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生殿与桃花扇的爱情异同

“情”与“臣忠子孝”

———《长生殿》与《桃花扇》的思想意蕴比较

摘要:在清初的剧坛上,《长生殿》和《桃花扇》堪称是两颗璀璨的“艺术之星”,一时大江南北,人人争唱洪和孔尚任的作品。这两部戏曲作品均将“情”与“臣忠子孝”巧妙结合,但所要传达的思想意蕴却有不同。《长生殿》中主要表现“至情”的悲剧性呼号,而《桃花扇》则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体现了“臣忠子孝”的重要性。

关键词:《长生殿》《桃花扇》情臣忠子孝

在清初的剧作舞台上,洪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成就最高,这两部戏曲均突破了以往爱情传统题材中才子佳人的模式,创新性地将爱情放到现实社会背景之中。洪的《长生殿》取材于人们非常熟知的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故事,作者借爱情之口,抒发了政治的兴衰之感。孔尚任的《桃花扇》取材于南明王朝的历史,借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悲欢离合之情,抒发了对南明的亡国之恨。这两部作品表面上看来都是以爱情为主题的剧目,但实际上有着很深的政治寓意,我们从开场唱词中就可以看出:

【南吕引子·满江红】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 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万里何愁南共北,两心那论生和死。笑人间儿女怅缘悭,无情耳。感金石, 回天地。昭白日, 垂青史。看臣忠子孝,总由情至。先圣不曾删郑、卫,吾侪取义翻宫、徵。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引自《长生殿》第一出《传概》

【蝶恋花】古董先生谁似我? 非玉非铜,满面包浆裹。剩魄残魂无伴伙,时人指笑何须躲。旧恨填胸一笔抹,遇酒逢歌,随处留皆可。子孝臣忠万事妥,休思更吃人参果。

———引自《桃花扇》试一出《先声》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两部戏曲的开场唱词中都提到了“臣忠子孝(子孝臣忠) ”的字眼,“臣忠子孝”是儒家道德和忠君思想的核心,这就明确地将男女爱情与政治斗争、国家兴衰紧密联系起来。两部剧虽均涉及男女离合之情和历史兴亡之感,但在“情”与“子孝臣忠”的轻重上各有不同,笔者将从悲剧意义、女主人公形象塑造和叙述方式三个方面对其进行比较: 一、“爱情悲剧”与“政治悲剧”

《长生殿》和《桃花扇》都被有幸选入了王季思先生组织编选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虽然都是古典悲剧,但二者的悲剧意义是不同的。《长生殿》是一部令人同情的爱情悲剧,李隆基和杨贵妃的悲剧是由于地位、道德等本身合理的力量与主人公的情感需要发生冲突而造成的。李隆基作为封建社会的帝王,是“臣忠子孝”的最大获益者,但这一独特的身份地位也有其无法克服的缺陷。皇帝的爱情生活的本身就是政治,也就是说,李隆基和杨贵妃既是爱情的承担者,又是政权的主宰者,与社稷安危密不可分。唐明皇为了表达对杨贵妃的宠爱,重用杨氏一门,还命人快马从岭南运送贵妃喜啖的荔枝,即使踏坏了田地、撞死了人命也在所不惜。杨贵妃为了长久独享唐明皇的宠爱,不惜用手段排挤梅妃⋯⋯换句话说,他们之间的爱情是以损害他人甚至国家利益为代价的。他们之间的爱情本无可指责,但身居高位所享有的权力却让这段真情不容于“臣忠子孝”的社会,李隆基的“至情”是不道德不负责任的,也就意味着给国家和臣民百姓带来危害,从而“乐极生悲”,引来安史之乱“祸败”,招致马嵬之变的生死离别。马嵬之变是“情”和“臣忠子孝”矛盾冲突的高潮,唐明皇的“至情”和将士们的“臣忠子孝”意识将《埋玉》一出推到了戏剧的至高点。在六军不发的压力下,唐明皇在“情”中犹豫不决,杨贵妃在“臣忠子孝”的氛围中自缢,此情此景,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出两人那难能可贵的爱情, 如此真挚, 又是如此深邃。戏剧的上半出让李隆基和杨贵妃经历了“情”与“臣忠子孝”的冲突选择,而在戏剧的后半出主要是对情的歌颂。安史之乱中的马嵬之变,使李隆基和杨贵妃经历生离死别,此后李隆基便陷于无尽思念的痛苦之中,这证明了他们的密誓的真诚,并因此而感动仙界,最后重得“团圆”。这个帝王之家所罕有的帝王与妃子,的确成了“恩情美满,地久天长”的夫妻。①唐明皇为情舍弃至高无上的帝位和政治责任,

证明了“情”之伟大,足以超越一切。尽管戏剧的发展是在安史之乱的宏大历史背景下,但悲剧中心是男女主人公的情感所受到的创伤,还属于以情感为主体的悲剧。正如开篇【南宫引子·满江红】所云:“看臣忠子孝,总由情至”,突出了这个“情”字,正是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情,间接让唐明皇误重用杨国忠,以致酿成国难。他们的爱情是带有作茧自缚、自食恶果性质的。虽然李隆基和杨贵妃在现实的情节上不能拥有圆满的结局,但作者刻意让两人在仙界里重逢,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全剧的悲剧气氛。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是由一系列继发的巧合事件引发的,也就是说,如果李隆基不是当朝的皇上,杨贵妃不是皇上的宠妃,两个人只是一对普通的平凡夫妻,那么悲剧就不会产生了。《长生殿》的悲剧还是人的悲剧,是人的“情”触动了封建等级社会中“臣忠子孝”的底线,从而导致了这出爱情悲剧的发生。

《桃花扇》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政治悲剧,侯方域是复社名士,李香君是秦淮名妓,其实这种风流名士与青楼女子的爱情故事在我国传统的文学中屡见不鲜,但在此前的文学作品中,不管是喜剧还是悲剧,都是以人作为选择主体,而《桃花扇》中这对鸳鸯的爱情却是建立在“臣忠子孝”的政治基础之上,最后被国难淹没。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情,除了在才华容貌基础上生出的相互倾慕,还有一定的政治上志同道合的促进。香君倾慕复社文人们的进步政治倾向,侯方域惊喜于李香君严词拒绝奸佞小人阮大铖的助奁的义举,共同的政治观点,让两人的爱情更加牢固。在《桃花扇》中,尽管有奸佞阮大铖、马士英对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种种迫害,但事实上二人的情感结合发展所遇到的挫折远远不是灾难性的,也虽有《拒媒》、《守楼》等出目,让读者为其两人的爱情发展而担心,但导致最后二人斩断情丝披发入山的主要原因还是政治上的失意, 即南明王朝的覆亡。《桃花扇》是社会政治悲剧,戏剧中的具体的悲剧冲突是第十二出《辞院》,但这个具体的戏剧冲突实际上只是一个大的悲剧背景中激起的小小浪花,总的悲剧气氛早在故事发端之前就已产生,到故事结束之后,即两人双双出家,悲剧感仍没有消失,这个悲剧背景就是明朝从衰败到灭亡的历史过程。在“臣忠子孝”不可能实现的大背景下,产生了《桃花扇》这样一部悲剧,使人物的痛苦和悲剧性命运成为无可避免的必然。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情无法超越“臣忠子孝”的束缚,历经千辛万苦,两人终于重逢,还来不及诉尽相思之情,就被张道士的话“啊呸! 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第四十出《入道》) ,而顿悟分开。“臣忠子孝”已不能,“情”又何存? 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悲剧是爱情悲剧,更是一部政治悲剧。戏剧中的悲剧事件不是局部的、偶发的巧合事件,而成为整体社会悲剧的一个聚焦点。正如王国维所说,《桃花扇》所写悲剧的性质是屈于“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②。也就是说,是“臣忠子孝”不复存在的大背景酿成了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悲剧命运。正如开场《先声》中老赞礼的话:“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承受这一悲剧命运的主人公不是哪一个确切的人,而是整个社会———从君主、大臣、将军到文弱书生甚至市井小民,无人能幸免。

总之,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必须要摒弃政治脂粉的雕琢才能得到升华,他们的悲剧是由于帝王的特定身份而造成的爱情悲剧;而侯方域和李香君之爱却要粘附政治的金粉更显其绚丽,在爱情的光环下,他们的政治悲剧色彩才更加鲜艳。

二、“情痴”与“政治女子”

《长生殿》中的杨玉环和《桃花扇》中的李香君都是有情有义且多才多艺的女子,她们两个有着天壤之别的身份地位,一个是“三千宠爱于一身”的高高在上的贵妃,一个是命运如浮萍的身份低下的歌妓,她们身上都有着与身份地位不相称的政治觉悟。杨玉环是当朝皇上的宠妃,她不喜欢政治争斗,也不愿意过问政治是非,她的政治觉悟是比较低的。她只担心唐明皇的移情别恋,甚至情痴而妒,她是当之无愧的“情痴”。当她得知唐明皇与虢国夫人有暧昧举动,就明确表示不满,以致惹恼了唐明皇,被撵回了丞相府,此时的她“乍出宫门,未定惊魂,渍愁妆满面啼痕。其间心事,多少难论。但惜芳容,怜薄命,忆深思”(第八出《献发》) ;当唐明皇宠幸了梅妃之后,她又是“一夜无眠乱愁搅”(第十一出《絮词》) ,因爱而魂丢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