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超越革命与改良

如何超越革命与改良

——述评马勇之《超越革命与改良》

今获一小书，为马勇先生之《超越革命与改良》，一气读罢，其冷静理性之风格，让人倍感清爽；其独树一格之观点，让人眼前一亮。然，当合上书页，摩挲封面，凝视标题，反生疑虑。改良走入误区，革命生不逢时，何去何从，懵然不知。即便要旨隐于字里行间，依吾之体会，非能跳出“改良”概念之窠臼，而新用一词，予以标榜。是故，吾等不禁疑惑：如何超越革命与改良？

本书标题为：超越革命与改良。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是“激进与保守：估戊戌”；第二章是“革命与改良：平辛亥”；第三章是“共和与帝制：衡洪宪”；第四章是“超越革命与改良：论五四”。就如题目所示，本书的主题词是“革命”与“改良”。作者在引言里说到：“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极为复杂，并不能简单的二元对立就能够给予圆满的解释，……从百年后的历史眼光看，我们现在反观百年前的历史，似乎应该摒弃那些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似乎应该超越

革命与改良、超越激进与保守这些传统的价值评价体系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着眼于当下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通过审视历史上的“革命”与“改良”，试图用更加务实，更加理性的，“超越革命与改良”的眼光为“中国怎么向前去”提供一种认识理路。当然，作者为这种“超越”提供哪些智识活动，以及最终是否完成了这种“超越”，都是笔者考察的对象。

第一部分文意梳理

一、民族主义，必须正视的不幸

19世纪的中国，清王朝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稍有闪失，大清二百多年的基业将化为断壁残垣，陈年往事。作者认为，面对如此危急状况，作为清朝的统治者，无论光绪还是慈禧，采取的任何措施，其首要的目的都只能有一个，就是保住爱新觉罗家族的江上，至少保住爱新觉罗家族的皇位。所以，不管光绪和慈禧在对具体事件的态度看法上有多么大的分歧，但他们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当康梁等以光绪为大旗，进行改革的时候，慈禧并不是不知情，也不是没有能力阻止，这点从后来的“戊戌政变”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而是“作为清王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西太后当然清楚中国当时落后于世界的实际状况，她当然也期望通过变法以促进中国的发展，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事实上，不仅光绪帝颁

发的‘定国是诏’得到了西太后的同意和批准，而且在整个百日维新的过程中的所有重大举措也得到了西太后的默许

与赞助。”（P3）所以，可以看出，光绪与慈禧，对“改与不改”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分歧，可以说是很一致的，都认识到了只有“改”才有可能保住大清王朝。

在“要改”的前提下，真正的问题在于“怎么改”，

即改革的道路方式问题。在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成为了主要问题。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洋务派的活动代表了这个时期的改革道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通过了几十年的发展，洋务运动总算有了一定的“成果”。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署，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转折。“它既激起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领导的维新运动，促使中国人的危机意识的觉醒，更由此引发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次大转变，人们在反思洋务运动成功得失的同时，一个最明显的意识便是：如果中国的改革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能否给中国带来真正的进步？中国的改革如果仅仅是用西方之‘用’而嫁接到中国之‘体’上，‘中国问题’能否获得根本解决？”（P11）从这以后，维新人士纷纷认识到

了光从技术上学习西方是不足于“御外侮，平内乱”的。于是，学习西方政制的思潮奔涌出来，而这一思潮的集中的早期体现就是以康梁为首的“戊戌变法”。

然而，作为清王朝一线生机的“戊戌变法”却被作为权宜之策的“戊戌变法”终结了。作者认为，“戊戌变法”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满清贵族能够承受的底线，如果继续进行改革，则统治阶级内部可能出现分裂，一致自乱。所以慈禧的政变，与其说是反动，不如说是权宜，进而换为一种稍微稳健的，渐进的改革。如果这时全国都支持政府的渐进式改革，那么，即便说是“渐进”，中国的社会转型也可能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基本完成，就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然而，历史充满了必然和偶然。就在慈禧准备实施其“渐进”式改革时，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凸显出来了，就是“谁是改革的主体”。

作者对中国浪费的一次又一次的“渐进”式发展机会

无不扼腕叹息，针对“改革主体”问题，作者强烈的批判了当时存在的狭隘的民族主义。首先是“汉族主义”。作者说到，“甲午战争唤醒了中国人尤其是汉族人沉睡了近三百年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促成了戊戌新政，然而戊戌新政乃至新政的主体清政府最终却又被民族主要的冲突

所扼杀”。（P18）

就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清政府当然是社会整合的最有力的力量，在资产阶级的力量不足以让改革或革命“自然”发生的情况下，在广大的民众并没有改革自觉的情况下，中国的改革肯定是政府主导下的改革。但是，当“汉民族主义”意

识激起过后，中国社会的汉族精英们便力图将改革的主导地位揽到汉族的名下。但当时的汉民族没有掌握国家政权，没有掌握整合社会力量的最强大的力量。故而历史的进程就到了汉民族夺权的时刻了。其次是以中国国家为本位的“民族主义”。“甲午战争之后，思想界实际上陷入极度的怀疑主义，他们不仅怀疑清政府的动机、能力，以及洋务新政基本国策的有效性，而且开始从根本上怀疑中国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及精神遗产的现实价值。”（P27）而另一方面，“总

是觉得西方的东西尽管必然要学，但又总是对西方的东西严重不满，总希望加以改进或改良，并期望在此基础上超越西方，建立中国的现代化模式。”（P33）“孙中山创立三民

主义的理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中国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依据，说到底都是基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超越西方国家现代化的一般模式，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P37）

作者认为，当时国人如果以政府为首，相信政府，团结一致，进行改革，是能走上独立自强的道路的；再如果中国能放下“天朝上国”的心态，虚心向西方学习，尽快的融入国际社会，那中国之自立也是可待的。作者提出：“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永远只能依靠中国社会内部的进步、健康力量，任何完全寄希望于外国支持与帮助的想法都难以获得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