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的多元主义自由观及其困境

摘要：理性主义一元论认为，人文科学问题与自然科学一样只存在唯一正确答案；对正确答案之外的所有认识，不仅不能宽容，而且要坚决消除。

伯林指出理性主义一元论是导致20世纪极权主义不宽容心理的哲学根源。

与理性主义一元论“不宽容”理念正相反对，伯林倡导蕴含宽容精神的多元主义自由观，认为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并非只有一种正确答案，诸答案间不可通约。

伯林的多元主义自由观超越了传统自由主义理论的局限性，但因其深陷于诸价值的冲突之中，而导致“只有有了自由，自由才可能”的理论困境。

关键词：理性主义一元论；多元主义自由观；宽容；不可通约中图分类号：d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4-0049-05以赛亚·伯林是与哈耶克、波普尔、塔尔蒙齐名的当代自由主义复兴运动主将之一，也是观念史研究的创始人之一。

他对两种自由概念——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分及其内涵的重新厘定，已成为自由主义的经典论断。

相比之下，伯林关于多元主义的精深论述在国内法理学界却未能获得足够的重视。

探究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但并非本文论旨所在。

本文将重点阐释伯林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反驳历史决定论等理性主义一元论，倡导客观的价值多元主义的深刻意蕴，阐明伯林多元主义自由观的基本精神，并探讨其内在的理论困境。

一、理性主义一元论：“不宽容”心理的哲学理由生活于20世纪的学者对这个世纪的残暴有着深切的感受与反思。

作为一个犹太人，以赛亚·伯林在对纳粹暴行的反思中提出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著名区分。

在他看来，对“积极自由”的过度追求是导致20世纪极权主义的深刻的思想根源。

他进一步指出，主张积极自由的哲学理由在于理性主义一元论，而对理性主义一元论的信仰导致了一种“不宽容”的心理在当时的社会颇为盛行。

人们不宽容他人、进而剥夺他人自由的心理大致有三种：（1）想在别人身上恣意地主张特权或权力；（2）想把自己的意见武断地强加于人；（3）真诚地相信“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只存在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而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正是这个唯一正确的答案。

在伯林看来，前两种心理是非理性的，因此很容易被人类的理性所消除；而第三种心理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是理性过度发展后导致的“致命的自负”，伯林集中针对它展开了全面的批判。

伯林认为，第三种心理有其浓厚的理性主义哲学基础。

当然，伯林批判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而是极端的理性主义一元论。

伯林认为，理性主义是建立在人类合理的理解力与判断力的基础上的学说，它们大多是人类的智慧与精神成果的体现。

而过度发展的理性主义——理性主义一元论是20世纪人们从追求积极自由走向极权主义的哲学渊薮。

理性主义一元论在历史观上体现为历史决定论。

历史决定论的核心观点即人类历史有不可逆转、不可避免的规律；这种规律决定了人类行为并最终决定了历史发展的方向。

伯林认为形形色色的历史决定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目的论的历史决定论。

这种学说指出一切事物（包括人类）都是为实现某种目的而存在的，一切存在都具有服务于“目的”的相关“功能”，而人类的价值体现为所谓“功能”的载体或“目的实现”的工具。

目的论历史决定论的激烈形式完全否定人类自由的可能，认为人的行为、动机等等都是被其它条件所决定的。

而它较温和的形式承认人能感觉到自由的存在，但这只是没有领悟自己在“目的实现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的人的一种错觉——一种高贵的错觉。

区分“表象”与“实在”是另一类形式的历史决定论。

它们认为在混乱的表象“之外”、“之上”或“背后”，存在一个“无时间性”、“完美和谐”的“超验实在”，“表象”即人类生活的经验世界是对“实在”的反映，最终被“实在”所决定。

“表象”中存在的混乱、矛盾、不和谐在“实在”中最终会达到和谐与统一；而我们感觉到的自由只是“实在”在人心中的投影或幻象。

概言之，历史决定论否定了意志自由的存在，“如果历史决定论的论旨能够成立的话，则意志就没有自由”，人类的自由就只限于尽可能地认清历史发展的方向并顺应其发展规律。

伯林进一步指出，19世纪以来人类对“规律”的依赖被自然科学的空前发展所加强，并由此产生出各种不同的科学主义主张，它们宣称要建立像化学、物理学一样具有高度精确性与可操作性的历史科学、政治科学、经济科学……科学主义强化了人类对所谓“定律与法则”的迷信，为形而上学的决定论戴上了充满诱惑的“真理”的光环。

伯林反驳了历史科学主义者的主张，他认为历史学永远也无法发展成一种物理学或化学意义上的科学。

伯林承认历史存在着我们的理性可以把握的某种规律，但这种规律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定律或法则。

自然科学的规律最主要的特征在于它的可预测性，即由已知的法则或定律可以精确地推断出未知的情况。

但历史学所使用的概念充满了含混性与模糊性；历史陈述中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人的价值取向与主观判断；历史学的推理逻辑缺乏严密性；尤其重要的是，历史学不仅要求异中求同，而且要求同中求异。

以上种种，使得历史学不可能发展为一门精确的科学。

另外，针对当代政治科学主义的滥觞，伯林指出对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在于寻求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也不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关于人类社会模式的唯一答案。

政治哲学是研究人生的目的与意义的哲学，而人类的目的本身是复杂多样的，对人生理想的追求也不可能归结为唯一一种意义。

这就使得人们对不同的价值持不同的评价，而政治哲学正是以“多样性价值”的终极存在为其自身存在的前提。

伯林对历史科学主义、政治科学主义的批判，针对的并非仅限于历史学与政治学本身，它表达了伯林对各种科学主义主张的态度。

这种态度在《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离》中有进一步的体现。

在这篇文章中，伯林追溯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分野的历史渊源，并肯定将二者加以区分的合理性。

伯林反复强调，他并非致力于证明历史决定论、历史科学主义、政治科学主义等决定论是完全错误的，但他尖锐地指出这种古老的学说与我们经验完全背离：历史的发展常常被一些偶然事物所打断而改变方向；生活的经验让我们建立了关于自由的信念，我们确信人类的选择并不能用物理学或生物学所接受的那类因果解释完全说明。

退一步说，“我们可以说服自己我们是系统地被诱惑的”，而认为自由只是一种必要的幻觉，而“所有的行动都是由前在条件决定的，而前在条件又由再前在的条件决定，如此追溯以至无穷”。

伯林指出，这种类似梦魇般说服自己是被完全决定的努力，“是对不可言说者进行言说的努力”，是对一切经验的怀疑。

但人类不可能同时怀疑所有的事物，因此决定论只是人类的一种信念，一种“以牺牲经验为代价的对统一与对称的天真的渴望”。

伯林承认，随着科学的发展与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过去视为“人类自由选择的结果”的事物被越来越多地证明是被决定的。

但他坚信，不论人类被决定的范围扩展到多大，不论人类自由抉择的范围多么狭小，这个范围却总是客观存在的，否则人将不再成其为人。

伯林不是一个完全的意志论者，但他的这种信念，使其自由观染上了浓重的意志论色彩。

在伯林看来，形形色色的决定论虽然主张不一，但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信念，即理性主义一元论。

这种信念认为，（1）不管在自然科学中，还是在人文科学中，所有真正的问题，都有一个且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而所有其它答案都是错误的。

否则，它就只是伪问题。

（2）对一切真正的问题做出解答的方法是可以发现的。

从性质上说，这些方法都是理性主义的，它在所有的领域都具有一致性。

（3）这些答案有着普遍、永恒的正确性，且它们之间不可能存在矛盾。

所有的答案共同构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

理性主义一元论是西方文化的主流传统，它源于人类希望与梦想的本能。

伯林并非全盘地否定一元论，他承认一元论常常是使人类超越自我，走向崇高的坚定信念与力量源泉。

“一元论以及对单一标准的信仰，无论对于理智还是对于情绪，常常被证明是个深刻的满足之源”。

但另一方面，一元论也容易成为不宽容者振振有词的理由：既然在数学上不允许有两个正确答案，为什么在道德政治上应该允许？既然我们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还要容忍谬误的存在呢？因此，我们应该劝说、教育“不正确”的人“改正”，“不自由”的人“自由”；但如果他们执迷不悟的话，我们就应该强迫他们“正确”或“自由”；否则，就是对他们不负责任，或者是我们太懦弱。

这样，一元论者所谓的“拯救人、解放人”，其实质正是“压制人、奴役人”。

这即是由积极自由发展成极权主义的深刻的理论渊源，它也是伯林所揭示的“不宽容”理论在哲学上的“正当”理由。

二、客观的价值多元主义：自由与宽容的学说不让他人任意干涉我的理由是什么呢？最基本有两条：（1）我与他人一样，具有平等的人格与地位；（2）由（1）可以推导出我具有与他人同等的正当权利。

这即是宽容概念的要义所在，“宽容中隐含着平等与权利两项价值”。

主张宽容是伯林自由观的主要特征。

在伯林看来，宽容并不必然要求尊重他人，它甚至可以是反感、嘲笑或轻视他人。

宽容是一种容忍，而不是谅解；谅解一切可能是无原则的妥协与退让，它是懦弱的表现；而宽容是理性的批评和合理的责难的条件，它为社会共同生活所必需。

宽容是自由这个硬币的另一面：个体的自由，需要他人的宽容；而个体的宽容，也为他人自由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在反驳一元主义的基础上，伯林提出了以多样性与人类追求的价值的冲突性为基础的宽容学说——多元主义。

“多元主义是宽容理想的当代形式或理论完成”，是伯林自由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

主要内容包括：（1）在人们追求终极的“善”或目标之间，总会存在一些冲突，对于这些冲突，人类缺少一个共通的衡量标准来判定其价值的高低，以做出唯一正确的取舍。

伯林称这些价值之间是无法通约的。

不可通约性是人类所追求的各种“善”之间具有不可比较的终极多样性。

这种“不可比较的终极多样性”，并非是不完美的标志，也不是出于人类认识（或理性）的不完善，它说明了人类理性在指导人类行动方面并非万能。

我们可以对不可通约的诸“善”进行理性的探讨，但他们的不可通约性是最终的真理。

诸价值具有不可通约性，不是说它们在价值上大略相等，或处于价值比较中的不确定状态，或具有价值判断上的含糊性，而是说种种价值之间虽存在冲突，但不同而并立。

（2）这种冲突状态不仅存在于终极的价值（如和平、正义、秩序等）之间，而且也存在于非终极的价值之间；不仅存在于不同价值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同一价值内部。

（3）不同的文化形式，不同的社会形态产生不同的道德和价值。

这些文化形式或社会形态有些是无法结合的或者是直接冲突的，因此，内含于不同的文化形式或社会形态的善的观念也就无法结合。

如伯林在《马基雅维里的原创性》一文中指出，古典时代的罗马异教徒的生活方式（勇猛善战，主张统治者可以为了“国家理由”任意对待人民）与基督教教徒的生活方式（宽容、仁慈，爱好和平）是无法结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