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的重点条款

解读《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的重点条款近日，全国律协正式发布《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以下简称《规范》），随即引起律师同行的广泛关注。

一些对个别条款的错误解读，在网上被炒得沸沸扬扬，甚至掩盖了《规范》中其他极其丰富的内容，也影响了《规范》对指引、规范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规范》既包含了律师执业的知识普及、基本操作、规定动作也包含了律师执业的技巧、界限、救济；既考虑了松绑、授权、指引，又考虑了管理、防范、规范；既考虑到司法改革的最新规定，梳理了始终有争议的律师职业伦理问题，还兼顾与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谨慎前行的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规范》将指导全国的律师正确办理刑事案件，适应《刑诉法》的修改、审判制度的改革对律师辩护活动提出的更高要求。

由于《规范》涉及的内容较多，如何正确理解、准确掌握其中的各项规定，可能会让许多同行感到苦恼。

为此，作为《规范》修订的参与者，本文仅就那些有重要意义、重大变化，可能改变我们辩护活动的关键条款加以解读，以便同行尽快理解，避免误读。

一《规范》第五条：律师独立辩护原则第五条律师担任辩护人，应当依法独立履行辩护职责。

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律师在辩护活动中，应当在法律和事实的基础上尊重当事人意见，按照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开展工作，不得违背当事人的意愿提出不利于当事人的辩护意见。

解读：这是对律师独立辩护原则的重新阐述。

实际上，包括《律师法》等其他法律、法规，甚至包括原有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中所强调的“律师独立辩护原则”都过于笼统和概括，造成了实践中的混乱。

事实上，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无论是来自各实务部门的司法人员，还是来自学界的学者，对此条款的理解普遍存在争议。

可见，“独立辩护原则”的内涵确实需要重新加以思考，以保证理清观念。

本条第一款的表述是“依法独立履行辩护职责”，最后一款的表述又可以解读出可以违背当事人的意愿提出辩护意见，表面上看似矛盾，其实不然。

律师独立履行辩护职责，受法律保护，不受当事人之外的任何人干预，这不难理解，关键是律师的辩护活动能不能也不受当事人的干预，按照自己的想法“独立”进行辩护活动？在尊重当事人意愿与维护当事人利益之间如何进行选择？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无论当事人的意愿如何，不能做重罪的辩护，这是违背律师职业伦理的、有法律明确禁止性规定的，这是不难理解的。

其次，能不能违背当事人的意愿提出罪轻、无罪的辩护意见，情况就复杂了。

实践中，大量的案件当事人为了争取好的态度选择认罪，但律师却提出罪轻、无罪的辩护意见，这种情况表面上违背当事人的意愿，实际上是诉讼策略的选择，实质上并不违背当事人的意愿。

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也被普遍认可。

能不能不考虑当事人的意愿，就按照有利于当事人的利益提出辩护意见呢？比如，当事人知道自己是无罪的，但是，就要求律师做有罪、罪轻的辩护时，律师能不能不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执意提出无罪辩护的意见呢？也不行。

当事人委托了律师，替自己进行辩护，律师不听当事人意见，当事人为什么要请律师？如果这样，建立委托关系的基础就不存在了。

所以，在实质上，律师必须尊重当事人的意愿，辩护律师是不能完全独立辩护的。

这也是为什么在本条的最后一款规定了“尊重当事人意见”、“不得违背当事人的意愿”的原因。

当律师与当事人不能就辩护方案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形出现时，《规则》第十二条给出了指引，规定了协商解除委托关系的条款。

二《规则》第八条：律师业务范围第八条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可以从事下列业务：（一）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担任辩护人。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其他亲友或其所在单位代为委托的，须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认；（二）……解读：《规范》第八条详细列明了律师可以从事的各项业务活动，为律师办案提供指引。

这里值得关注的是第一款中的最后一句话。

在《刑诉法》修法时，全国律协就提出为了便于当事人聘请律师，将近亲属代为委托扩大到亲友，但没能得到认可。

实践中，确有很多原因当事人不是由近亲属代为委托，而是由朋友、同学、老乡、单位等代为委托的。

在制定《规范》时，我们不能突破《刑诉法》的规定，将委托人的范围扩大至亲友，但是又不能对亲友委托的情况视而不见，也不愿意将亲友委托的途径堵死，所以有了这样的表述。

这样更有利于律师办案。

有人认为“须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认”与原来的规定相比，好像增加了律师的义务。

因为实践中，确实有很多时候，律师持没有当事人确认签名的家属授权委托手续办案，同样一路畅通的情况。

考虑到司法实践中也确实存在一些案件，有不同的近亲属委托不同律师的情况，而所有的代为委托都应当由当事人本人确认，不会影响持三证会见的现状等因素，从规范的角度还是应该予以明确。

三《规范》第十二条：解除委托的情况第十二条律师办理刑事案件，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辩护或者代理。

但委托事项违法、委托人利用律师提供的服务从事违法活动，或者委托人故意隐瞒与案件有关的重要事实的，律师有权拒绝辩护或者代理。

律师与当事人或者委托人就辩护或代理方案产生严重分歧，不能达成一致的，可以代表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解除委托关系。

解读：本条规定的是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解除委托关系的情形。

第二款规定尤其值得关注，就是在与委托人就辩护、代理方案不能达成一致时的处理方式。

这一款体现的就是律师不能违背当事人意愿的基本原则。

四《规范》第十三条：律师办案的利益冲突第十三条同一名律师不得为两名或两名以上的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不得为两名或两名以上的未同案处理但涉嫌的犯罪存在关联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

同一律师事务所在接受两名或两名以上的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分别指派不同的律师担任辩护人的，须告知委托人并经其同意。

解读：关于第一款，我们曾经试图对“涉嫌的犯罪存在关联”进行解读，但是意见分歧较大，所以只能按法条原文表述，听命办案机关的解读。

第二款的表述解决了长期以来经常困扰律师办案的争议问题。

在个别案件中，办案机关常常因为没有明确规定，对同一律师事务所的不同律师接受不同被告人的委托提出质疑，因此造成律师办案的受限。

现实来看，很多地区律师匮乏，一个地区仅有一家、几家律师事务所的现状不会在短期内改变，但从提高刑事辩护率的角度，有利于被告人获得辩护的角度，我们又不能禁止此种情况。

参考世界其他国家对此情况的规定，也没有完全禁止，只要告知当事人本人可能存在的风险和利益冲突，当事人愿意承担可能的风险，同意律师的辩护，这种情况也是允许的。

因此，有了“须告知委托人并经其同意”的规定。

并且，没有限制告知委托人、经当事人同意的方式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这样更有利于律师的实践操作。

五《规范》第十四条：律师之间的办案配合第十四条律师办理刑事案件，可以会同异地律师协助调查、收集证据和会见，经当事人同意可以为协同工作的律师办理授权委托手续。

在侦查、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死刑复核、申诉、再审案件中，当事人变更律师的，变更前的律师可以为变更后的律师提供案情介绍、案卷材料、证据材料等工作便利。

解读：实践中，出于方便、快捷、及时、经济等原因，律师办案委托异地律师协助的情况普遍存在，其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建立这种委托关系是否允许，由于没有明确规定，也就导致很多律师在委托、被委托时存在顾忌；二是办案机关也常常以不是承办律师而参与办案，程序有问题而提出质疑。

为了便于律师办案，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做了第一款的规定。

特别是因为办案需要，有关部门要求受委托的律师出具委托手续的，《规范》明确规定经当事人同意可以办理委托手续，这就为方便律师办案提供了依据。

第二款同样也是解决实践中常常困扰律师的工作衔接的问题。

变更后的律师能否从前面办案的律师手中得到案件信息、资料，特别是能不能得到案卷材料的问题，由于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律师不敢为、不作为。

我们认为这样的衔接非常有必要，尤其是对于申诉的案件，律师从办案机关取得案卷材料的困难较大，因此有必要对此情况加以明确和规范。

此条规定，没有对律师提供协助之前审查委托手续进行详细的规定，具体实践中，律师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处理的方式。

六《规范》第十五条：律师助理参与办案的规定第十五条辩护律师可以携一名律师助理协助会见，可以根据办案需要携律师助理协助阅卷，向人民法院申请携律师助理参加庭审。

解读：在原有《规范》中，没有律师助理参与办案的详细规定，导致了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所有律师助理参与办案的情形均处于于法无据的现状。

我们认为，在会见、阅卷、开庭过程中，律师携助理参与办案不仅有助于帮助承办律师更好履行辩护职责，还有助于培养青年律师，和加强律师之间的团结合作。

有了此条规定，更有利于律师与办案机关协调，办案机关也因此容易接受律师的申请。

本条规定中，没有对律师助理的范围进行规定，所以不论是实习律师、兼职律师还是普通律师，均可以依据本条规定协助办案，这是有利于律师操作的。

七《规范》第二十二条：律师会见了解案情第二十二条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应当重点向其了解下列情况：（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信息等基本情况；（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实施或参与所涉嫌的犯罪；（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侦查机关侦查的事实和罪名是否有异议，对起诉意见书、起诉书认定其涉嫌或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是否有异议；（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辩解；（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无自首、立功、退赃、赔偿等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的量刑情节；（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无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犯罪未遂等犯罪形态；（七）立案、管辖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八）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律手续是否完备、程序是否合法；（九）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情况，以及其他侵犯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的情况；（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亲属的财物被查封、扣押、冻结的情况；（十一）侦查机关收集的供述和辩解与律师会见时的陈述是否一致，有无反复以及出现反复的原因；（十二）其他需要了解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

解读：结合《刑诉法》的修改、司法改革的要求，对原《规范》的相关内容进行丰富。

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对会见可能遇到的情况加以汇总、总结，梳理了所有可能遇到的细节情形，这对没有办理刑事案件经验、或经验不足的律师来说，无疑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和参考价值。

八《规范》第二十五条：会见时核实证据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律师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

解读：修改《刑诉法》时，全国律协提出在“核实有关证据”的前面，加上“出示案卷材料”，但此提议没有被接受。

不仅如此，此后在制定六部委的规定时，有关部门提出律师会见时，不能向当事人全部出示、核实案卷材料，并提出采用例举的方式逐一例举，将言词证据排除在外的方式进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