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中国国民之品格》
中国国民之品格
品格者，人之所以为人，藉以自立于一群之内者也。人必保持其高尚之品格，以受他人之尊敬，然后足以自存，否则人格不具，将为世所不齿。个人之人格然，国家之人格亦何莫不然。
国有三等：一日受人尊敬之国，其教化、政治卓然冠绝于环球，其声明文物烂然震眩于耳目，一切举动，悉循公理，不必夸耀威力，而邻国莫不爱之重之。次日受人畏慑之国，教化、政治非必其卓绝也，声明文物非必其震眩也，然挟莫强之兵力，虽行以无道，犹足以鞭笞群雄，而横绝地球。若是者，邻国虽疾视不平，亦且侧目重足，动色而群相震慑。至其下者，则薾然不足以自立，坐听他人之蹴踏操纵，有他动而无自动，其在世界，若存若亡矣。若是者，曰受人轻侮之国。
第一种国，以文明表著，如美者也；第二种国，以武力雄视，如俄者也；第三种国，文明武力皆无足道，如埃及、印度、越南、朝鲜者也。国于天地者殆以百数，然第其国势，不出三者。我中国固国于大地之一国也，三者其何以自处？
中国者，文明之鼻祖也，其开化远在希腊、罗马之先。二千年来，制度文物，灿然照耀于大地，微特东洋诸国之浴我文化而已，欧洲近世物质进化，所谓罗盘针、火药、印刷之三大发明，亦莫非传自支那，丐东来之余沥。中国文明之早，固世界所公认矣。至于武功之震铄，则隋、唐之征高丽，元之伐日本，明之讨越南，兵力皆远伸于国外；甚者二千年前，汉武帝凿通西域，略新疆、青海诸地，绝大漠，逾天山，越帕米尔高原，度小亚细亚，而威力直达于地中海之东岸。读支那人种之侵略史，东西人所不能不色然以惊者也。数百年来，文明日见退化，五口通商而后，武力且不足以攘外，老大帝国之丑声，嚣然不绝于吾耳。昔之浴我文化者，今乃诋为野蛮半化矣；昔之慑我强盛者，今乃诋为东方病夫矣。乃者翦藩属，割要港，议瓜分，夺主权，曩之侮以空言者，今且侮以实事，肆意凌辱，咄咄逼人。彼白人之视我，曾埃及、印度诸国之不若！祖国昔日之名誉光荣一旦扫地以尽，遂自第一第二之位置，陨然堕落于三等。谁实为之，而至于此！
且夫四百余州之地，未尝狭于曩时也；人口之蕃殖，其数几倍于百年以前。然东西诸国，乃以三等之国遇我者，何也？曰：人之见礼于人也，不视其人之衣服、文采，而视其人之品格；国之见重于人也，亦不视其国土之大小、人口之众寡，而视其国民之品格-我国民之品格。一埃及、印度人之品格也：其缺点多矣。不敢枚举，举其大者。
一、爱国心之薄弱。支那人无爱国心，此东西人诋我之恒言也。吾闻而愤之耻之，然反观自省，诚不能不谓然也。我国国民，习为奴隶于专制政体之下，视国家为帝王之私产，非吾侪所与有，故于国家之盛衰兴败，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漠然不少动于心，无智愚贤不肖，皆皇然为一家一身之计。吾非敢谓身家之不当爱也，然国者身家之托属，苟非得国家之藩楣，以为之防其害患，谋其治安，则徒挈此无所托属之身家，累累若丧家之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势必如犹太人之流离琐尾，不能一日立于天壤之间。然非先牺牲其身家之私计，竭力以张其国势，则必不能为身家之藩椐，为我防害患而谋治安。故夫爱国云者，质言之，直自爱而已。人而不知自爱，固禽兽之不若矣，人而禽兽不若，尚何品格之足言耶？尚何品格之足言耶？
二、独立性之柔脆。独立有二义：一曰有自力而不倚赖他力，一曰有主权而不服从他权。然倚赖为因，服从为果。孩稚仰保姆之哺抱，故受其指挥；奴隶待主人之豢养，故服其
命令。孩稚、奴隶，二者皆未具人格者也。若夫完具人格之人，则不倚赖他人而可以自立，自不肯服从他人而可以自由，苟或侵辱其主权，则必奋起抗争，虽至糜首粉身，必不肯损辱丝毫之权利，以屈服于他人主权之下。此人道之所以尊贵，而国权之所由张盛也。荷兰蕞尔之国耳，见围于路易十四，窘蹙无以自存，其国民强立不挠，乃尽撤堤防，决北海之洪流以灌没其国，宁举全国之土地、财产、家室、坟墓，尽掷之巨浸之中，宁漂流无归，保独立于舰队之上，必不肯屈志辱身，隶人藩属，受他族之辖治，以污玷人民之名誉，损辱国家之主权。呜呼！读荷法之战史，其国民雄伟之品格，犹令人肃然起敬，悚然动容！我国民不自树立，柔媚无骨，惟奉一庇人宇下之主义，暴君污吏之压制也服从之，他族异种之羁轭也亦服从之；但得一人之母我，则不惜为之子，但得一人之主我，则不惮为之奴；昨日抗为仇敌，而今日君父矣，今日鄙为夷狄，而明日神圣矣。读二十四朝易姓之史，睹庚子以来京津之事，不自知其赧愧汗下也。品格之污下贱辱，至此极矣！
三、公共心之缺乏。人者，动物之能群者也。置身物竞之场，独力必不足以自立，则必互相提携，互相防卫，互相救恤，互相联合，分劳协力，联为团体以保治安。然团体之公益，与个人之私利，时相枘凿而不可得兼也，则不可不牺牲个人之私利，以保持团体之公益。然无法律以制裁之，无刑罚以驱迫之，惟恃此公德之心以维此群治。故公德盛者其群必盛，公德衰者其群必衰，公德者诚人类生存之基本哉！我国人同此人类，非能逃于群外也，然素缺于公德之教育，风俗日习于浇漓。故上者守一自了主义，龂龂然束身寡过，任众事之废堕芜秽，群治之弛纵败坏，惟是塞耳瞑目，不与闻公事以为高；下者则标“为我”为宗旨，先私利而后公益，嗜利无耻，乘便营私；又其甚者，妨公益以牟私利，倾轧同类，独谋垄断，乃至假外人之威力以睃剥同胞，为他族之怅鬼以搏噬同种，谋丝毫之小利，图一日之功名，不惜歼其群以为之殉。呜呼！道德之颓荡至此，早亦不仁之甚。可谓为人道之蟊贼者矣。
四、自治力之欠阙。英人恒自夸于世曰：“五洲之内，无论何地，苟有一二英人之足迹，则其地即形成第二之英国。”斯固非夸诞之大言也。盎格鲁-撒逊人种，最富于自治之力，故其移殖他地，即布其自治之制度，而规律井然，虽寥落数人，其势已隐若敌国，是以英国殖民之地，遍于日所出入之区。中国人之出洋者亦众矣，然毫无自治之能力，漫然绝无纪律，故虽有数百万人，但供他人之牛马，备他人之奴隶，甚者以赌博械斗、吸食鸦片、污秽不洁为他人所唾骂不齿，藉口而肆言驱逐。且非独在外而已，在内亦莫不然。故中国者，一凌乱无法之国也；中人者，一放荡无纪之国民也。夫合人人以成群，即有以善此群者之团治，以一群之人，分治此一群之事，而复有法律以划其度量分界，故事易举而人不相侵。中国人缺于自治之力，事事待治于人，治之者而善也，则大纲粗举，终不能百废具兴也，治之者而不善，则任其弛堕毁败，束手而无可如何。然中国治人者能力之程度，去待治者不能以寸也，故一群之内，错乱而绝无规则，凡桥梁、河道、墟市、道路以至一切群内之事，皆极其纷杂芜乱，如散沙，如乱丝，如失律败军，如泥中斗兽，从无一人奋起而整理之。一府如是，一县如是，一乡一族亦罔不如是。至于私人一身，则最近而至易为力者矣，然纷杂芜乱亦复如是，其器物不置定位，其作事不勒定课，其约束不循定期，其起居饮食不立定时。故其精神则桎梏束缚，曾无活泼之生气，独其行为举动，则荡然一任自由。呜呼，文明野蛮之程度，视其有法律无法律以为差耳！不能自事其事，而徒纵其无法律之自由，彼其去生番野蛮也曾几何矣？
此数者，皆人道必不可缺之德，国家之元气，而国民品格之所以成具者也。四者不备，时曰非人，国而无人，时曰非国，非人非国，外人之轻侮又乌足怪也？然我中国人种，固世界最膨胀有力之人种也。英、法诸人，非惊为不能压抑之民族，即诧为驰突世界之人种。甚
者且谓他日东力西渐，侵略欧洲，俄不能拒，法不能守，惟联合盎格鲁-撒孙同盟，庶可抵其雄力。迩来黄祸之声，不绝于白人之口。故使我为红番、黑人，斯亦已耳，我而为膨胀人种，不蓄扩其势力，发挥其精神，养成一伟大国民，出与列强相角逐，顾乃萎靡腐败，自污自点，以受他人之辱侮宰割，无亦我国民之不知自重也！伽特曰：“人各立于己所欲立之地。”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
吾人其有伟大国民之欲望乎？则亦培养公德，磨厉政才，翦劣下之根性，涵远大之思想，自克自修，以靳合于人格。国民者个人之集合体也，人人有高尚之德操，合之即国民完粹之品格，有四万万之伟大民族，又乌见今日之轻侮我者，不反而尊敬我、畏慑我耶？西哲有言：“外侮之时，最易陶成健强之品格。”我国民倘亦利用此外侮，以不负其玉成耶？不然，读罗马末路之史，念其衰亡之原因，不能不为我国民栗然惧也！
少年强则中国强原文
少年强则中国强原文 少年强则中国强!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清末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里就已经提及到了，但它却是永恒地有价值和存在的意义。 原文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02.23——1929.01.1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 青年时期和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变法失败后出逃，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主要作品：《少年中国说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敬业与乐业》、《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民说》、《饮冰室主人自说》、《中国文化史》、《饮冰室主人全集》、《李鸿章传》、《王安石传》、《饮冰室合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学术贡献 1918年与张君劢至欧洲游历，各处讲学。一生于目录学贡献卓越，代表著作有《西学书目表》在分类、著录上有创新，类分学、政、教，实有“西学”、“政学”两类，这个分类体系，突破了被订为“永制”的四部分类体系，为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我国新分类法的产生开辟了道路。该目著录西学书籍400种，西政书籍168种，1896年成书。其他目录学著作有《西书提要》、《东籍月旦》、《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读书分月课程》、《东原著书纂校书目考》、《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佛经目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汉书艺文志渚子略考释》等10余种。为学无所不窥，对图书馆学有独到见识。他认为应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以现代西方的图书馆学理论施之于中国传统目
梁启超的“新民”人格及其对当代青年人格养成的启示
梁启超的“新民”人格及其对当代青年人格养成的 启示 帝国主义的压迫与西方文明的冲击，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时代转型危机。如何摆脱危机，实现自强，是近代中国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而求通达时务之贤才更成为当时中国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梁启超首先意识到，要强我少年中国，先要强我中国少年。他的“新民说”的提出，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人格观进行反思。他所提出的“新民”人格，不仅在道德方面强调了新民德，而且在提升国民整体素质方面强调了国家主义的导向，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走向现代的需要，具有相当强的时代前瞻性。当代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织与碰撞，使人们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原有的人格认同感逐渐出现了危机。生活的多元化和世俗化尤其使当代青年在面对道德冲突和价值困惑时，感到无所适从，失信、自私自利、怠惰和享乐等人格缺陷逐渐显现。毋庸置疑，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当代青年良好人格的养成。在这一背景下，研究梁启超的新民人格，对于正确把握当代青年的人格培养方向，可以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 一、梁启超“新民”人格的提出 近代中国，是受帝国主义践踏和封建礼制压迫的中国，面对 内忧外患的形势，忧虑我国国民止步不前的梁启超开始探索关于传统
人格改造和近代理想人格重建的问题。他重新定位人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目的在于根治中国国民传统思想上的劣根性，培养出国民自新、自立的品格，希望使千百年来俯首称臣的顺从臣民转变成具有独立自由人格的“新民”。他在《新民说》中说道：“余为新民说，欲以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之根源，而以他国所以发达先进者比较之，使国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厉自策进。”1902 年，《新民说》的各个章节连续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改造国民性、塑造理想“新民”人格的思想，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引起很大震动。在文中，他提出了很多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一个国家的民众应该具备哪些品德，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如何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如何对待自由与法制，应该如何看待民族主义，等等。对这些问题，梁启超都提出了客观与独到的见解，引发了国民的深思。而梁启超的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塑造具有“新民”人格的新国民，进而形成一个新国家，从而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国家生存和民族发展前途的历史转变危机。 梁启超看到西方各国教育体制的完善，对国家的治理和发展更具有先进性，因此希望在危机四伏的近代中国，也能培养出具有自尊、自主、自强、自治和具有爱国能力的时代人才。梁启超认为，培养出中西贯通、具有政治胸怀的人，才是解决自身封闭性与社会发展之间矛盾的根本方法。因此，在内容上，梁启超的新民人格的“新”，既包括道德方面的新民德，又包括了以国家主义为主导的国民整体素质的更新，为人格的内涵开拓了广泛的时代视野；在方法上，他兼收
论梁启超的社会启蒙思想
论梁启超的社会启蒙思想 焦润明 近代中国是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催逼下走上开国道路的。在深重的民族忧患意识的支配下，面对着封建制度腐败和外族欺辱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启蒙思想家们挚着地探索着救国道路，从事着唤起民众、教育民众、建设近代新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其中，梁启超所建构的社会启蒙思想，在近代启蒙思想中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他提出近代中国最迫切的启蒙任务，就是在民德、民智、民力三个方面改造国民，使之成为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的“新民”。在这种理论取向指导下，展开了他的最具独特性的社会启蒙思想。本文试就“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三个方面，论述梁启超的社会启蒙思想。 一、“新民德”的启蒙思想 梁启超所建构的新民德启蒙思想的主要内容，即从内在的精神气质方面改造国民的精神面貌，使中国人从习惯于封建专制压迫造成的受治服从、麻木不仁的国民劣根性中挣脱出来，代之以独立、自由、自治、责任的现代国民品质。从这种价值原则出发，他把公德与私德、利己与爱他、独立与合群、权利与义务、自由与服从等五对道德范畴在参照西方资产阶级社会道德准则的前提下，将其改造成为适合中国国民的、具有中国文化独特性的国民新道德。 关于公德与私德。梁启超认为：“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 [1]。私德是对个人而言的。如慎独、廉耻、忠实等等，而公德则是个人对于“群”体而言的。即有利于个体的德性是为私德，有利于群体的德性是为公德。公德和私德都是人生不可缺少的品德。梁氏把它们都放在几乎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来认识，一方面，他强调：“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量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2]。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交涉缺乏忠实、笃信，那么希望这个人对团体也忠实、笃信，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梁氏又强调公德的重要性。他说：“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洁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3]。公德、私德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离开哪个方面都不能成立。他认为道德起于人与人的交往，无论是与少数人交涉还是与多数人交涉，无论是与私人交涉，还是与公家交涉，其客体虽然不同，但其主体都是相同的。它是由于主体与其交涉的客体的不同，从而导致道德行为上的微妙差异即公德与私德的差异，不过作为其道德判断的标准只有一个，即
梁启超-《中国国民之品格》
中国国民之品格 品格者，人之所以为人，藉以自立于一群之内者也。人必保持其高尚之品格，以受他人之尊敬，然后足以自存，否则人格不具，将为世所不齿。个人之人格然，国家之人格亦何莫不然。 国有三等：一日受人尊敬之国，其教化、政治卓然冠绝于环球，其声明文物烂然震眩于耳目，一切举动，悉循公理，不必夸耀威力，而邻国莫不爱之重之。次日受人畏慑之国，教化、政治非必其卓绝也，声明文物非必其震眩也，然挟莫强之兵力，虽行以无道，犹足以鞭笞群雄，而横绝地球。若是者，邻国虽疾视不平，亦且侧目重足，动色而群相震慑。至其下者，则薾然不足以自立，坐听他人之蹴踏操纵，有他动而无自动，其在世界，若存若亡矣。若是者，曰受人轻侮之国。 第一种国，以文明表著，如美者也；第二种国，以武力雄视，如俄者也；第三种国，文明武力皆无足道，如埃及、印度、越南、朝鲜者也。国于天地者殆以百数，然第其国势，不出三者。我中国固国于大地之一国也，三者其何以自处？ 中国者，文明之鼻祖也，其开化远在希腊、罗马之先。二千年来，制度文物，灿然照耀于大地，微特东洋诸国之浴我文化而已，欧洲近世物质进化，所谓罗盘针、火药、印刷之三大发明，亦莫非传自支那，丐东来之余沥。中国文明之早，固世界所公认矣。至于武功之震铄，则隋、唐之征高丽，元之伐日本，明之讨越南，兵力皆远伸于国外；甚者二千年前，汉武帝凿通西域，略新疆、青海诸地，绝大漠，逾天山，越帕米尔高原，度小亚细亚，而威力直达于地中海之东岸。读支那人种之侵略史，东西人所不能不色然以惊者也。数百年来，文明日见退化，五口通商而后，武力且不足以攘外，老大帝国之丑声，嚣然不绝于吾耳。昔之浴我文化者，今乃诋为野蛮半化矣；昔之慑我强盛者，今乃诋为东方病夫矣。乃者翦藩属，割要港，议瓜分，夺主权，曩之侮以空言者，今且侮以实事，肆意凌辱，咄咄逼人。彼白人之视我，曾埃及、印度诸国之不若！祖国昔日之名誉光荣一旦扫地以尽，遂自第一第二之位置，陨然堕落于三等。谁实为之，而至于此！ 且夫四百余州之地，未尝狭于曩时也；人口之蕃殖，其数几倍于百年以前。然东西诸国，乃以三等之国遇我者，何也？曰：人之见礼于人也，不视其人之衣服、文采，而视其人之品格；国之见重于人也，亦不视其国土之大小、人口之众寡，而视其国民之品格-我国民之品格。一埃及、印度人之品格也：其缺点多矣。不敢枚举，举其大者。 一、爱国心之薄弱。支那人无爱国心，此东西人诋我之恒言也。吾闻而愤之耻之，然反观自省，诚不能不谓然也。我国国民，习为奴隶于专制政体之下，视国家为帝王之私产，非吾侪所与有，故于国家之盛衰兴败，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漠然不少动于心，无智愚贤不肖，皆皇然为一家一身之计。吾非敢谓身家之不当爱也，然国者身家之托属，苟非得国家之藩楣，以为之防其害患，谋其治安，则徒挈此无所托属之身家，累累若丧家之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势必如犹太人之流离琐尾，不能一日立于天壤之间。然非先牺牲其身家之私计，竭力以张其国势，则必不能为身家之藩椐，为我防害患而谋治安。故夫爱国云者，质言之，直自爱而已。人而不知自爱，固禽兽之不若矣，人而禽兽不若，尚何品格之足言耶？尚何品格之足言耶？ 二、独立性之柔脆。独立有二义：一曰有自力而不倚赖他力，一曰有主权而不服从他权。然倚赖为因，服从为果。孩稚仰保姆之哺抱，故受其指挥；奴隶待主人之豢养，故服其
少年中国说朗诵稿梁启超
少年中国说朗诵稿梁启超 尊敬的评委们，大家好！ 今天我要为大家朗诵一篇非常优秀的作品——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化人，他不仅在政治、文化、哲学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他的《少年中国说》不仅展现了他卓越的文学才华，更是向我们阐述了他对弱国与强国之间的差异以及对青年成长的思考。 《少年中国说》中有一段描写“夜晚飞琼台”的话，让我印象深刻。“夜晚飞琼台，静望澄迈邑。石马山未起月，龙章路半含烟。远戍辘轳音，春灯胜夜婵。万家缀空翠，五洲唱韶宴。乐音韵定鸣，方寸忽殊变。千古风流志，一时篇跋传。”这段描写，形象地表达了一个青年对祖国的爱，对祖国的心灵寄托。在这样一个聚集了天地人情的场境里，青年们以悠扬的歌声弘扬了民族文化，以自信的心态迎接挑战，以坚强的意志书写人生盛景。 我认为，这段话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是立足于国情的青年成长的关键所在。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代，弱国和强国之间的差距总是巨大的。但是，向前看，我们不应该被这个差距所压倒，而是应该在青年时期就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努力奋斗，追求自己的梦想。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成长为当今的栋梁之才，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出自己的
力量。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关键在于培养青年。他说：“我 们应该培养青年国民，他们将成为新中国伟大的建设者，为了使新中国真正兴起，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在平时努力地去培养自己，它是需要我们共同努力的，国民的素质与精神意志的培养是不能再西化一点点的。相信自己，相信我们自己的国家，青年们，我们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站在整个世界舞台上，成为一个强大、繁荣和美好的新中国！” 梁启超的这段话，让我深受启发。无论是在什么时候，青年人都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也是我们国家的脊梁。我们应该积极投入到自身的成长中去，在学习、生活中注重培养自己的品格、形成自己的思想，做到做有所为、不做有所不为，培养自己的判断力和意识形态，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这是我们为祖国奋斗一生的使命。 总之，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是一篇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它鼓舞着每一位青年人积极向上、锐意进取，在关键的时刻，我们必须坚定地站起，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和责任，为祖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这就是我对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这篇优秀的作品的认识和理解。谢谢大家！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爱国主题-2019年文档资料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爱国主题-2019年文档资料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爱国主题 一、《少年中国说》的写作背景(一)国际背景八国联军侵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少年中国说》写于1900年，正在戊戌政变后，作者流亡日本之时。那年是庚子年，当时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爆发了义和团爱国运动。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组成八国联军，勾结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攻陷了天津和北京等地。这就是著名的“庚子事变”。当时八国联军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是“东亚病夫”，是“一盘散沙”，不能自立，只能由列强共管或瓜分。而中国人中，有一些无知昏庸者，也跟着叫嚷“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任何列强三日内就可以灭亡中国”，散布悲观情绪。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二)国内背景 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勾结，国家危亡。鸦片战争以后，以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为标志，中国不情愿地被拖入世界体系，并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化之路。其间历经洋务运动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戊戌变法的破灭，终至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当时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整个国家百孔千疮。亡国之祸，迫在眉睫。 (三)梁启超个人背景 变法虽败，救国之心却不灭。梁启超一生的活动是复杂多变的，其成就也是多方面的。他既是政治活动家，又是学者；既是宣传家，又是诗人。然而，他首先是一个政治活动家。梁启超一生的思想复杂多变，以善变著称，但有一点却始终未变，这就是他的爱国主义情感。他的爱国情感贯穿他的一生；把国家引向富强独立的道路，是他奋斗的动力。戊戌变法失败迫使梁启超逃亡日本，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变法图强的努力，到日本的当年就创办了《清议报》，通过媒介竭力推动维新运动的继续。其时帝国主义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为了驳斥帝国主义分子的无耻滥言，也纠正国内一些人自暴自弃、崇洋媚外的奴性心理，唤起人民的爱国热情，激起
梁启超的三次“诗界革命
梁启超的三次“诗界革命 一提起“诗界革命”，人们想到的多半是梁启超1899年在《夏威夷 游记》（下文简称《游记》，又名《汗漫录》）中揭橥的“诗界革命”之说：“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1];又或者是1902年后陆续在《饮冰室诗话》（下文简称《游记》中一再提及的“诗界革命”之语： “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 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2]。这也是一般学界通行的看法。 然而，实际上梁启超曾在三个阶段三次提到过“诗界革命”，并在不 同时期对之进行了相应地调整。《游记》是首次倡导，《诗话》是再次阐释，此后，在1920年《〈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中第三次提出了“诗 界大革命”之说。 一、“三长”理论的调整 对于梁启超前两次提出的“诗界革命”，学界固然已有较为丰富的研 究成果，包括它的起点（起源、或发生时间）、基础、表现、发展、变异、原因、人物、理论、意义、评价及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等各方面。不过， 不少问题仍然存在些争议，其中，颇为重要的一点是从《游记》到《诗话》，他将“诗界革命”的主张“三长”理论调整为“二长”是否意味着 去掉了其中“一长”（新语句）。在《游记》中首次号召“诗界革命”时 提出了“三长”理论：“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 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即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到《诗话》中时却基本上不提“新语句”，只一再强调“新意境、古风格”这“二长”：“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3]，“能镕铸新理想入旧风格”[4]，“以新
社会秩序的重构-梁启超“秩序”思想的探析
社会秩序的重构-梁启超“秩序”思想的探析 作者：张晨 摘要：“秩序”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发展的中心问题，即使到了近代也不列外。梁启超一生很少直接讨论社会秩序问题，但他却间接构建了一套社会秩序理论体系。他的秩序理论主线有三：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构建社会秩序的根本；建设法治国家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提倡“新道德”夯实社会秩序的基础。这三者相辅相成，确立了人们共存的社会秩序，其不仅包含重构社会秩序的外面要求，而且注重道德等内在修养。 关键词：梁启超；社会秩序；法治国家；民族国家；新道德 一、“过渡时代”的社会秩序 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开篇指出：“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1]463。在他看来，过渡有两层含义，广义上指人类社会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狭义上指，对某一群体来说，又有相对稳定和剧烈变迁两个阶段。 通过与欧洲诸国对比，梁启超反思“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并进一步认为，过渡时代的中国，将要发生整体性的剧烈变迁，其中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1]465。政治上的过渡时代，意味着中国的政治体制必然会实现由封建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过渡，且这一变化奠定了其他一切变化的基础。 第二，学问上之过渡时代，“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1]465。 第三，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1]465。理想风俗上的过渡指的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原有的道德体系已不能承担相应的约束作用，甚至阻碍社会进步的发展，为过渡时期的人们所唾弃，因此，需要新道德来承担相应的功能。 第四，“例案已烧矣，而无新法典；科举议变矣，而无新教育；元凶处刑矣，
国民性理论与中国文学现代性
国民性理论与中国文学现代性 作者：郝鑫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17期 摘要：“国民性”是英语“national character/ national characteristic”的日译，也被译为民族性或国民的品格。国民性理论最初（晚清时期）是被作为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理论而引入国内的，因此国民性理论是推动中国历史朝现代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的一大动力。 关键词：国民性；现代文学；鲁迅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17-0-01 一、国民性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19世纪，欧洲国家将国民性作为理解人类差异的首要准则，以帮助其建立种族和文化优势，作为征服东方国家的理论依据，但另一方面国民性理论却使得被征服国家丧失了发言权。 因此从晚清“国民性”理论被引入中国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将其作为基础对民族国家未来的问题进行了诸多的思考。其中以梁启超为代表，他在《新民说》中提出的国民性改造问题。当然，当时有许多像梁启超一样的知识分子，也都撰写了大量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这一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批评欧洲国家的同时，又不得不屈从在欧洲人用来维系自身种族优势的话语—国民性理论，因此有关国民性的说法也是有褒有贬的。 在1911年前后有大量文章都不同程度的讨论了这个问题，且代表作品有：《论中国之民族气质》（1919）、《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中国国民性及其特点》（1917）等，而这些作品目的就在于试图以对民众的启蒙来实现国家的崛起，例如蔡元培就指出中国的国民缺乏自我意识，必须通过启蒙教育唤醒他们。而国民性理论也同时给了梁启超、鲁迅等作家提供了一套强有力的自我批判语言，同时也肩负起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历史重任。 二、鲁迅与国民性改造 晚清时期，无数知识分子都在救国的道路上苦苦探索中国极弱的原因，他们最终都将目光投向“国民性”，鲁迅就是其中之一。鲁迅认为中国人的病根已经不在于身体，在于精神层面的问题。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看到《中国人的气质》（亚瑟·斯密思）日译文本后，才逐渐有了想通过文学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想法，而同时又有一部分思想家想通过国民性理论来提倡现代文学。
梁启超君子的演讲及译文
梁启超君子的演讲及译文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广东省广州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茶坑村）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在1914年的11月5日，应当时清华学校的校长周诒春的邀请，著名的学者梁启超先生在“同方部”为清华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君子》的演讲。梁先生开头便阐述了“君子”的含义，指出这个词语的含义广泛，很难给出确切的解释。在对英美教育和中国教育的功能差异进行了简要比较后，他引述了《易经》中的“乾坤”二卦来解析他认为的“君子”。他解释说，“乾”象征着天的运行不息，所以君子应该自强不息；“坤”象征着地的宽厚包容，所以君子应该厚德载物。接着，梁启超先生对清华学子提出了期望，认为他们应该成为君子。他指出，清华学子集合了中西方的优秀人才，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他希望他们能够在海外吸收新的文明，改良社会，促进政治进步。 这篇演说词后来被刊登在1914年11月10日的《清华周刊》上，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被写进了清华校规，后来逐渐演变成为清华校训。 原文如下： 君子 梁启超
君子二字其意甚广，欲为之诠注，颇难得其确解。惟英人所称劲德尔门包罗众义与我国君子之意差相吻合。证之古史，君子每与小人对待，学善则为君子，学不善则为小人。君子小人之分，似无定衡。顾习尚沿传类以君子为人格之标准。望治者，每以人人有士君子之心相勖。《论语》云：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明乎君子品高，未易几及也。 英美教育精神，以养成国民之人格为宗旨。国家犹机器也，国民犹轮轴也。转移盘旋，端在国民，必使人人得发展其本能，人人得勉为劲德尔门，即我国所谓君子者。莽莽神州，需用君子人，於今益极，本英美教育大意而更张之。国民之人格，骎骎日上乎。 君子之义，既鲜确诂，欲得其具体的条件，亦非易言。《鲁论》所述，多圣贤学养之渐，君子立品之方，连篇累牍势难胪举。周易六十四卦，言君子者凡五十三。乾坤二卦所云尤为提要钧元。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推本乎此，君子之条件庶几近之矣。 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才智如董子，犹云勉强学问。《中庸》亦曰，或勉强而行之。人非上圣，其求学之道，非勉强不得入于自然。且学者立志，尤须坚忍强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若或见利而进，知难而退，非大有为者之事，何足取焉？人之生世，犹舟之航于海。顺风逆风，因时而异，如必风顺而后扬帆，登岸无日矣。
论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教育学意涵
论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教育学意涵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的首倡者，他提出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正值倡导素质教育的今天，探讨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教育学意涵，无疑意义非凡。从培养新民、重视公德、养成尚武精神三个方面分析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具有的教育意涵。 标签：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教育学意涵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正值中国向近代化转向的重要时期，也是近代启蒙思潮蓬勃发展的时期。“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面、系统地研究国民性的问题，致力于国民性改造和国民理想塑造的人”[1]，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当下，正值倡导素质教育时期，探讨梁启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具有的教育学意涵，无疑意义非凡。 一、国民性改造思想的背景 清末民初，政治剧变、思想澎湃，形成了国民性改造思潮，解决当时中国最根本的问题——人的近代化、现代化。梁启超提出系统、全面的国民性改造思想，认为中国人民长期受封建专制制度的奴化，养成了国民性格中的很多缺陷，应当改造国民性，即提高国民的素质，造就新国民。基于新民之义，他在分析和反思以往知识分子改造中国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新民方案。尽管梁启超对中国国民性格弱点的分析不尽准确，但他毕竟深刻揭示了深藏在民族文化心理和品格中的某些惰性因素，找到了国民性改造的重点所在。而且他思想中含有的西方文化元素给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国民以启蒙，“一切夜郎自大、坐井观天、抱残守缺、因循守旧，都在这种知识和观念的宣传介绍中不攻自破，褪去神圣的颜色，失去其不可侵犯的尊严，而受到理性的怀疑和检验”[2]。 二、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内容 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内容丰富，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概括： （一）培养“新民”的教育目标 梁启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新民”，“新民”具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义务思想，自由、进取冒险、自尊、合群、毅力的品性。所谓“新民”，就是引用西方近代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来重新铸造中国国民性。他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3]182。要培养新民，首先要继承我国国民优良的传统品性，在此基础上完善更新；其次要学习和吸收外国国民的优秀性格来补充、完善我国国民性格不具有的特点，二者缺一不可。他还指出新民并不是要抛弃我国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而是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基础上增添了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权利思想以及竞争合作意识和进取精神等，使我国民具有自由独立、爱国利群、冒险进取精神；当然也不能是抱残守缺，因为如果我们故步自
重思百年“国民性”论述(一)
重思百年“国民性”论述(一) 一 二十世纪以降，对“国民性”、“民族劣根性”的反思和批判不绝于耳。鲁迅及其小说杂文总是被自然地与对国民性的激烈批判相联系，赞者奉为圭臬，疑者不以为然。对国民性话语在二十世纪初的起源和多元流变略加检讨，可见“国民性”是一个逐渐演化形成的话语，实包含对国民性中正反两方面的认识，与反对专制密切相关，包含对解决路径的探讨，也受着论述者的个性、心态和当时的客观形势之影响，断不可以“批判国民性”一概视之。 谈中国国民性问题，必须回溯到十九世纪末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的著作《中国人的性格》，即鲁迅在逝世前不久发表的《立此存照（三）》中提到的希望有人翻译出来的“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中国人的性格》1890年在上海英文《北华捷报》连载，后由纽约一家公司结集出版，算是第一部系统地分析中国人性格和文化心理特征的著作。书中列举的中国人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注重面子和善于做戏；过度节约；勤劳刻苦但漠视时间；漠视精确；思绪含混；坚韧，善于忍耐，却缺乏同情心；相互猜疑而缺乏诚信；极端迷信，谣言泛滥。史密斯意识到生存条件是形成中国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成千上万命该贫困而又无知的人，他们的眼界狭窄，自然头脑含混。”同时，作者指出：“在许多地区，他们的社会生活条件使得有相当比例的人总是生活在死亡线上。”史密斯还认识到，中国人过度依赖自己的历史经验，导致因循守旧而在知识上有“致命的缺陷”——“广大的中国人没有见到过条件更为优越的国家，因为他们对其他国家一无所知”。尽管作者怀有自己的宗教目的，但还是正确地指出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极其虚伪的一面：“真相在中国是最难获得的”；“中国政客的生平和公文，就像卢梭的《忏悔录》，情感高尚，而行为卑鄙。他砍下十万个头颅，却引用孟子的话论述生命的神圣。他把修筑堤坝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导致河水淹没一个省，却为人民的背井离乡而哀叹。”但作者的目的并非专为“批判”。他完全承认中国的机制有很强的自我修补能力，在最关键的时候，总会自动及时地渗出一滴“润滑液”。作者较为客观的一面还在于，他经常提及其他民族，如印度和巴西的“苦力”行为僵化的例子，来证明很多习惯并非中国人独有。例如，印度的苦力习惯用头顶着东西，外国承包商要他们用独轮车，苦力们就把独轮车也顶在头上。 二 最早在物种竞争、民族图存的大背景下检视民族特性的中国人当属严复。在1895年三月间发表于天津《直报》的著名论文《原强》中，严复进行了“白种、黄种、黑种”的人种区分，指出中国“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在《原强》修订稿中，严复提出以民力、民智、民德作为标准来判断“民种之高下”，对中国的变革而言，则应当“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他在《辟韩》一文中尖锐地提出是专制君主为了窃国而故意使民众“弱而愚”。改善民智，首要的是改良教育，严复认为，旧教育全是为了猎取“富贵功名”，应当在学校中教授现代科学，而民德方面，则必须合私为公，培养爱国精神。严复相信，是教化衰颓退化造成了中国人的“幼稚”和“巧伪”。作为知识分子的严复，更加看重“民智”问题，他坚信中国旧学术和“士大夫心术之坏”是造成民智低下的根源。严复的全部论述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国民性”这一词语，也没有专门针对“国民性”进行批评。他使用的词语是“国性”，而“国性国各不同，而皆成于特别之教化，往往经数千年之渐摩浸渍，而后大着”。 总体来看，严复对于中国国民的“程度”持一种较悲观的看法，这导致他在1905年与孙中山的辩论中声称“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他认为只有从教育着手，逐渐变革或许有望，而孙中山则立即答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如果说，从事教育还是从事革命还只是渐进或急进的路径之争，对专制的依赖却是一个思想的死结。一方面，严复对欧洲自由主义有着精深研究，完全明了自由、民主和法制的真意。中国人为什么看起来比西方人“自私”？严复在《〈法意〉按语》
梁启超作为一个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影响巨大的翻译家
梁启超作为一个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影响巨大的翻译家，近年来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关注，涌现了大批的研究成果，有学者借用当代译学理论来阐释梁启超的翻译思想和实践；也有学者从政治文化角度来研究政治文化对晚清翻译活动包括梁启超的翻译活动的影响。但从“翻译的政治”这一命题、视域和维度对梁启超进行研究的文章却不多见。本文旨在对梁启超翻译活动、思想和实践加以阐释，重新审视这位“鸿儒”的翻译主张及其目的，解读他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巨大贡献。 一、梁启超翻译的时代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战争的失败，使得国人在痛苦和屈辱中深刻反思，并逐渐觉醒，同时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应对策略。当时的译书机构把大量有关工程技术、军事武备和自然科学类的西方著作介绍到中国。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把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摆在每个人的面前。 梁启超慧眼独具，看中了翻译这一高效的工具，把兴西学与译西籍作为维新变法之重，救国之道。他把译书的重要性和强国的政治思想结合起来，认为“译书为强国第一义”。1896年，梁启超撰写了著名的《西学书目表》，反复强调翻译西书之急，认为国家存亡兴衰之关键在于输入西学；还列举出当时急需翻译的300多种书籍。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客居日本，他的政治抱负没有因“戊戌六君子”的喋血而改变，而是以更新、更有力的形式付诸行动，积极探寻救国救民之路。日本的所见所闻，使他摆脱了“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学自我优越感”的限制，放眼世界，开始通过翻译和办报等方式，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思想。他是提倡翻译政治小说的第一人，为推动社会进步，改造社会思想，从而为迎来清末文学翻译的高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梁启超翻译的政治目的 德国学者汉斯?弗米尔的功能学派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行动，而行动皆有目的，所以翻译要受目的制约；译文好不好，视乎能否达到预定的目的”。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依然把翻译作为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有力武器，以译介西方文学作品——尤其是政治小说来引进西方的启蒙思想，抨击朝政，改造社会。
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公共性是社会治理的目标和基础所在。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发展与问题共存，社会治理的公共性陷入困境。主要表现在：重经济发展轻社会治理、重政绩指标轻公共利益、重行政方式轻社会参与、维稳大于维权等。公共性的生长环境、现有制度的技术理性以及参与主体缺位，都是制约公共性发展的重要原因。新型城镇化中社会治理的公共性重建，需要加快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促进价值导向回归公共性；提升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服务于公共利益；培育社会力量，促进公众参与共同治理；完善参与机制，保障多元治理的长效性。 标签：社会治理；公共性；城镇化；重建 一、引言 中国的城镇化是“21世纪影响世界进程和改善世界面貌的两大事件之一” 国外学者中，汉娜·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对公共性的研究较为系统和深入，我国学者对公共性的内涵阐释也非常丰富。就一般意义上来讲，公共性旨在实现特定时空范围内的公众共同利益，代表着公正、平等、民主、开放等公认的现代精神，意味着公众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形成多种社会公共力量，超越政府单一主体的公共事务管理，体现着个体摒弃个人利益，基于理性、法治的正当途径参与公共活动。可以说，公共性在当代语境中，最核心的内涵在于价值目标和公众参与。 “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中央对社会治理的总要求，也是公共性目标的体现。然而，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发展与社会矛盾共存，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弊端渐显，社会治理的公共性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快节奏中陷入困境。国际上转型国家的“拉美陷阱”“社会治理陷阱”等社会风险，正在向我国蔓延。关注社会治理的公共性问题，引导城镇化治理的正确价值导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城镇化中社会治理的公共性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社会步入快速转型期。传统的社会管控模式一再修补，仍然落后于社会公众不断增长和变化着的各方面需求，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时隐时现，社会治理面临着较大的挑战。 1.重经济发展，轻社会治理，公共性被埋没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与市场经济相生相伴。部分地方政府对城镇化的理解和定位，就是高楼大厦、公路广场、新区开发。一些地区贪大求快，造城运动此起彼伏，众多经济事务被视为头等大事，而对于社会事务的治理却进展缓慢，征地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特点 同步练习-高中历史统编版(2019)选择性必修三文化交流与传播
第1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特点 一、单项选择题 1．中国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我国数以千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可以分为以下六大板块。 板块一陕豫晋邻近地区，以仰韶文化为代表 板块二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 板块三湖北及邻近地区，以巴蜀文化和楚文化为代表 板块四长江下游地区，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 板块五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 板块六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以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为代表 A．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中心 B．当时南方与北方文化交流频繁 C．早期中华文明各自独立发展 D．中华文明起源具有多元的特征 2．商王推崇问卜求神，举行宗教祭祀来遵循天命。周王虽然也认可天命，但又认为“天命靡常，惟德是亲”，强调“敬天保民”。这反映周朝更推崇() A．图腾崇拜B．鬼神崇拜 C．圣人崇拜D．自然崇拜 3．儒家起于鲁，传布于齐、晋、卫；墨家始于宋，传布于鲁、楚、秦；道家起源于南方，后在楚、齐、燕有不同分支；法家源于三晋，盛行于秦。这() A．促进了政治统一 B．维系了“学在官府”的局面 C．冲击了贵族政治 D．导致了各诸侯国之间的矛盾 4．先秦诸子虽“百家异说”，但其思想旨趣却有相通之处。以下论述体现了() 著作相关论述 《孟子》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 《韩非子》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吕氏春秋》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不得休息 A. C．社会转型的诉求D．集权制度的完善 5．战国时期有思想家认为，人欣赏音乐的前提是“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因此提出了“非乐”的思想。该思想家的流派最有可能是()
A．墨家B．道家 C．法家D．儒家 6．东晋道士葛洪认为，求仙须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只修习方术，则不得长生；没有积满善事，即便口服仙药也无益处。这一观点() A．推动道教融入世俗生活B．体现儒道兼容的特点 C．改变了道教的根本教义D．冲击儒学的正统地位 7．据学者考证，先秦两汉时期《诗经》的著述有54种，魏晋南北朝时期有112种。直到唐太宗诏令颜师古校订经书文字，孔颖达等为经书重作注解，历经20多年修撰成《五经正义》，完成了包含《诗经》在内的五经内容上的统一，“由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唐太宗这种做法() A．利于强化儒学的政治功能 B．旨在推动唐朝文化发展 C．促进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 D．确保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8．论及自己的学术旨趣，顾炎武说：“《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由此可知，其“学术旨趣”在于() A．无为而治B．经世致用 C．再续《春秋》D．中体西用 9．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认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二者的共同点是() A．崇尚天人合一B．提倡个性自由 C．主张格物致知D．强调社会责任 10．1903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一文中，列举了国民品格的四大缺陷，即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缺，认为这是民主共和制在中国“难产”的重要原因。梁启超意在() A．倡导国人理性认识品格 B．改造国民以求救亡图存 C．培育大众的民族认同感 D．强化百姓共和制的理念 11．下表诗词体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是() 诗词出处 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
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复杂影响(一)
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复杂影响(一) 自从鸦片战争后，几代先进的中国人曾以急起直追的心情努力学习西方，以求实现中国的近代化。在这当中，梁启超的积极贡献和某些消极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十年前，人们偏重揭示他的负面影响，近几年，人们往往回避他的负面影响，都是片面的。今天，我们全面估计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复杂影响，不仅是为了对这一历史人物作出公正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为了从中总结对今人有益的经验教训，以作借鉴。 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以“五四”为界，明显分为两个时期。梁启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前一时期，而在后一时期，他已逐渐丧失了“领风骚”的地位。为篇幅所限，本文只评介他在前一时期的影响。 一 梁启超登上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是在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破产之时。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他认识到，仅靠军事装备、工艺技术的近代化并不能使中国振兴。他认为，洋务运动所以破产，是因为洋务派虽讲“变法”但却不知“变法之本原”，没有抓住近代化的根本。因为遗其本，果“练兵如不练”，“通商如不通”，“开矿如不开”，“兴学如不兴”，成效甚微。他断言，中国如仍按洋务派的主张去做，即使再过50年，顶多“亦不过多得此等学堂、洋操数个而已，一旦有事，则亦不过如甲午之役，望风而溃。”(《戊戍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册。)那么，什么才是中国振兴、实现近代化的关键呢？梁启超认为：“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由此他得出结论：中国“能兴民权，断无可亡之理”(《湖南时务学堂课艺批》，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戍变法》第2册。)，今日“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这就是说，兴民权亦即政治民主化乃是振兴中华、实现近代化的关键一环。离开政治民主化，中国就无从近代化。他坚信，一旦中国能兴民权，“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一定能赶上西方先进国家。因此，他把“倡民权”列为《清议报》“独一无二之宗旨”，并表示“海可枯，石可烂，此义不普及于我国，吾党弗措也。”(《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对此，他是十分坚定而坚决的。诚然，把政治民主化视为中国近代化的关键，最早并非由梁启超提出，但是，他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兴民权”的口号，并为之呐喊鼓动，就使这一主张为更多人接受，并为之而斗争。 为了兴民权，实现政治民主化，梁启超比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做了更多、更深入的理论工作。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要兴民权，障碍是多方面的，而最大的障碍乃是长期存在于中国人之中的奴隶性。为此，他在一系列文章中对奴隶性的表现、产生根源及其严重危害作了系统、深入的剖析。他指出，由于“中国自秦汉以来，数千年之君主，皆以奴隶视其民”(《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人民长期处于无权的奴隶地位，结果在中国人民中养成了根深蒂固的奴隶性。它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之中，在那等级金字塔中，下一层者即是上一层者之奴隶，中国“举国之大，竟无一人不被人视为奴隶者，亦无一人不自居奴隶者。”(《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这种奴隶性使人“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依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侯之外无精神”(《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一切皆保证唯上之命。这样，就在中国人中养成一种安于被压迫、受屈辱地位的顺民性格，以及对国事、对公共事务一概漠不关心的可怕的消极性，使人既无权利观念亦无义务观念和社会责任感。粱启超认为，这种奴隶性，不仅是提倡民权、民主的严重障碍，也是中国衰败不振的祸根，“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光绪26年4月1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5页。)于是，在一系列论着中，他对奴隶性作了全面无情的清算。在梁启超等人的倡导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思想领域形成了一股清算奴隶性的热潮，
梁启超“新民理论”概论
梁启超“新民理论”概论 梁启超《新民说》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民论文,梁启超论文,论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内容提要梁启超《新民说》的理论依据是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依据这种“一〞之性决定群之性的理论，他认为中国国民素质的低下仍是中国积弱“总因之重大者〞。因此，中国欲图振兴，必须从“新民〞下手。所谓新民，就是提高中国的全民素质，造就具有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精神风貌，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能力的一代新人。这才是中国得以现代化的基本保障。梁启超没有把中国的现代化仅仅局限于物质和制度层面，而是突出了人的重塑，即人的现代化，这对当时中国人更全面地理解、把握中国的整体现代化，无疑是有益的。但是，受“社会有机体论〞的影响，梁启超得出“中国之弱由于民愚〞的结论不免倒果为因。他离开社会的变革，特别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来讲新民，势必不可能收到显著效果。《新民说》是梁启超的名著，也是本世纪初中国先进分子作跨世纪思考时所提出的一种有过重大影响的计划之一。将近一个世纪过去，当我们再一次作跨世纪思考的时候，重新评判《新民说》的价值与得失，从中无疑会得出一番有益的启示。1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启动之后，变革者们不仅对如何变革存在分歧，而且对中国的变革与富强能否速成也存在不同的认识。速成论在中国近现代思想领域曾长期存在。在戊戌维新期间，作为领袖人物的康有为便是一位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从后来者居上的观念出发，他认为，欧西历时三百年而臻富强，日本效法西方，三十年得以成功，“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功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①]后来，孙中山也曾认为，通过实行三民主义，中国可以在短期内赶上西方兴旺国家。再后，那么有1958年提出的“十五年超英赶美〞的纲领口号，以及由此而动员的“大跃进〞。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是邓小平之前中国现代化史上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三大人物。他们的言论表明，速成论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影响，曾经是不小的。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总的说来是比拟清醒的。在戊戌时期，梁曾提出过一个驰名的论断：“兴民权〞乃是振兴中华之关键。但是，紧接着，他又提出了一个“权生于智〞说来作补充。他认为，“权之与智，相倚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因此，“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②]无疑，民智的增进是长期的，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开民智又当以“开绅智〞、“开官智〞为前提、起点，更难以速成。所以，他并不赞成当时盛行的设议院的主张，认为“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③]，故当时变法的下手处乃是“变科举〞与“设学堂〞。尔后，梁启超的思想也曾有过变化。1900年夏，当八国联军进逼北京时，他曾冀望西方侵略者废黜慈禧，扶持光绪。为此，他曾这样向西方列强进言：“使我皇上假设有全权，必能造成一好政府无疑。而我中国人民之性质，最喜服从政府，得此好政府，那么不及十年，而中国之人心国势皆必焕然改观。〞[④]这时他也认为，只要光绪掌权，中国可十年改观。但是，西方列强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他们并未扶持光绪，依然选择慈禧为代理人。通过察看，梁启超深感《辛丑条约》后所形成的中国政局一时是难以改变的，于是他又放弃了一度萌生的速成论。1902年初，他再次明确表示：“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⑤]接着发表的《新民说》，便是对中国变革所以必须“渐〞作的一个表明，也是对他前几年“兴民权必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思想的进一步阐发。21901年12月，《清议报》因火灾而停刊。梁启超却没有恢复他十分得意的《清议报》，而是于1902年2月另办《新民丛报》，并从创刊号始连载《新民说》。从这时起，他又使用了一个新的笔名：“中国之新民〞。梁所以另办《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自号“中国之新民〞，把“新民〞当作一个时期的宣传重点，都是出于这一动机：“欲维新吾国，领先维新吾民。〞[⑥]这一结论的提出虽在1902年2月，但这一思想的形成那么始于1901年夏间的《中国积弱溯源论》〔下列简称《溯源论》〕。梁氏的这两部论著乃是高低篇、姊妹篇，是一脉相承的有机一体。要了解《新民说》，不可不先了解《溯源论》。《溯源论》撰于义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