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中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命运

鲁迅小说中女性知识分子的命运
本文着重阐述《伤逝》中的子君形象，歌颂了她是一位具有反抗叛逆精神的新女性。

论述了子君在争得自由的婚姻以后，仍未摆脱悲剧命运。

但作品更深刻揭示了她作为中国知识女性的悲剧根源，分析了子君爱情悲剧的本质原因：（1）黑暗社会。

旧社会的恶势力压迫是制造悲剧的刽子手。

（2）经济压力。

经济上不独立，妇女解放必是空洞无力的口号。

（3）理想狭隘。

他们缺乏个性解放的远大理想信念和自由平等的共同奋斗思想。

（4）性格冲突。

涓生是语言中的巨人，行动里的矮子；子君存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时代通病。

（5）爱情热量消退。

可见，造成《伤逝》爱情悲剧的原因是复杂的，是由多方面的矛盾交互作用造成的。

从客观上表明，民主青年必须去争取生存权，才能有个人的生路，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关键词：
鲁迅小说女性知识分子命运
正文：
鲁迅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塑造极为成功。

鲁迅先生塑造的是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女性，但他并没有一般地写中国女性的逆来顺受、任人宰割，也没有只是写她们所受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而是着重深刻揭示封建势力所形成的严酷的社会环境对她们似无形而又强大的威压，特别是着重剖析了她们灵魂深层的病苦，精神束缚、心灵障碍和思想局限。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鲁迅先生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家卓越的才华和创新精神，以及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高度的敏感和探索精神。

《伤逝》中的主人公子君，是鲁迅小说中唯一的一个女性知识分子形象，是受过“五四”精神洗礼的新女性，有着民主主义思想，要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

她敢纯真热烈而大胆地去爱自己所爱的人，她无畏于路人的“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无畏地、目不斜视地、骄傲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与她所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社会现实环境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抗争。

并且分明地，紧决地，觉静地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她为中国妇女喊出了几千年来未曾喊出的一句话！这是作为男子附属品的中国妇女的觉醒的呼声，闪着耀眼的思想信念光芒；这是五四时代的声音，具有震撼人的灵魂的伟力。

就连思想较子君更为成熟的涓生听了，也有“说
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的那样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到辉煌的曙色的。

”这种大无畏的反抗叛逆精神，使她冲出了封建专制家庭。

这种杀向封建礼教的反抗叛逆精神，为当时千百万姐妹做出了榜样，确实值得热情歌颂。

这是具有五四时代特征和自觉意志的反抗斗争，意义深远，犹如旗帜，指明了斗争方向；犹如号角，奏响了反封建的强音。

子君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

“否则，作为一个封建家庭的女子，且处于在封建传统势力十二万分强大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上，她便不可能毅然与封建家庭决裂，便不可能不畏世人讥笑蔑视，断然与涓生实现新的结合。

” 但这只是一个侧面、一个性格的表层。

我们先来分析鲁迅对子君的遣词用字吧。

子君是在一大段沉闷压抑的环境描写之后登场的。

首先是声音，“在久待的焦燥中”，听到了“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这“清响”在灰暗沉重的气氛中抖落出一条光亮来，给人一股清新的振奋的气息，这自然不是一个旧人，而是给涓生、也是给鲁迅带来亮色的新人。

接下去，子君亮相了：
……于是就看见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

她又带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来，使我看见，还有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
这分明是一个多么柔弱的新女性啊！请注意这几个词：“苍白”、“瘦”、“半枯”、“新叶”、“紫白”、让人既感到了初春，又想到寒秋；想起了生命的新绿，又体味了力量的弱小。

鲁迅十分微妙细腻的描写，勾画了一个如此复杂的女性，这就是子君，她属于新的知识分子，却更是一个中国女性！她既有现代的追求，但同时又不能不背上沉重的传统精神包袱。

子君是新的、现代的。

她乘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思想的时代风云，驰骋于反封建礼教的疆场上。

她与涓生自由结合了，但又很快分开了，最后以子君的牺牲结束了这场悲剧。

尽管子君有追求个人宁静和幸福生活弱点，有不切实际幻想的毛病，还有满足眼前幸福、无远大理想的缺点，但子君始终是一个幼稚、天真、纯洁、可爱而庄美的妇女形象。

她既有新女性的大胆泼辣、豪情满怀的美，也有中国妇女端庄、稳重、落落大方的美。

在子君的深层意向中，又何尝不是以爱自己的丈夫、为家庭生活的快乐和睦为自
己的根本追求呢！当新婚的热烈已过，涓生已经感到“爱情须时时更新”的必要时，子君却已经相当满足，她对丈夫是百依百顺：“我们在会馆时，还偶有议论的冲突和意思的误会，自从到吉兆胡同以来，连一点也没有了”；她只需要“永远是这样的安宁和幸福”，于是，“竟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她也曾因为与小官太太的“油鸡事件”而“包藏着不快活的颜色”，但如果是涓生偶有对她发出的关怀没有接受的时候，她的神色，竟“有点凄然”，这不禁让人想起一句偏激的话：“女人只要不爱了或不被爱时便烦闷”。

这时我们才感到，子君将那条爱狗唤名“阿随”，并与之感情笃深、息息相通是有深意的。

随者，依顺也。

这时我们也才理解了，当涓生正式提出分手时，子君那奇特的目光：
……眼里也发出了稚气闪闪的光泽。

这眼光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渴中寻求着慈爱的母亲……
“这是真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

”“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她的凄苦、无聊和冰冷，寻其主观原因，决不会有人怀疑是爱情转移，而是她“个性解放”的思想武器，“个人奋斗”的反抗方式，这时已失去了在反对封建礼教、争取婚姻自由斗争中的威力，显出了“恋爱至上”的欺骗性，即在婚后如果不给爱情注入新的理想和活力，幸福的家庭就会变成理想的坟墓，原来充满理想的爱情，也就会一变而成为丧失理想的同居。

是的，子君已经越来越深地陷入了自己“天性”的事业中，用她的全部身心、全部感情。

这时，使她“变得很怯懦”的是家庭生活的困厄，使涓生婚后最后一次“似乎”感到她的“深忍崛强的精神”的时候，也只是家庭生活有了一线希望。

同时，过于繁复单调的生活使子君失去了先前的活力，在某些时候也出现了中国妇女的感情麻木状态：“子君又没有先前那么幽静、善于体贴了，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筷，使人不能安心做事。

”这种情感麻木深深地冻结了作为新青年所必然具有的一些现代情感。

这时候，她不仅只把爱丈夫作为自己的唯一生活理想，而且对丈夫的“爱”也逐渐走向了一个单一的方面——对丈夫饮食的操劳。

所以新婚时涓生还能从子君“温习”旧日情感中获得一种温暖，后来逐渐便为这种永远无休止的“吃”而烦腻了。

涓生对子君的感觉最后只剩下了“每
日‘川流不息’的吃饭”，“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

于是，在感情上，甚至“自觉了我在这里的位置，不过是叭儿狗和油鸡之间”，这话是真的。

婚姻使“幻象”消失，涓生的失望是相当大的。

于是他感叹道：“人是多么容易改变啊！”子君从追求爱到依附爱，从温习爱到失去爱。

她把爱当作力量的源泉；她把爱看做最后的归宿，她蜷缩在“幸福”小家庭中，为爱忙碌，倾注着全力；她把爱的失去看做生命的终结。

失去爱的子君没有“无须顾虑，勇往直前”。

事实上，她也找到不出路，只有等待浓重的黑暗吞噬。

细思《伤逝》的悲剧根源是多方面的：
一、黑暗社会。

《伤逝》中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根源来自整个黑暗的社会制度。

在他们这个自由恋爱结合的小家庭里，子君不可避免地是涓生的附属品。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广大妇女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深受政权、神权、夫权、族权的捆缚，比一般受压迫的男子的命运更加悲惨。

从社会性地位上来说，他们只是“非”人的男子的奴隶和傀儡。

子君的命运也不例外，她从封建家庭走出来，进入的是另一个成天吃饭而操劳的家庭，在地位上、经济上不能不依靠于这个家庭的男子，并未获得独立的人格的权力，实现彻底的个性解放。

魏绍馨在其《伤逝——悲壮动人的诗篇》中认为，子君和涓生悲剧命运的罪魁祸首是黑暗的旧社会。

他指出：“如果只从道德的角度去分析和寻求这场社会悲剧的原因，是无法深刻说明问题的”。

涓生并没有用对子君的抛弃换来个人的荣华富贵。

他同样走的是一条悲剧的道路，享受的是醒来之后找不到出路的痛苦。

如果他们不分离，而是同心同力“携手共行”，也未必有更好的结果。

1934年春，上海申报馆英文翻译员秦理斋病死，其妻龚尹霞因经济的压迫、旧礼教的制裁而带子女一起自杀。

一些评论家批判的却不是逼迫秦理斋夫人自杀的旧社会，而是自杀者本人。

对此，鲁迅指出：“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

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

” 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是时代悲剧，是旧的社会制度造成的。

从作品所描写的实际看，如果没有凶残的封建势力对他们的迫害（使涓生失业），就不会造成涓生和子
君的分离。

作品表明，制造这个爱情悲剧的刽子手是旧社会旧势力，这是涓生和子君爱情悲剧产生的客观原因，也可以说是这个爱情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

用鲁迅自己的话说：“这里的爱姑，本来也富有反抗性，是能够斗几下的；可是和《伤逝》里的子君那样，还没有长大，就被黑暗社会的恶势力压坏了。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是黑暗社会的恶势力压迫的结果。

二、经济压力。

鲁迅曾不无感慨地说：“钱——高雅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

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妇女要解放，第一在家要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

”●子君，涓生苦苦争来的“自由”，不正是被“钱”所卖掉的吗？作品对此有极为生动的揭示：涓生被解职了，子君又没有别的经济收入，美好的憧憬、爱情的欢怡，虽然都不当饭吃，实在没办法时，子君“卖掉了她唯一的金镯子和耳环”，饲养的小油鸡也杀掉当做“鲜肥”的美餐，其实油鸡“都很瘦”，而相伴多日的阿随也放逐了……
然而，所有这些应急措施都无于济事的。

面对生活的艰辛，涓生悟出了问题的症结：因为“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

原来，他们的悲剧就在于把个性解放、婚姻自主、恋爱自由建立在沙滩上，只有易卜生、泰戈尔的精神鼓舞而没有生活所必须的经济作保证。

是的，个人解放离不开经济独立，鲁迅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的论述过程是这样的：“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的好名目，都是空话……必须地位同等到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

”❍鲁迅先生意思很明白，经济权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实现社会地位平等的手段。

而我们已经知道，社会地位的平等是实现心理平衡、个性解放的关键。

我们知道，在社会的物质生活没有达到极大的丰富之前，繁重的家务劳动是任何一个家庭不可避免的，而妇女经济不独立，则这种劳动又全部压在妇女身上。

我们可以把子君想得高尚些，让她继续与涓生谈论某些大作家，但在谈论了以后，他们仍要吃喝住行，仍要过实际的生活，而这生活的经济又从哪里来呢？子君所处的社会，并不给妇女以谋生的权利，在当时涓生尚且要失业，何况子君呢。

子君的命运，是未解放妇女的共
同命运。

妇女要真正获得人格的独立和个性的解放，争得做人的权利，就必须有不依附于男子的自主权——经济上的自主权，即独立的经济地位。

恩格斯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
三、理想狭隘。

涓生和子君缺乏远大的理想信念和共同奋斗的思想，因而导致悲剧。

他们结合的思想基础是个性解放、爱情至上，他们的爱情悲剧宣告了这一武器的破产。

“最大的悲剧真实却是，他们都被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空中楼阁所欺骗，是那些虚幻的信条践踏了一个纯真少女的爱，而当这一切在黑暗的重压下成为虚空时，涓生自己也丧失了把子君引向新的生路的理想和信念。

如果我们把他的全部生活内容只缩小到爱情这一点上，单单寻求个人幸福，那么生活必将给他残酷的惩罚。

”☐涓生和子君就只是争取自身的自由与幸福，他们只能是悲剧的结局。

在鲁迅看来，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搬来的个性解放的思想武器，在古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里，并不是医治社会弊端的一贴良药。

以个性主义为目标的个人奋斗，是经不起如磬的黑暗势力的轻轻一击的，结局是子君以自己的毁灭证明了她以全部执着的个性主义道路的诞妄。

子君和涓生的悲剧是信奉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虚伪口号的必然结局。

如果仅仅以个人性爱自由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是得不到个人自由幸福的。

涓生和子君的悲剧是子君缺乏个性解放与自由平等思想所致。

如果他们两人思想上始终一致，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而同心同德，互相支持，共同奋斗，象开初争取婚姻自由一样，则不管失业的打击怎样沉重，经济如何拮据，都破坏不了他们的爱情，他们可以演出别的悲剧，却不会演出爱情悲剧。

正相反，这只能巩固和加强他们的爱情，坚定他们为共同理想而奋斗到底的决心。

正如涓生自己所言：“外来的打击其实倒是振作了我们的新精神。

”子君的悲剧并不因为她信奉了民主主义，恰恰相反，是因为她缺乏充分的、坚定的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的思想、缺乏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

自我压缩的人格也进一步麻木了子君的情感。

她把生活中的一切忧虑不快，都默默地压在自己的心中，每当涓生发现她脸色不对时，她总是说：“没有什么，——什么也没有。

”“即使在坐中给看一点怒色，她总是不改变，仍然毫无感触似的大嚼起来。

”自
我的压缩必然带来对自我原有生活状态的固着，对感情敏锐感觉的磨蚀。

加之对丈夫的无条件依赖顺从，她实质上已不可能真正思考丈夫对于改变生活的提醒：我拣了一机会，将这些道德暗示她；她领会似地点头，然而看她后来的情形，她是没有懂，或者并不相信。

没有向外发展的自我意识，把自己所有的价值都附托在别人身上，使子君从来没有想到在“冷冰冰的家庭”中如娜拉般出走。

传统的“从一而终”的伦理观念最终控制着她，她也不可能接受这种新的道德观：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么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归根结蒂，子君“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还是一个空虚，而对这空虚却并未自觉”，甚至她初恋时的果敢，也“是因为爱”。

四、性格冲突。

在关注悲剧产生的时代环境的外因时，还必须深入到主人公的灵魂，窥视造成他们爱情悲剧的内因。

涓生是怯懦的、自私的、浮躁的，是语言中的巨人，行动里的矮子。

他深刻有余而淳朴单纯不足，怯懦有余而大胆不足。

他的所谓“新的希望只在于我们的分离”，不过是想在精神上抛弃子君而又要包裹上“真实”的一个借口。

明明是他更怯弱，却责怪子君怯弱；明明是他遗弃了子君，却把责任全部推卸给子君。

子君始终是一个幼稚、天真、可爱而又美丽的妇女形象，鲁迅是特别强调地描绘了她的稚气、忠实和惹人爱怜的性格特征，涓生应该给她以帮助和引导却没能。

如果子君能够获得新的理想的启示，也同样能够产生新的坚强和勇敢的行动。

涓生在感到内外矛盾交困而无力解决时，认为是子君捶住了他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

”所以对子君宣布“我已经不爱你了”。

自私地希望她走，残忍地想到她死，自己就可以轻如浮云地高飞远走。

涓生这种卑怯的心理使他在最艰苦的关头失掉了应有的理智，抛掉了共患难的伴侣。

正如鲁迅所言：“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怒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什么呢？”
子君也存在当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时代通病，以为有了精神就有了一切。

加之子君毕竟是旧的生活所养成，身上难于脱却传统文化的负累。

她鄙视世俗，却也因为要
满足传统所赋予的小小的虚荣心，不惜跟房东太太暗斗起来。

是的，反传统又被传统所累，“被虐待的儿媳做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

”❑子君接受一点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的思想是不自觉的，而且非常肤浅、朦胧。

她的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是当时新思潮影响的结果。

她没有深究和理解新思想的兴趣。

她追求的只是爱，她并没有当时站在时代前列的新女性所具有的高度革命觉悟、革命胸怀和革命品格。

她为个人的一点小胜利而满足，脱离社会斗争，甘心处于“家庭奴隶”的地位。

她愚昧无知、庸俗卑微，把家务看成是她对人生应尽的唯一的义务。

子君在怎样走人生的路这个根本问题上，却还紧紧地被封建观念束缚着，并没有树立起新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人生观，并没有同一切封建的旧思想、旧观念、旧习惯彻底决裂，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

当她沉醉于爱情暂时的“安宁和幸福”的时刻，封建势力的阴云却铺天盖地地向她压来，她终于在“无爱的人间死灭了”。

由此可见，子君爱情得而复失含恨而逝的悲剧也是她性格发展的必然。

五、爱情热量的消退。

如果以为涓生与子君只要具有彻底的个性解放思想，就能避免爱情悲剧的发生，这就是忘记了中国历史的根本特点。

二十世际二十年代的中国，个性解放已不能和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取得一致。

真正能将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是共产主义宇宙观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并不是以个人主义宇宙观为指导的个性解放思想。

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的狭小短浅的社会理想决定他们必然走向悲剧结局。

涓生和子君是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牺牲品。

如果他们具有更加广大的生活理想，把自由结合作为并肩奋斗的新起点，面对沉重的社会经济压力，就有可能激起新的力量，而爱情的花朵也会重新获得滋润。

不能设想，只要始终保持小康生活，涓生、子君的爱情之树就得以长青！不能设想，只要涓生失业之后又顺利地从翻译的稿费中获得生活的保证，他们的爱情之树就可以重新闪光发亮！早在五十年代，冯雪峰就深刻地指出：“从他们的爱情说，即使没有社会的压迫和涓生失业的打击。

他们也一定会相互失望和感到空虚的”。

❒他们的爱情悲剧不是“棒打鸳鸯两分飞”，男女主人公始终不渝，情坚如旧，只是由于来自客
观的压力使他们生离或死别，而突出表现为爱情热力的降低与消散，悲剧实质并不在于涓生是否把“不爱的真实”告诉子君。

即使涓生一直不说出这个“真实”，即使两人继续没有爱情的同居，也不能改变这种爱情悲剧的实质。

这一爱情悲剧是爱情的破裂与消散的结果。

离异是悲剧，继续同居也仍然是悲剧，“即使涓生不离开子君，独自地忍受痛苦，也无论如何还会改变这场悲剧的存在和性质”。

因为“到头来子君也会感到没有对方的爱的婚姻维持的痛苦”。

恋爱的双方应当对对方的缺点采取谅解和热情帮助的态度。

他们的“主我”“重个人”，使小家庭成为无法沟通与社会的关系的孤独存在，从而无力抗拒封建势力反扑过来的迫害。

他们以自己的孤独为强大，但无力挣脱封建势力拉紧了的风帆，他们以精神反叛为第一要义，但当生路断绝时生活无以为继。

他们张起了个性的风帆，却没能驶达理想的彼岸，在社会的惊涛骇浪中既不能携手拼搏，也不能自救。

但造成《伤逝》爱情悲剧的原因本来是复杂的，是由多方面的矛盾交互作用造成的。

爱情悲剧过去常见，今亦有之，将来未必杜绝。

鲁迅先生成功地塑造子君这一“五四”时期的新女性，不是为了歌颂自由婚姻的胜利，也不只在于控诉封建顽固势力残害民主青年的罪行，而更主要的还在于启示人们，要想求得婚姻自由、生活幸福靠个人奋斗是行不通的，必须去探索一条新的生路。

当时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已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了怀疑情绪，虽然鲁迅在主观上没有能够指出民主青年应该走什么样的新路，子君的形象在客观上却揭示出，民主青年必须去争取生存权，即经济权、政治权、参加推翻封建势力，即推翻封建政权的斗争，才能有个人的生路。

子君的死，最真切地告诉我们，妇女解放不能仅仅着眼于个人的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如果不去变革那压抑人性，阻碍妇女婚姻自由的不合理社会制度、社会环境、妇女的解放必然只是一句空洞无力的口号。

如鲁迅所言：“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

”
鲁迅对子君这一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所表示出的思想内含，是深邃地开掘出她们灵魂、思想的被束缚、被局限的惨状。

在没有人唤醒她们彻底摆脱这种思想的束缚、局限时，她们也就没有参加改变自己悲惨命运的革命斗争的可能性。

这就启示人们，必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