John is beating about the bush.

（约翰说话拐弯抹角。)

英语和意大利语都有关于支支吾吾的习语表达方式，因此，在这个语言间的互译过程中，一个习语可以替代另一个习语。这种替换既不是以短语中的语言成分为基础也不是以句中相应的或相似的形象为基础，而是以习语的功能为基础的。在目标语言文化中，目标语言短语具有与原语言短语有着相同功能，这个过程包含原语言代替目标语言。Dagut关于翻译暗喻的问题的评论是有趣的，这个评论也适用于解决习语的翻译问题：

因为在原语言中，根据定义，隐喻是一个新的表现形式，一个符号创新，很明显它在目标语言中不存在对等：没有匹配项。这里译者的双语能力——‘le sens’, 亦如Mallarm将其‘de ce qui est dans la langue et de ce qui n’en est pas’——帮助其仅从否定的角度告诉译者在隐喻中的对等除非创造，否则是不能找到的。出现的这个重要问题，严格地讲，隐喻是否能译的一样或者能否仅以某种方式来再创造。

如同Catford对直译和意译的区分，Dagut关于翻译和再创造之间的区别也没有考虑到将翻译看成符号转变。而Popovič定义了翻译的对等，将其划分为四个类型：

（1）语言学的对等，原语言和目标语言的语篇在语言学方面有着同质性(homogeneity)，比如，逐字翻译。

（2）聚合体的对等，聚合表现轴的成分的对等，比如，语法成分，Popovič把这看作比词汇对等更高范畴。

（3）文体的对等，原文和翻译为表达同一，其核心不变的功能对等。

（4）语段的对等，语篇的语段结构对等，比如，形式的对等。

因此，这个意大利习语的翻译包含文体对等，用目标语言中有相同功能的习语代替原语言习语。

翻译包含的不只是语言间词汇和语法项的替换，就像在习语和隐喻翻译中所看到的，翻译过程为了实现Popovič所提的原语言与目标语言的表达上的一致性，可能要放弃原语言语篇的语言成分。但是，一旦译者脱离了语言上的对等，那么确定对等的准确性的问题就产生了。

遗憾的是英语读者没有Albrecht Neubert关于翻译的著作，他区分了作为过程的翻译和作为结果的翻译之间的差异。他直接阐述：“在一个完整的翻译理论的这两个部分之间缺少的这个‘环节’(missing link)就是对等关系理论，它既是动态也是静态的模型。”对等问题，这个在翻译研究中常被使用，滥用的术语是尤为重要的。虽然Albrecht Neubert强调需要对等关系的理论是正确的，但是Raymond van den Broeck反对在翻译研究中过分的使用这个术语，他主张像数学中精确的对等定义是翻译研究中的严重障碍。

Eugene Nida也区分了两种对等，形式的和动态的。形式对等集中在信息本身的表面形式和内容。在这种翻译中，所关注的是诗对诗，句对句，词对词的翻译。Nida称这种翻译是“说明式翻译”，其目的是使读者尽可能的详尽理解原语言的语境。动态对等是以对等效果为基础的，也就是，信息接受者和信息本身的关系应该与最初的信息接受者与原语言信息的关系相一致。比如，J.B. Phillips 翻译的《罗马书》16：16，其中“用神圣的吻来问候(greeting with a holy kiss)”被翻译成“和周围的人互相诚挚地握手(give one another a hearty handshake all round)”。通过这个看似比较糟糕例子，我们可以看出Nida的定义的类型的不严谨。这个在某个时代某种文化中颇受肯定的对等效果原则使我们陷入各个领域的猜测中，有时候会得出不可靠的结论。如E.V Rieu故意将《荷马》翻译成英文散文，因为古希腊史诗的意义等同于现代欧洲的散文，动态对等被应用到语篇的形式特征，这个例子显示Nida划分的范畴实际上会自相矛盾。

在翻译研究中确定的事实是，如果有一沓译者来翻译同一首诗，他们会翻译出一沓各不相同的译文。然而那些译文中都拥有Popovič所称的原诗的不变核心。他称，这个不变核心是由语篇中稳定的，基本的和恒定的语义成分为代表，由语义摘要证明的。转变或者变量，是那些不能改变核心意义的但是影响表达形式的变化。总之，不变的核心可以被看作共同存在于同一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