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白朴和马致远

白朴和马致远

元剧四大家：关王马白，周德清的《中原音韵》认为是“关郑白马”

白朴：字仁甫，号兰谷。“幼经丧乱，仓皇失母”。词集名《天籁集》多颓唐凄楚之调。杂剧仅存《梧桐雨》（悲）和《墙头马上》（喜）

《梧桐雨》—作者弱化爱情，更多的表现个人在重大的变化面前无能为力。向经历过沧桑巨变的观众宣示更深刻沉重的人生变幻的题旨。体现人生变幻，盛衰难料的沧桑之感。《梧桐雨》主题对《长恨歌》的继承：1、歌颂爱情2、政治悲剧3、对君王的同情

《梧桐雨》的特点：

1、李杨爱情并非纯洁无瑕，他不仅不回避唐玄宗父纳子妇的事实，还依据野史传闻点明了杨贵妃与安禄山的私情，可见它并不是以单纯的爱情为主题的。

2、戏剧重心是描绘唐玄宗的内心世界，既有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沧桑变化，又有对现实人生无法把握的幻灭感，折射出作者自身的人生体验。

3、抒情气氛特别浓郁，大量化用古代诗词的意境意象，语言写的非常华美，获得缠绵悱恻，哀思婉转的艺术效果。李杨爱情在文学作品中的发展：

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开启了李杨爱情

故事文学创作的先河。之后又相继出现在文学界占有一席之地的白朴的《梧桐雨》、洪昇的《长生殿》。白居易的《长恨歌》撇开历史、单纯歌颂赞美李杨爱情的至死不渝，陈鸿《长恨歌传》时，作者以传奇的手法，在歌颂李杨爱情的同时隐隐流露对此不满之情，实则开始带有政治倾向性。两者都有意掩盖部分历史真实性。白朴把李杨的爱情故事置于“安史之乱”那样一个积聚动乱的历史背景去表现，更多的是要表现历史沧桑之感。通过“一点点滴人心碎”般凄楚悲凉的爱情悲剧极度渲染由胜至衰的人世沧桑感以及深刻沉痛的人生变幻题旨。《长生殿》作为一部历史剧，融合了唐以来的很多文史和传说材料，在描写李杨爱情故事时，向深层挖掘产生其的历史根源，总结历史教训。

《墙头马上》素材是：白居易《井底引银瓶》一诗

《墙头马上》李千金的形象：不仅希望得到爱情，而且把婚姻自主看成是人生的权益，但她更看重人格的尊严。强调自己行为的合理和人格的纯洁，她对少俊并非没有感情，但是维护尊严，她甚至准备割舍。她敢于把封建道德和封建伦理统统抛置于脑后，理直气壮的掌握自己的命运，表现出坚毅倔强的个性。

马致远和《汉宫秋》

马致远“马神仙”“曲状元”号东篱。青年追求功名，晚年

淡泊名利。

题材：历史剧和神仙道剧

马致远对题材的看法：在金元之际，选择了汉室受到凌辱的题材，不能说他不曾寄寓着对现实生活的感受。环绕着汉元帝、王昭君的形象，他向人们揭示的，主要是对历史、对人生的体悟。他通过戏剧冲突，抒发乱世中个人无法主宰命运、只能任由播弄的悲哀。加上《汉宫秋》以“秋天”的意境作为结撰全剧的背景，突出秋的萧瑟悲凉，更使整个戏笼罩着灰暗荒漠的气氛，这又表达出作者对时代的体验和认识。

王昭君的形象：她空有才情与美貌，但事事总不如意。皇宫选美，使她离乡别井；毛延寿弄权，她被打入冷宫；偶然间得遇恩宠，却又好景不长，被迫和番；后来身入异邦，她眷恋汉朝，义不受辱，投江自尽。在《汉宫秋》里，作者对王昭君的形象虽然着墨不多，但依然写得相当突出。她是乱臣贼子横行天下时代的牺牲品。

补：马致远《汉宫秋》主题结构的重构和延伸

在南宋灭亡、金元之际国内民族斗争骤然加强的历史变局下，马致远的《汉宫秋》通过改变历史情节、重塑人物形象，重构了“昭君出塞”这一文学原型母体的主题结构，完成了

历史叙事上的创造和延伸，使个人悲剧深化为时代悲剧，并寄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从人物设置看，毛延寿成为全剧牵线人。是他建议元帝选宫女，是他点破昭君画像，是他挑起单于索要昭君，最后也是他成为众矢之的。毛延寿的出现使观众能够把对昭君、对

帝妃爱情的悲剧情感以及由此而生的不平、愤怒之情移植在他身上，而减轻对本应承担昭

君之死责任的汉元帝的罪责。历史上，昭君与汉元帝之间没有毛延寿的阻隔，“入宫数岁,

不得见御”的症结在于元帝。因此，剧中毛延寿形象的设置既增添刘王爱情的悲剧色彩，又使观众对汉元帝多了几分同情、怜悯，观众情感的宣泄最终指向毛延寿。

在情节设置上，马致远有意识地超越了历史真实，把汉元帝和王昭君的爱情悲剧放在胡强汉弱的背景下。他提升了在原昭君故事中元帝的配角地位编成末本戏，虚构元帝与昭君从相遇、热恋到生离死别的爱情波折，帝妃情感套用了李杨故事模式。一系列的矛盾依次演变延伸：首先是毛延寿与昭君的矛盾，这一矛盾引发了昭君与元帝的矛盾。接着又引发了毛延寿与元帝的冲突。匈奴王按图指名，强行“求索王昭君”，又引发了元帝与庸臣尚书令五鹿充宗等人的矛盾。这些矛盾螺旋式上升，到昭君投江、毛延寿处死，才得以消解。

从历史到剧作，马致远的改变使《汉宫秋》故事水到渠成。如果说，元帝与昭君第一次错过是因为画像的话，那么他们第一次相见却是“由才入色”，汉元帝首先是被昭君的琵琶声吸引而来，然后再惊叹于他的美色。剧中，昭君熟识音律、善弹琴，这一弹便改变了她的命运，甚获皇帝的恩宠，封为明妃。这比只惊叹于美貌更进一层，他们感情也更有积淀和内涵，因而离别之情、相思之感显得更加浓郁。当刘王感情由单于的出现而深化，其悲剧也由个人转变到家国和民族。当元帝发出“我那里是大汉皇帝”之时，与唐明皇何其相似！堂堂君王无法保护心爱的妃子，又与垓下别虞姬的楚霸王共鸣！但是，作为一个昏君庸帝，其遭遇本不值得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怜悯，而元帝却以他真挚动人的爱情故事，赢得了观众对他的同情和怜悯。作为风流皇帝欲保全真挚爱情的愿望与作为昏君庸帝所造成的“朝纲尽废,坏了国家”的严酷现实，二者已构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是《汉宫秋》所写的爱情悲剧的实质。

在奸人作梗、君王无用的叙事框架内，化解矛盾的必然要落在女主人公身上。王昭君由以前作品中自悲、自怜的“薄命女”转变为具有悲壮美和崇高感的悲剧形象。昭君的悲剧不可避免，为使戏曲冲突最大化，她不能再像历史中那样在大漠终老，她要选择一种更为壮烈更具冲击性的方式化解剧中所有男人、君臣、家国之间的矛盾。以昭君投江为契机，剧中人物变得深明大义，矛盾都得到化解。昭君投江的情节安排可谓一举多得，既保全了民族气节和对元帝的忠贞，又使匈奴与汉和好，毛延寿也被送回汉朝处死，还与懦弱害怕战争的文人百官形成对比，反证“美人误国”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