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哲学系

董志翘先生也希望学界关于：“戴震考据学方法和思想的对于当时和后代的影响及其学术的传承，更应该作进一步的研究。……挣脱‘地域’，‘学派’之争的羁绊，采取黜虚务实的态度，用材料实证的方法，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对乾嘉时期苏皖地区考据学者的生活背景，学术交往及其著述入手，关注几位具有影响力的大学者，理清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他人的影响。”

戴震以情契情而解理，使得学术思想的动向从理归向了礼。焦循发展戴震思想即在此处，最终舍理言礼、舍理言让。虽焦循言礼主要集中于《性善解》、《格物解》和《论语通释》，但在《孟子正义》中也可见其菁华。《孟子正义》卷十五，焦循曰：“何为仁，亲亲是也。何为义，敬长是也。道，即平天下之道也。事，即平天下之事也。指之以在迩在易，要之以其亲其长。亲其亲，则不致于无父；长其长，则不致于无君。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其为人也孝悌，犯上作乱未之有也。舍此而高谈心性，辨别理欲，所谓求诸远，求诸难也。”又曰：“人人知有君臣父子夫妇，此‘性善’之指也。”焦循申之以五伦，正因为五伦即礼之本，舍理而言礼。又曰：“孔孟所以重博学者，即尧舜变通神化之本也。人情变动，不可以意测，必博学于古，乃能不拘一端。彼徒执一理，以为可以胜天下，吾见其礼矣。”此外，焦循舍理言礼、舍理言让的思想亦受到程瑶田的影响。就《孟子正义》言之，焦循引用且表认同的程瑶田《论学小记》中观点即有15处，其中也多论礼、让。焦循《孟子正义》中凡理义之论，引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的同时，往往又引用程瑶田《论学小记》以补充之。如《孟子正义》卷十一，“人之有道也”句下，焦循曰：“程氏瑶田《通艺录·论学小记》云：‘吾学之道在有，释氏之道在无。有父子，有君臣，有夫妇，有长幼，有朋友。父子则有亲，君臣则有义，夫妇则有别，长幼则有序，朋友则有信。以有伦故尽伦，以有职故尽职，诚者实有焉而已矣。’”即是对前面戴震所谓：“人道，人伦日用，身之所行皆是也。”的补充阐释。又如《孟子正义》卷二十二，“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句下，焦循注云：“程氏瑶田《通艺录·论学小记》云：‘有天地然后有天地之性，有人然后有人之性，有物然后有物之性。有天地人物，则必有其质，有其形，有其气矣。有质有形有气，斯有是性，是性从其质其形其气而有者也。是故天地位矣，则必有元亨利贞之德，是天地之性善也。人生矣，则必有仁义礼智之德，是人之性善也。若夫物则不能全其仁义礼智之德，故物之性不能如人性

之善也。’”又是对前面戴震所谓：“人之心知异于禽兽，能不惑乎所行之善。”的补充说明。再如同卷“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句下，焦循注云：“程氏瑶田《通艺录·论学小记》云：‘天分以与人而限之于天者，谓之命。人受天之所命，而成之于己者，谓之性。此限于天而成于己者，及其见于事为，又有无过无不及之分，以为之则。是则也，以德之枢地言之，谓之中庸。以圣人本诸人之四德之性，缘于人情而制以与人遵守者言之，谓之威仪之礼。盖即其限于天成于己者之所不待学而可知，不待习而可能者也。亦即其限于天成于己者之所学焉而愈知，习焉而愈能者也，是之谓性善。’”又是对戴震所论：“性之欲，其自然之符也；性之德，其归于必然也。归于必然适全其自然，此其为自然之极致。……凡动作威仪之则，自然之极致也，民所秉也。”的解释。

钱穆曰：“里堂与易畴友善，其为《孟子正义》，颇采易畴《论学小记》。……里堂论孟子性善，颇近阳明，其说或得自易畴也。欲求东原与里堂、次仲议论思想转接处，不可不治易畴。”1钱氏谓程氏正是焦氏和戴氏思想转接处，也正可以从侧面说明戴震哲学思想对焦循及其《孟子正义》影响之深。

《理说》：“君长之设，所以平天下之争也。故先王立政之要，因人性以制礼。故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天下知有礼而耻于无礼，故射有礼，军有礼，讼狱有礼，所以消人心之忿而化万物之戾。渐之既久，摩之既深，君子以礼自安，小人以礼自胜，欲不治，得乎？后世不言礼而言理。九流之原，名家出于礼官，法家出于理官，齐之以刑则民无耻；齐之以礼则民且格，礼与刑相去远矣。惟先王恐刑罚之不中，务于罪辟之中，求其轻重，析及豪芒，无有差谬，故谓之理，其官即谓之理官，而所以治天下则以礼，不以理也。礼论辞让，理辨是非，知有礼者，虽仇隙之地，不难以揖让处之。若曰虽伸于理，不可屈于礼也。知有理者，虽父兄之前，不难以口舌争之。若曰虽失于礼，而有以伸于理也。今之讼者，彼告之，此诉之，各持一理，譊譊不已。为之解者，若直论其是非，彼此必皆不服，说以名分，劝以孙顺，置酒相揖，往往和解。可知理足以启争，而礼足以止争也。明人吕坤有《语录》一书，论理云：‘天地间惟理与势最尊，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此真邪说

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501页，商务印书馆，1997。

也。孔子自言事君尽礼，未闻持理以要君者。吕氏此言，乱臣贼子之萌也。”1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的主要目的就是批判宋明理学家“舍欲言理”，揭露“以理杀人”的罪恶，而焦循则进一步揭示“理足以启争，而礼足以止争”，辨析“后世不言礼而言理”的反动本质，提出“治天下则以礼，不以理也”的主张。戴震之后，由焦循和凌廷堪将“以礼代理”学说进一步推阐与发扬。

1焦循.焦循诗文集[M].扬州:广陵书社,2009.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