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性

论译者主体性
—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
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译者文化身份和主体性的彰显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西方出现了翻译研究的“ 文化转向” , 形成了面向译入语文化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 其中影响较大的, 是埃文一左哈尔，图里的多元系统论与描述翻译学理论以及以安德烈勒菲弗，苏姗? 巴斯奈特，西奥? 赫曼斯为代表的“ 操纵学派”。 多元系统理论为面向译人语的翻译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操纵学派的“ 翻译就是文化改写” 、也就是操纵的观点, 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翻译的全新视角。翻译研究的译入语文化取向, 不可避免要涉及翻译主体问题。因此,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不仅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空间, 也将翻译主体研究提上了译学研究的重要日程, 而译者的文化身份及其主体性问题也自然成为其中重要的研究课题。
从“ 改写” 、“ 操纵” 的观点来看待翻译, 就更可看出, “ 翻译从来就不是透明的” , “ 翻译告诉我们更多的是译者的情况而不是所译作品的情况”。 翻译研究的文化视角发现了很多在传统翻译观下被“ 搁置” 了的问题, 也照现了此前看似语言问题实则是文化问题的翻译现象。从译人语文化角度来研究翻译, 过去的一些备受争议的问题也因此获得了新的理论阐释。以上文提及的对翻译文学归属的争议为例。当我们将文学翻译纳人到译入语文化语境中来考察, 就会发现, 文学翻译并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文学翻译, 无论是选材、翻译方式、翻译策略, 还是措辞、格律韵式, 都会受到译入语意识形态、诗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翻译中的有意误译、删改等“ 创造性叛逆” 现象, 往往正是为了适应译入语文化的要求。外国文学作品经过译者的创造性转换, 不仅改变了原来的外在形态, 也因翻译的文化目的, 而打上了译人语文化的烙印, 从而成为译入语文化中的一分子, 融人到译入语文化和文学系统中。如果从多元系统论角度来看, 翻译文学是译人语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一元, 与创作文学是并存系统小关系, 自然统属于译人语文学多元系统。过去, 如果有人提出翻译的创造性和译者的主体性, 就会被指责是对误译、滥译的怂恿。这实际上是将主体性理解为任意性, 将创造性误认为是不负责任的杜撰。但是在传统翻译观统治的时代, 进行译者主体性研究无疑要遭到翻译研究系统权力话语的种种责难。因此,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不仅拓展了新的翻译研究领域, 也为翻译主体研究提供了理论声援, 支持了翻译主体研究的学术“ 合法性” 。
如果说, 探讨译者翻译家对译人语文学、文化的贡献是翻译主体研究的“ 外部研

究” , 那么, 译者主体性研究就是“ 内部研究” , 内外结合, 才能完全揭示翻译主体研究的全部基域。
三、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及其表现
那么, 什么是“ 主体性” 所谓主体性是指主体的本质特性, 这种本质特性在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中表现出来。“ 具体地说, 主体性是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本质力量的外化, 能动地改造客体、影响客体、控制客体, 使客体为主体服务的特性。”能动性是主体性最为突出的特征。但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并不是没有任何规限和制约的。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作用于客体, 必然要受到客体的制约和限制, 同时能动性发挥还受到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制约, 因此, 主体性同时还包含着受动性。受动性是能动性的内在基础, 是主体之所以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依据。“ 它既表现为人对客体对象的依赖性, 又表现为客体对象对人的制约性。
“ 能动性以受动性为前提, 改造客体、影响客体以受客体制约、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 王玉棵因此, 主体性如果只强调主观能动性而不讲受动性, 就会出现任意性和盲目性, 导致对象性实践活动的失败。主体性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 为我性” 。“ 为我性” 体现了主观能动性发挥的方向性和目的性。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辨证统一于主体性之中。
译者作为翻译主体, 他的对象性活动的客体是原作, 要完成翻译的任务, 他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译者对象性活动的任务是将作品从译出语转化为译入语。语言转换只是文学翻译活动的外在形式, 而不是其根本目的。其根本的目的, 从文学层面上说, 是为译人语读者提供新的文学文本从文化层面上说, 是借助翻译文本为译人语提供新的话语, 支持或颠覆主流意识形态从生产模式层面上说, 是支持和强化或变革和破除译人语固有的文学或意识形态话语生产模式。译者主体性中的“ 受动性” 因素, 包括两种语言的特点、习惯, 语言转换的客观规律, 原作的语言、文化和审美的特征, 译者所处的时代语境, 特定时代的翻译观, 等等。译者主体性中的“ 受动性” 说明, 译者主观能动性并不意味着可以毫无约束地任意发挥。这就将严肃翻译与不负责任的胡翻乱译区别了开来。译者主体性中的“ 为我性” , 即翻译目的性。任何文化翻译活动都有自己目的, 并且任何译人语方的翻译都是面向自身的文学、文化。
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 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 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
下面我们从翻译过程、译者的译入语文化意识、译作与原作和译入

语文学的互文关系、翻译主体间性四个方面具体探讨译者主体性的表现方式和特征。
1、 从翻译过程看译者主体性
具体的翻译过程是翻译活动的重要环节, 也是译者主体性表现得最为显著的层面。以文学翻译为例。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表现出三种文学身份的能力, 即读者、阐释者和作者文学再创造者。作为读者, 译者需要调动自己的情感、意志、审美、想象等文学能力, 将作品“ 召唤结构” 中的“ 未定点” 、“ 空白点” 具体化, 与文本对话, 调整自己的“ 先结构” , 与作品达致“ 视界融合” , 从而实现文本意义的完整构建。译者对作品的读解, 还只是完成了翻译准备的第一个步骤, 他还需要对作品进行阐释, 这个阶段, 他需要发挥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能力, 发掘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美学意蕴, 分析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当他完成了这个过程, 就转入到语言转换阶段。这个过程, 他更多的是注重如何再现原作的思想信息、审美信息和语言风格特征。同时, 他需要调动作为读者和阐释者阶段所获得的对作品的理解和审美感悟, 使之有机地融入到语言转换中。如果说对作品的读解、阐释是一般性的文学活动的话, 那么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 译者的文学创造性则达到最大峰值。译者不仅要传达原作内容的基本信息, 而且还要传达原作的审美意蕴
2、 从译者的译入语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看译者主体性
译者主体性中的“ 为我性” , 在翻译理论上的表述, 就是汉斯? 弗美尔的翻译“ 目的论” 。“ 目的论” 认为, 翻译是一种行为, 既然任何行为都有一定的目的, 那么翻译也有其目的, 译者最为关注的是目的能否达到, 。虽然“ 目的论” 主要是探讨翻译目的与翻译具体方式一一如“ 翻译” 、“ 意译” 、“ 编译” 等一一的关系, 没有从文化层面上做出更深入的探讨, 但它启发了我们从文化视角来进一步认识翻译任何翻译都是出于某种文化目的。译者总是按自己所意识到的译入语文化需要, 确定自己的文化议程, 决定其翻译选择和翻译策略。翻译是两种文化遇合际会的重要场所, 因此翻译过程就是两种文化的协商过程。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译者是两种文化的中介。。译者的文化价值取向既可以是对译入语主流文化的认同, 通过翻译来强化某种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如中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翻译, 也可以是对现存文化的否定, 通过翻译来颠覆现行的文化、文学模式而达到变革的目的如梁启超的政治小说。对译人语文化无论是认同还是反动, 都是译者的译人语文化意识的表现, 并都会在译文中留下其文化价值取向的痕迹

。
读者意识是译者的译入语文化意识的另一个表现。“ 读者” 在接受美学理论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埃尔文? 沃尔夫均提出了“ 意向读者” 概念, 即作者对其作品所设想的读者。
翻译既然也是一种创作, 那么译者就也有他的“ 意向读者” 或“ 潜在读者” 。译者为了充分实现其翻译的价值, 使译作在本土文化语境中得到认同或发挥特定的作用, 他在原文选择和翻译过程中, 就必须关注其潜在读者的“ 期待视野” , 从而决定相应的翻译策略。这里说的读者的“ 期待视野” 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 译者根据主流读者的意识形态来选择翻译作品, 并根据他们的意识形态和阅读趣味采取相应的翻译方式如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头第二种情况, 译者试图通过翻译来颠覆主流意识形态, 这时, 所翻译的作品可能与大多数读者的“ 期待视野” 相去甚远, 因此, 译者需要采取某些翻译策略, 以引导读者接受。如严复用典奥雅致的文言来翻译西学典籍, 以便“ 招徕” 其意向读者。第三种情况, 译人语中已萌动了某种文化、文学变革意识, 但还相当微弱, 译者敏锐地捕捉到这种新的文化信息, 选择有关作品来翻译, 为具有变革意识的读者提供声援, 并培养更多读者, 为实现变革准备更多文化力量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西方社会文化著作翻译和现代主义文学翻译。
勒菲弗尔指出, 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是操纵文学翻译的三种主要力量。译入语文化多元系统中制约文学翻译的种种因素往往都聚集到译者的身上, 由译者做出文化或审美的判断和抉择。这种判断和抉择的结果都体现在他的翻译选择、翻译策略和对作品的阐释通过译本序跋方式等方面。尤其是在文化、文学转型时期, 译者为了接近潜在读者的道德、文化、文学等方面的“ 期待视野” 而有意无意地“ 误译” , 以赢得读者对译作的认同。因此, 翻译中的“ 创造性叛逆” 现象往往是研究译者的译入语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的切人点。
3、从译作与原作和译入语文学的互文关系看译者的主体性
从原作与译作的关系看, 原作进人译人语中, 除外在语言形态上异化为译入语语言外, 更因上文说的译者的文化意识和价值取向而打上了译人语文化的烙印, 负载着译人语时代文化的意蕴, 译作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外国文学作品。它既与原作有着某种联系, 又是具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和价值的“ 后起的生命” 本雅明。成为译入语文化中的新作, 与新的读者“ 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从译作的生命独立性看, 译作和原作不是从属关系, 而是互文关系。从译作在译入语中的影响看, 它与受其影响的创作文学也构成了互文

关系查明建, , 。这两种互文关系, 充分说明了译者的创造性, 也充分体现了译者的译入语文化意识。认识到译作生命的独立性, 就能理解, 所谓“ 翻译是二度创作” 之“ 二度” , 只是指作品生产的时间先后顺序, 而并不意味着译作文学地位比原作低, 译作的文学、文化意义比于原作小。
4.从翻译主体间性看译者的主体性
“ 主体’性” 一也称为“ 交互主体性” , 指的是主体与主体间相互交往的特性, 是人的主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主体既是以主体间的方式存在, 其本质又是个体性的, 主体间性就是个性间的共在” 。从主体间性理论角度来看, “ 翻译” 既是原作者与译者主体间共在的场所, 也是他们主体间相互交往的方式。原作是他们对话的契机, 也是他们对话交流的平台。从对话的角度看, 原作是作者和译者对话的议题, 翻译是他们的对话过程, 译作就是他们交谈的结果。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 译者和原作者都是翻译的主体, 他们共同完成了翻译的任务。因此, 原作者与译者之间, 就不应是主次主仆关系, 而是平等的主体间对话关系。既然是对话关系, 翻译就不是某一方垄断了话语权的独白, 也不是译者对原作者的“ 如影随形、如响应声” 般的机械应和, 而是双方都各自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样, 译本就隐含了一种“ 复调结构” 。译本中既有原作者的声音, 也有译者的声音既有译者与原作者的共鸣部分, 也有译者不同意原作者的地方。翻译中的“ 创造性叛逆” , 就是译者根据自身的时代文化语境对原作者的“ 反驳” 。正是因为译本中存在这种复调结构, 译本就内在地拥有了双重意义, 一是文化、文学交流意义, 读者可以凭借译作了解外国文化、文学、风俗习惯和世态人情等二是在译人语社会中的时代文化意义。如果译者的主要目的是介绍外国作家作品或外国文化, 他与原作者的对话就会采取赞同态度, 译本里主要是这种共鸣之声。如果译者怀有特定的译入语文化目的来翻译, 译本中译者的声音就较强, 复调的特征就更明显。当然, 这种区别仅是从宏观上而言, 就具体的译作来说, 这两种意义、两种声音往往交错并存
译者与读者的关系也是翻译主体间性研究的重要内容。原作者之于译者与译者之于译文读者的不同在于, 译者不是原作者的意向读者, 而译文读者则可能是译者的意向读者。从意向读者的角度看, 译者与读者的对话, 并不始于读者对译作的解读, 而在译者进行翻译选择、思考翻译策略时就已开始, 其表现就是上文所分析的译者的“ 读者意识” 。读者的阅读活动是翻译活动的最后环节, 也是翻译目的最终能否实现的关键。如果说译者的文化

创造性物化在译本中, 那么, 读者的文化创造性就体现在译本的读解和实际的文化行动中。译者在译本中隐含的文化意图, 以及译者在译本序跋中对作品的阐释, 期待着读者去读解、领悟、共鸣, 甚或继而转化为实际的文化行动。译作实际的文化意义和效应, 取决于译者对读者的把握程度和读者对译者的认同程度, 简言之, 取决于他们主体间性关系和对话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