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教育史讲义10——19世纪主要发达国

外国教育史课程讲义10——19世纪主要发达国家的教育19世纪，英、法、德、俄、美、日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要求教育与之相适应。

这一时期，这些国家涌现出一批反映时代要求的政治家、教育家，他们对教育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当然，由于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不同，教育发展的进程是各有特点的。

第一节英国教育19世纪，英国的教育面临着一些新的社会背景，如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完成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工商业界出现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教育内容和方法的革新；工人运动的发展迫使统治阶级考虑劳动者子女的教育权；新人文主义精神的产生等。

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变化推进了教育的变革。

一、公学改革(一)19世纪初的公学改革公学是英国教育中颇具特色的部分。

准备进公学的学生一般在8岁左右进寄宿预备学校。

13岁左右进公学。

当时预备学校和公学存在着一种“费格”制度，即低年级学生受高年级学生差使，·为高年级学生服务。

通过一年年磨炼，低年级学生逐渐登上级长、舍长或竞赛队长的地位，开始享有服饰、胸章等方面的特权，并可差使低年级学生为自己跑腿服务。

学生忍辱负重，养成坚韧、自信、冷静、可靠的性格特征，成为“公学人”(PublicSchoolMan)。

公学享有较高的社会声誉。

但是，19世纪初，它存在着许多弊端。

在课程上，公学注重古典学科，忽视实用学科。

这种局面是公学承担的使命密切相关的。

英国统治阶级素来重视绅士教育，为此，他们特别注重性格培养，相对来说，忽视实际技能的教育。

经济的发展使这种局面遭到了科学界、工商业界的批评。

在教学方法上，校长、教师往往依靠棍棒维持学校纪律，然而，它有时引起了学生的反抗，如伊顿公学校长基特博士经常对学生实行鞭挞，愤怒的学生砸烂了他的书桌。

因此，许多有识之士对传统的公学制度进行批评。

批评者认为，当时公学只知培养显赫人物，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是暴君就是奴才。

1809年，《爱丁堡评论》(EdinburghReview)率先对公学发起攻击。

批评者认为，当时学校最大弱点是过于拘泥于拉丁文和希腊文，排斥现代学科。

古典学科被看作是培养儿童的唯一学科，这种传统偏见不利于时代的发展。

它认为，教育唯一合适的标准是对未来生活是否有用。

因此，现代历史、实用哲学、地理、年代学、数学应该在学校中有适当的地位。

在沉重的压力下，传统公学开始着手改革，其中，以拉格比公学改革最为著名。

(二)阿诺德与拉格比公学改革1828年12月，阿诺德被任命为拉格比公学校长。

他在1828—1842年任校长期间，对拉格比公学进行了颇富影响的改革。

阿诺德改革的立足点是保持传统。

他认为，过去的东西应该被用来启迪现在。

他说：“也许另一种制度会好一些，但我现在置身于这个制度中，我只能尝试着从这个制度有所作为。

”拉格比公学教学改革的特点是：(1)在课程方面，注入了新人文主义精神，数学和现代语言等被引入正规的课程计划中。

同时，保持古典学科教学的活力，通过古典学科向学生介绍历史、诗歌、哲学和道德规范。

(2)通过翻译培养学生对英语的良好鉴赏力。

(3)培养学生热爱真理和研究。

(4)教学的目的是养成理性，良好的审美能力和鉴赏力。

正是由于阿诺德对传统的重视，有人因此认为他的改革引进的新的东西并不多。

其实，阿诺德改革的显著之处在于他强调古代和现代历史和宗教教学。

虽然他表达了对科学知识的价值的欣赏，但它没有被列为学校课程。

原因或许在于当时许多同时代人，仅仅把科学看作只是功利性的，没有性格训练的价值。

阿诺德坚持公学自治的传统，反对政府对公学过多的干预。

有的学者把阿诺德的思想归纳为三个方面，按其重要程度分别为：(1)宗教和道德理想：(2)绅士风度；(3)智力。

1842年，阿诺德去世。

他在拉格比公学时间虽然不长，但他证明了传统公学传统中有许多值得继承的因素，因此，他获得了新的中产阶级的信任。

在他的影响下，其他学校也开始实行古典学科改革，他的许多同事和学生被聘为校长和教师。

如阿诺德的思想通过查尔斯(Charles)传播到哈罗(Harrow)，通过柯顿和布拉德里(CottonandBradley)传播到马尔巴勒(Marlborough)，通过本森(E·W·Berson)传播到威林顿(Wellington)，通过杰克斯·布莱克传播到切尔特纳姆(Cheltenham)，通过帕林斯·里传播到伯明翰的爱德华六世学校。

普鲁士教育部负责中等教育的鲁德维克·维萨(LudwigWiese)受阿诺德的影响，曾对英国学校进行研究。

阿诺德公学的成功导致一大批新型学校的建立和旧学校的复活。

在他的影响下，一批为不能支付更昂贵学费的中产阶级设立的私立学校被克拉伦敦委员会正式注册，如切尔特纳姆学校(1841年)，马尔巴勒学校(1843年)、罗塞尔学校(RossallSchool，1844)、威林顿学院(Wellington College，1853)、埃普索学院(EV)soreCollege，1855)、黑利伯里学校(Haileybury College，1814)和克利夫顿学院(CliftonCollege，1860)、马尔文学校(MalvemSchool，1862)，巴斯学院(BathCollege，1867)等。

但是，这类学校还远不能满足工业、商业、政治发展的需要。

(三)克拉伦敦委员会报告1861年，英国政府任命了一个由克拉伦敦勋爵为主席的皇家委员会，调查某些学院、学校、基金会隶属或接受的捐赠、基金、税金的性质；行政和管理；学习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等。

被调查的机构包括九大公学，即伊顿、温彻斯特、威斯敏斯特、查特豪斯、哈罗、拉格比、施鲁斯伯里、圣保罗和泰勒学校和所有寄宿学校。

1864年，该委员会发表了调查报告。

报告指出，在过去的30年里，学校发生了一些变化，课程有所扩充。

但是，数学、现代语、历史、地理处于极其次要的地位(实际上科学被拒之门外)。

学校面临的困难是缺乏合格的新学科教师。

这些教师的地位低于古典学科的教师。

如：合格的现代语言教师缺乏。

许多学校开设了历史这门课，但它不是必修科。

该委员会认识到开设自由学科的重要性。

但他们认为，像马尔巴勒、切尔特纳姆、伦敦城市学校等采用的“现代学科”并不足取。

该委员会相信：“毫无疑问，古典语言是我们学习语言的最精巧、最有用的模型。

古典文学中提供了一些最优雅的、最卓越的诗歌、最高超的雄辩术、最深奥的哲学、最明智的历史作品”。

针对古典学科只适应少数学生的现象，该委员会辩解说：“它是，也应该是公学教育最优秀学生，而非次等学生的目的。

”而且也不能证明其他学科是心理训练的良好途径。

委员会承认，在古典学科方面，尽管学生在基本原理上尚欠准确，但有能力且勤勉的学生教学情况良好。

然而，其余学生毕业后古典学科水平较低，因此，大多数人在浪费时间。

该委员会指出：公学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急需解决：(1)学校董事会的地位与权利问题；(2)校长与教师之间、津贴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问题；(3)课程狭窄问题；(4)由于机构不完全和教学不良而产生的问题。

克拉伦敦委员会建议实行管理和教学改革。

在管理上，建议重建学校管理组织，明确校长权力，建立包括所有教师或教师代表参加的学校委员会。

在教学上，他们建议古典语言和文学应该继续在学习课程中占主要地位。

但是，在古典语言和宗教教学之外还应增加算术和数学、至少一门外语(法语或德语)、自然科学的某些分支学科(化学和物理或比较物理学和自然历史)、绘画或音乐、地理和古代史。

年长的学生也可在古典作品上少花些精力，以便在数学、现代语言、自然科学等方面多花些时间。

为了保证学生有良好的基础，应该实行希腊语、拉丁语、计算、现代语基础入学考试，这样，可以维持学校的适当水平。

如果学生在学校里不能取得合理的进步的话，不能继续呆在学校里。

克拉伦敦报告在推动公学以至整个中学教育的发展中起过积极作用。

(四)公学的发展在克拉伦敦委员会的推动下，公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868年，政府通过《公学法》。

该法涉及七所寄宿学校，设立了管理这些学校的机构。

规定每所学校的管理机构必须制定一个更有代表性的管理机构的条例，该管理机构隶属由该法任命的委员会。

该委员会同意这个条例后，将它呈交给女皇或皇家委员会批准。

这个新成立的管理机构有权决定学费、学生数、课程、宗教教学、任命校长(校长有权任命或解雇教师)。

除了这些规定外，学校继续享有不受任何政府干预的完全独立权，但得接受慈善团体成员的监督。

这个法令遭到一些公学的反对，尤其是对国家对教育干预，人们的抵触情绪很大。

“校长会议”正是为了反对过多的干预而成立的。

“校长会议”的发起人是厄平汉姆(Uppingham)文法学校校长爱德华·史林(EdwardThring)。

1853年，爱德华·史林担任这所只有25名男学生的乡间文法学校校长。

几年后，学生数达320名。

史林认为这已是该校最高限。

1869年，他召集了反对“捐赠学校案”中削弱校长权力的条款的会议。

1871年，“校长会议”成立时只有50所学校加盟。

1902年，参加的学校超过100所。

由于对公学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凡是参加校长会议的学校皆可称为公学。

因此，19世纪究竟有多少所公学难以统计。

有的学者认为，真正获得公认的公学约有50所，它包括伊顿、哈罗、拉格比、温彻斯特等大公学，其学生是牛津、剑桥大学的主要生源。

另有50所地位并没有得到普遍公认的公学。

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加上预备学校，公学的数量多达400所。

无论如何，英国的公学在19世纪在数量上得到了发展。

公学的发展对中、上层阶级子弟来说是巩固其社会地位的一条途径。

总的来说，公学的目的是培养统治人才。

在这种目的的指导下，古典学科始终保持崇高和统治地位。

但是，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又要求公学的教育内容实行改革。

因此，现代语言和科学在公学中得到一定的反映。

但是，这些学科的推广受到教师、设备等因素的制约。

二、汤顿委员会报告与三类学校的发展克拉伦敦委员会的报告引起了对调查整个中等教育的注意。

1864年，政府任命以汤顿为主席的学校调查委员会，调查克拉伦敦委员会未涉及的学校，探讨如何改进这类学校的措施。

1868年，该委员会经过长达四年的调查后发表了报告，调查材料共有21卷，是19世纪有关中等教育的最完备的资料。

汤顿委员会把学校分为捐赠(Endowed) 民营(Proprietary)私立(Private)三类，针对当时学校存在的问题，该委员会建议：(一)建立国家学校制度。

学校分三个等级。

第一级学校服务的对象是上层中产阶级。

对他们来说，“唯一能企望的就是通过教育维持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课程以古典学科为主，既传授拉丁文，也传授希腊文(第二和第三级学校只传授拉丁文，不传授希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