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宋代儒学社会化的新途径

浅析宋代儒学社会化的新途径

摘要：儒学作为中华文化的主体之一，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儒学本来是中国上古社会众多思想流派中的一种，为部分士人研习恪守，与基层社会的社会文化有较大差距。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才开始了其影响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历程。宋代之前，中国社会的儒家化虽然已经有相当成就，影响所及大多仍限于上层社会。两宋时期，儒学受时代推动，借助科举制度的完善、蒙学教育的发展、族规家训的推动全面走向民间，融入民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影响之广泛进一步扩大。

关键字：宋代儒学社会化途径

儒家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根本原因固然是由于这一文化赖以建立和存在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以及血缘宗法制度根深蒂固，并且从未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但也颇得益于它所拥有的紧随时代的自我完善和新的传播机制。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极盛时期，儒学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借助新的传播载体，获得更大影响。

科举制度的完善及其对儒学传播的影响科举制度产生于隋代，形成于唐代，宋代既继承了隋唐科举制度的基本内容，又有了自己的发展和创造，使科举的各项规则、程序日趋完备。

（一）科举为“孤寒”开路，广求人才

赵宋王朝建立之后，为了彻底改变唐末五代藩镇肆虐的局面，落实以文治国的政策，宋初诸帝都十分重视知识和器重读书人。宋太祖不仅明确表示“宰相需用读书人”，而且还任用大批儒臣“分治大藩”[1]。宋太宗十分了解人才的重要性，他说：“国家选才，最为切务，人君深居九重，何由遍识，必须采访”。[2]又说：“朕孜孜访问，止要求人”[2]。这说明他是十分器重人才的。为了网罗人才，宋代皇帝一而再再而三地扩大科举录取名额，并对科举中试者“赐宴”，“赐绿袍靴笏”，赴任时“赐装钱”[3]等等。宋代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对文官给予优厚的待遇，文官官俸高，接受的赏赐也重。不仅如此，还可以荫及家人，差科全免，成为社会上享有特权的“官户”阶层。在皇帝的大力提倡下，不仅官

吏武臣在政务之余抓紧时间读书，如赵普其人，“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取取书，读之竟日”[4]。而一般士子也埋头读书，走读书—科举—做官的道路，从而使宋初社会上读书蔚然成风。

宋代科举摆脱了前代“科举重门第”的局限，大大增加取士的名额，为读书人提供了一条可能通向官僚阶层的渠道。而且“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5]，考试主要视成绩定高下，因此大批平民出身的考生步入了官场，“不重门第”是宋代科举的一个显著特点，吸引了更多的平民读书考试。宋代不仅官僚队伍全由科举出身的儒生士人把持，行政举措无不渗透着儒家思想的原则，从国家行政的方方面面影响着整个社会，大量不能进入仕途的士人，在科举失败后可能从事各类职业，他们所持有的儒家观念，也随着他们一起走向民间。

（二）科举考试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

科举制在宋代基本成熟，并且经过不断的改革，考试的內容逐渐向儒家传统经典靠拢。宋神宗時，考虑到科举的种种弊端，开始著手進行改革。王安石主张“其明经诸科欲行废罢，取明经人数增進士额。”在经过充分的讨论之后，“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詩》、《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后改《论语》、《孟子》义各三道。”[6]这就改变了隋唐，尤其是唐朝，注重测试诗赋的做法，而将重心转移到儒家的经义上。元明時期，科举制度已发展至鼎盛。经过儒生的不懈努力，《四书》代替以往《五经》、《九经》成為科举考试的主要內容，儒学亦由此进入全面传播的時期。

蒙学：儒学社会化的重要途径

蒙学，一般是指儿童阶段的教育与学习，也称蒙养之学或蒙童之学。我国古代的教育家将儿童从学认字开始到15岁进入大学之前这一阶段，看作蒙养阶段。从汉代开始，由于教育制度为儒家所定，官方教育的內容自然也是儒家学说，因此其后流传的蒙学读物基本由儒生们创作，宋代之后更是如此。宋代蒙学读物在培养儿童认知和言语能力、培养儿童的基本行为习惯的同时，也往往反映社会意识形态、灌输基本的伦理道德与生活常识，而此时大部分的蒙学读物都是出自理

学家之手，因此在与当时科举制度的发展历程相适应的同时，著作者们开始将自己的学术主张和价值观念灌输在其所编写的蒙学读物中。

以宋代最基本也是使用最广泛的识字读物《三字经》为例，由此窥探蒙学教育在传播儒学中的重要性。《三字经》相传为宋末学者王应麟所作，他曾任礼部尚书。《三字经》开篇讲“人之初，性本善。”[7]简短的六个字已经将儒家学说的基础性善论勾勒了出来，紧接着“性相近，习相远”[7]则进一步提醒受教育者人与人本性上是一样的，之所以不同是受外在环境的影响。简洁通俗的四句话，已将教育的基调定在了儒家的价值追求上。接着又讲了教育的方法和孟母教子的故事：“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7]而后又分析了家长和教师在教育儿童方面的职责：“养不教，父之过，教不言，师之惰。子部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7]《三字经》非常强调伦理道德和等级秩序的灌输，“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7]将儒家传统的三纲五常观念用明快简练、朗朗上口的语言清晰地传达了出来。最后它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7]从这些具体内容可以看出，蒙学读物不但语言简洁，而且传达的内容也足以涵盖儒家核心观念和价值体系。其他的各类启蒙读物，如朱熹的《童蒙须知》、吕本中的《童蒙训》、真德秀的《家塾常仪》等等也都传递着儒学新思潮的观念和伦理原则。因此，蒙学成为儒学社会化的重要途径。

族规家礼：将儒学全面推向民间

自门阀士族退出社会生活领域后，家庭、家族关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普遍存在的庄园式的强宗豪右组织解体，在宋代三世同堂的家庭成为家庭的普遍存在形式。宋代统治者提倡家族式的同居，一些儒士往往制定一些家礼、族规将上层士人有关的儒家思想与规则改造成民众活动的习惯以及宗族共同生活和交往的规则。还有一部分儒士是出于延续自己宗族的目的编写家训，使家族成员循规蹈矩，严格遵守，这些都成为儒学社会化的重要表现。

宋儒认为，唐末五代是个“纲常之道绝”的时代，随着儒学复兴思潮的高涨，重建失坠已久的儒家伦理道德价值体系成为士大夫阶层长久追求的目标。“三纲五常”之教的重要性在宋代被普遍强调，宋代儒士纷纷私修礼书，以重建士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