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皇权相权之争

一、演变过程
在中国古代皇权与相权的发展变化中，不同朝代有着各自的特点。秦朝始建帝制，皇权正式产生，同时，设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三公，丞相总领百官、协助皇帝处理政务，以丞相作为中央行政体制的首脑。皇权主要包括立法权、最高司法权、最高军事权、行政中的最后决断权和对中央、地方官员执行政务情况的考察权。丞相则具有主持朝议、封驳诏书、对上谏诤、对下诛罚等权力。而自秦以前，便有类似丞相的官职出现。“西周中央政府在周王以下设有辅弼大臣，传说三公，即太守太傅太保为最高辅佐官员。到西周晚期，官僚机构的权力开始集中于一人，出现《周礼》中所说的天官冢宰这种百官之长的职位与人物，这已类似于秦汉时期的丞相”[1]。秦汉时期的宰相制度经历从丞相制到三公宰相制再到尚书台的演变过程，这一演变过程正是皇权与相权之间矛盾斗争的产物。刘邦建西汉后，汉承秦制。西汉初年，内忧外患的局势使相权上升，丞相位尊权大，职权有：与皇帝共商国是，谏诤皇帝、总领百官奏事、考核与选用官吏、奏行封赏与执行诛罚、主管郡国上计等等。可见此时的丞相深受君主信任。至汉武帝，诸侯王割据和匈奴的威胁等内忧外患解决，经济发展繁荣，皇权显著上升。汉武帝开始贬低宰相实行中外朝制架空相权，揭开汉代宰相改革的序幕。汉成帝用三公宰相制代替丞相制，三公共同担任相职分别直接对皇帝负责起到分散相权的作用。东汉光武帝鉴于西汉末年皇权衰落、大臣擅权的混乱局面，在行政制度上虽然仍旧设置三公（司徒、司空、太尉）担任宰相的职务，但采用汉武帝重用内朝官员的办法，加重尚书的职权，扩大尚书的机构，并正式称为尚书台，下设六曹。这使宰相权力削弱，皇权加强。在东汉尚书台的基础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朝政基本上由世家大族和权臣所把持，皇权受到的制约比较大，只是处于相对专制的阶段，而相权也往往出现权随人移的现象。
关键词：皇权；相权；制衡
中图分类号：k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161-02
在中国古代政治发展中，始终伴随皇权与相权的此消彼长。宰相被看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然在不同的朝代，相的权力有着很大的区别。总体趋势是，皇权不断加强而相权不断被削弱。皇权作为君主生而有之的权力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在世袭制中，君主可能并不具备帝王之才却生而有帝王之权，由于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中皇权的至高无上性，不受约束的皇权所带来的后果是难以想象的。同时皇权存在着一定的依赖性，皇权的有效运行需要官僚机器的支撑，皇权的合法性需要士大夫阶层的肯定确认。而且君主个人能力的有限性，皇权的至高无上性都需要另一种权力的辅佐制约。因此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中，官僚制度是其重要一环，相权便是官僚制度的核心。皇权与相权存在体制上的矛盾。在不同朝代，皇权与相权的关系有着差异，皇权与相权有着一个平衡点，皇权相权相互制约各司其职，共同维护社会稳定国家有序运行。
从曹魏开始，相继出现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以分割相权，但三省分工、运行机制尚未明确。至隋唐时期，中央行政管理体制正式确立了三省六部制，以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三省长官共为宰相。尚书掌执行、中书司造命、门下职封驳。三省既相互制衡又相互合作补充，实现君权对相权的分割与控制。使封建官僚机构形成完整严密的体系，这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行政效率，加强中央的统治力量，但同时，又容易互相推诿责任，影响行政效率。五代十国时期，是由隋唐三省六部制向宋代二府三司制的过渡时期。两宋时期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得以强化的时代，皇权高度发展，相权进一步遭到削弱。宋代实行二府三司制。二府，即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另设独立执掌全国财政的三司使。宋代宰相制度是一种集体宰相制度。宋初设立中书门下作为最高行政机构，最高长官行使宰相职权，这就造成了宰相权力过大，皇权被削弱的状况，为了制约宰相，宋朝后来又增设参知政事、枢密使和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行政、军事和财政的权力。不同于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决策程序上的分权体制，宋朝的二府三司制是在皇帝直接控制最后决策权的前提下形成的二府三司分类进行行政管理的格局。宋朝时期的二府三司制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皇权，但是同时由于分得过细，使宋朝时期机构冗杂，财政负担沉重，留下“积贫积弱”的祸根。宋太祖、太宗经过一系列的改革，直接控制了地方官员的任免，还把各州郡的行政权、财权、司法权全面集中到中央，空前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浅析中国古代皇权相权之争
摘要：在中国古代政治与行政演进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两条主线。专制主义的性质和官僚制度的特征共同决定了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不可避免。皇权与相权的相互制约会形成一个内在平衡，一旦平衡打破，行政的运行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而与此同时皇权加强，相权削弱又是趋势。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讲，中国古代专制统治的崩溃也是必然。
至金元时期，中央行政管理体制是一省六部制。元朝的相权相较于宋来说有所加强，这跟元游牧民族统治不无关联。“蒙古人曾试图将新臣民并入传统的蒙古部劝告，建立了与前统治者基本相同的行政机构。同时他们还能保持自身特点。”[2]因此元朝的中央行政体制为，在中央，用单独的一个中书省取代唐代的三省以及宋代的二府，并且这个机构直接管理地方的各个行省，军政大权完全归中书省掌控并且由其长官丞相完全负责，六部是中书省下分掌政务的职能机构。到了明初，元太祖沿袭元制，中书省为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宰相机构，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并不十分明显。自朱元璋以叛变罪杀胡惟庸，罢中书省，废宰相，正式废除了宰相制度，皇权得到空前加强。后朱元璋仿宋制设置内阁大学士，明朝内阁制度萌芽。永乐年间，内阁结构基本稳定下来自此再未中断，内阁参与政务充当皇帝顾问。明废宰相制度后出现了许多无权相之名却又权相之实的内阁首辅，但毕竟“师出无名”没有制度上的保障。内阁首辅的权力受制于皇权，随皇帝信任程度的不同而变化，十分不稳定，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专制皇权的高度发展。清初仿照明朝旧制，以内阁作为国家行政的中枢，以内阁大士为宰相，由满汉大员充任，同时还存在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大臣会议，二者共参国政。清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掌握军国大计；康熙时期又倚重南书房，分夺了内阁的部分职权；雍正时期建立军机处后，内阁大学士有的充任军机大臣，内阁成为只办理例行政务的事务性机构。从清初，掌有实权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康熙时期设立南书房再到雍正建立军机处，皇权一步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