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儒学的本土化与民族化

日本儒学的本土化与民族化梁宗华摘要儒学自始传日本至12世纪以前，所传入的均是汉唐时期注释的儒家经典。

适应于建立、健全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儒学主要是作为先进的政治理念在日本封建化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入幕府时代以后，儒学的传播内容发生了大的转向，宋代理学取代了汉唐儒学输入日本，德川幕府时代儒学摆脱了对禅宗的从属，独立发展，进入在日本的鼎盛期，儒学研究空前高涨，创出了日本儒学独立的理论体系，形成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古学派等重要学术派别，这些学派开展学术研究，从事教育活动，为儒学的本土化、民族化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关键词儒学日本传播民族化作者：梁宗华，女，山东苍山人，1963年生，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儒学经由朝鲜的百济传入日本。

与朝鲜、越南相比，儒学传入日本的历史最短，但一经传入，就对日本社会生活诸多层面产生了广泛影响，不但对日本社会历史进程发生了重要作用，而且创出了比较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形成独具特色的日本儒学，从而构成了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在长期居于国家意识形态核心地位的过程中，儒学以官方力倡、民间普及等各种形式渗入日本社会机体之中，成为日本历史文化传统深厚的积淀。

以中国儒学为母体的日本儒学，在日本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土壤中深深地扎下根，成为东方儒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儒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在幕府时代以前主要是以五经为核心内容的汉唐儒学，此期对日本社会最重要的影响是促成了大化革新在相当程度上贯穿了儒家的政治伦理精神。

儒学初传日本，有徐福携《诗》、《书》东渡的传说，但确切的史实记载是在应神天皇时。

据日本史书《古事记》载，百济博士王仁于应神天皇16年（285年）赴日本，携《论语》献给朝廷，并担任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教授《论语》。

这是儒学官方传播的开始，以儒家经典为内容的宫廷教育亦自此始。

儒学的政治理念及道德观念很快被日本上层社会所接受，应神天皇死后，受儒家禅让及仁孝思想影响，皇太子与其兄大鹪鹩互让空位近三年，最终自杀使以仁孝闻名的兄长大鹪鹩即位，是为仁德天皇。

此前的日本通行末子继承制，自此始逐渐变为长子继承制，仁德天皇受《论语》启示，实行仁政德治。

其后的200年间，以百济为中转站，中国儒学一直不间断地间接输入日本。

从公元6世纪继体天皇时，日本开始系统学习儒家经典及思想学说，除《论语》外，更多的儒家典籍传入日本。

百济相继派出段杨尔、高安茂等五经博士到日本讲授儒家经典，传播儒家学说。

以《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及《论语》为中心的儒家学说逐渐流传开来，统治者对儒学的认识进一步加深，日渐意识到推广儒学的重要性，遂采取种种措施促进儒学的传播。

至推古朝，圣德太子（574--622年）为儒学的传播开辟了广阔途径。

圣德太子摄政期间，积极开展与中国的直接交往，曾数次派遣使者、留学生、学问僧到中国，学习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物制度，特别是学习、研究儒家经典及其思想学说。

这些赴唐人员回国后或从政，或从教，对儒学传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他们把大量的儒家典籍带回日本。

儒学自此由中国直接传入日本，对推古朝及其后的统治者影响颇深。

圣德太子非常仰慕中国文化，对《尚书》、《春秋》、《论语》等儒家经典颇为精通。

他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官吏位阶的名称全以儒家德目命名，包括了孔孟儒家传统的“德”及汉儒的“五常”：德、仁、义、礼、智、信（各分大、小两节），这种位阶不能世袭，完全以能力确定官位的高低。

《冠位十二阶》代表了圣德太子冀以官僚制度打击世袭的氏姓贵族势力的愿望。

圣德太子还亲自制定了旨在对官吏行道德训诫的《十七条宪法》，这其实是一部官吏“守则”，主要以五经等儒家经典为依据，许多规定出自五经及《论语》的原文或稍作改动，贯注着中国儒学的政治理念。

如第一条称，“以和为贵，无忤为宗”，“上和下睦，谐于论事”，显然是源于儒家尊礼重和的思想；第四条所表达的则是儒家礼治为本的思想，“群卿百僚，以礼为本。

其治民之本，要在乎礼，上不礼而下不齐，下无礼而必有罪。

是以君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对君、臣、民关系的规定、圣贤治国的思想更带有鲜明的儒家色彩，显示出儒家仁政、德治精神的影响。

这一切为7世纪中叶的大化革新奠定了思想基础，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大化革新其实就是儒家文化应用于日本社会、政治改革的产物。

圣德太子之后不久进行的大化革新，是日本古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改革运动，标志着日本进入封建制社会。

它以儒家学说的政治理念为指导，仿效中国隋唐大一统封建制度，旨在改革内政，建立中央集权，抑制豪强氏族势力，确立君臣名分尊卑秩序。

大化革新的主要推动者中臣镰足、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大化二年（646年）颁布的革新诏令最主要的措施是“公地公民”，即将皇室、贵族所有的土地、人民一律收归天皇所有，以此确立天皇的最高土地所有权及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

儒学的天命观及与之相联的符瑞思想成为革新的重要理论基点，而行仁政、德治则成为革新的重要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贯彻了儒家的民本思想，承认了“民”的政治存在。

大化革新之后，儒家的政治理念成为日本统治阶层的政治原则，并促成了儒学教育方针的确立与实施。

在极力输入唐文化的同时，在国内大力发展儒学教育，传播儒家思想。

除继续派出遣唐使及留学生，又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学校系统，中央有大学寮，地方有国学，另外还有大学寮别曹及私学，都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

这些学校既是培养官吏的教育机构，又是传播儒学的基本场所。

养老二年（718年）所修《养老令》的“学令”规定，以《诗》、《书》、《易》、三《礼》、《左传》、《孝经》、《论语》为大学科目，学生考课、奖惩及入仕都与儒经的学习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式确立了儒学化的教育制度，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儒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以五经、《论语》为中心的中国儒家经典深入影响着日本社会。

奈良时代（710--794年）开始向全社会推行儒家伦理观念，注意对一般庶民进行儒学的道德教化，特别是“三纲五常”及忠、孝、礼观念，其中又格外推重孝行。

天平年间，天皇曾诏令家藏一本《孝经》，令民时时精勤诵习，对于孝行卓越者可举荐为官，而不孝者则予以发配边远的处罚。

孔子的地位此间得到进一步提高。

日本祀孔始于701年，大学寮举行“释奠”仪式，释奠先圣先师，孔子开始被偶像化，儒学开始宗教化。

至奈良朝768年，又仿唐制尊奉孔子为“文宣王”，且此时祭仪之外还有“殿上论义”，即祭祀结束后在天皇面前讨论儒家经义。

孔子自此在日本享有王者之尊。

其后的平安时代（794--1192年），除继承前代传播儒学的各种政策外，也开始根据日本社会需要对儒家思想学说进行融化吸收。

总之，儒学自始传日本至12世纪以前，所传入的均是汉唐时期注释的儒家经典。

此间日本经历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并最终确立封建制的历史进程，适应于建立、健全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儒学主要是作为先进的政治理念在日本封建化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其道德伦理观念只是在后半期才开始受到重视。

二进入幕府时代以后，儒学的传播内容发生了大的转向，宋代理学取代了汉唐儒学输入日本。

由镰仓时代经吉野时代、室町时代至德川幕府建立，作为军事独裁政权的幕府政权一直提倡武士道及尚武精神，而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在武士道形成过程中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

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利用儒学阐释武士道，吸取了儒学忠、勇、信、义、礼、廉、耻等道德观念，他们依其统治利益所需改造儒学，赋予儒学以新内容，冀以充实武士道。

因此，历届幕府执政者都很注重宋代新儒学的输入与传播。

宋代理学是通过禅僧初传到日本的。

镰仓时代（1184--1333年）中期，日本与宋朝的文化交流日渐密切，中日两国的游学僧人逐渐增多，他们为宣传禅学，多持儒佛一致论，理学因藉禅学得以传播。

另外，经由日本访宋的学者、宋儒与朝儒到日本的讲学、大量输入理学的著作经典、继续兴办儒学教育等途径，理学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幕府将军、朝臣、地方官吏都受理学影响颇深。

日本游学宋朝的禅僧圆尔辨圆（1203--1280年）被称为日本传入宋学的第一人。

他从宋朝带回数千卷经典，其中就有朱熹的《大学或问》、《论语精义》等著作。

他曾为镰仓幕府执政北条时赖讲授南宋人的著作《大明录》，介绍了二程、朱熹的思想。

至室町时代，禅僧中出现了以五山禅僧为代表的一批倡导宋学的人。

同时，宋学逐渐深入宫廷，公卿贵族学者开始研习宋学。

室町末期，一些尊信宋代新儒学的学者为避战乱，寄身于地方豪族，理学随之扩展到地方，逐渐打破了禅僧独占宋学的局面，并形成博士公卿、萨南、海南三个研究宋学的学派，尤其是萨南、海南学派已经超出单纯讲解儒经的局限，开始侧重思想、政治、经济方面。

虽然此期受日本神道及佛教影响，儒学没有独立发展为占支配地位的思想，然而，这一切已经为江户时代儒学进入鼎盛期创造了条件。

德川幕府时代（1603--1867年），沿用前代各种措施大力提倡儒学，而且出于加强思想统治、维护并发展幕府政治、经济制度的需要，在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由佛儒并用转向独尊儒家思想学说，把儒学定为官学，不遗余力地加以奖励、提倡，同时强行禁止“异学”。

儒学摆脱了对禅宗的从属，独立发展，进入在日本的鼎盛期，倡“大义名分”、把纲常伦理绝对化的程朱理学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日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在儒学思想的主导作用下发展。

儒学研究空前高涨，创出了日本儒学独立的理论体系，形成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古学派等重要学术派别，这些学派开展学术研究，从事教育活动，为儒学的本土化、民族化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一）日本的朱子学派。

日本的朱子学从不同侧面改造、发展了程朱理学，形成许多不同的学派。

就其师承关系看，有京师、海南、海西、水户、大阪等朱子学派。

在日本儒学各学派中，朱子学派的势力最大，在幕府政权的保护下，高据官学地位，统治日本思想界260多年。

京师朱子学派以藤原惺窝、林罗山等人为代表，简称京学。

藤原惺窝（1561--1615年）是日本朱子学最早的开创者。

原为禅僧的藤原惺窝脱离佛门，转向儒学并蓄发还俗，是日本儒学走向独立的象征性事件。

他与朝鲜朱子学者金诚一、许箴之、姜沆等人进行过学术交流。

因笃信朱子学，遂依程朱学说注解全部“四书”、“五经”，成《四书五经倭训》，鲜明地区别于当时明经博士家的新旧注折衷。

藤原惺窝对佛教采取批判态度，尊信朱熹性理学，主张理本论。

他认为“理”先于天地而存在，为万事万物之本；理与性名异而实一，“此理在天，未赋于物曰天道。

此理其于人心，未应于事曰性，性亦理也”（《续惺窝文集》卷一）。

他对朱熹的“理一分殊”予以格外强调，认为只讲“理一”，不讲“分殊”，就会流于释墨，藉“理一分殊”对封建等级结构的合理性加以论证，他论述的重点在伦理学，往往把“理”解释为伦理道德的“道理”、“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