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大陆先后出现了“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

伤痕文学源自卢新华以“文革”中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它严格“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高举写“写真实”的旗帜，以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直面人生，真实的反映了“文革”的历史劫难，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疤，从而宣泄十年来积郁心头的痛恨。伤痕文学思潮'的创作最初大多是短篇小说，如刘心武揭示文化专制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对青少年毒害的《班主任》、周克芹的长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冯骥才反映知识分子悲惨遭遇的《啊！》等。后来由于卢新华斥责反动血统论对无辜青年身心戕害的《伤痕》引起了争论，文艺界便把这类作品称为“伤痕文学”。这批作品主要表现的题材是苦难和创伤，是对十年文革的反省、否定，表现人们在十年动乱中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所受到的创伤，这一切都表现出对以往极左路线和政策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识，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的宣泄。但伤痕小说并非一味的展现浩劫中的苦难，也歌颂了逆境中的抗争，赞美在动乱岁月中的人们的美好情操。

较之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把目光投向1957年以来甚至更早的历史阶段，力图追寻造成这一苦难的历史动因。在反思文学时期，不断突破禁区，写出了左的思潮在社会生活水平中的滋生蔓延。如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

贤亮《绿化树》等，同时也揭示了残余的封建势力和封建意识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和在人们精神上的烙印，如张弦《未亡人》、韩少功《西望茅草地》，以及封建意识的现代形态对党和人民的关系的反思和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如王蒙《蝴蝶》、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随着新时期作家主体意识的加强，作家们在反思历史的同时又给自己提出了个人对历史应负的责任的新话题。这样，反思文学就将展示历史的进程与探索人生的真谛结合了起来。

由此可见，伤痕文学很多内容大多是反应文革或者那个年代对人性的伤害，反思文学则是对人性的挖掘，既是对事物和现象的思考，对自己体验过的事件和经历的理解与描述，更进一步则是对自己思考的再思考。

“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在艺术特征方面界限并不十分明显，虽说两者都通过对极左路线的揭露、批判，对社会和历史悲剧形态和悲剧人物的命运、性格展示，表现出鲜明的现实干预精神和现实主义的风格。

具体来讲，伤痕文学早期，由于人们刚刚从梦魇中醒来，就迫不及待地想要诉说，情绪激动，感情过于浓烈，叙述过于急切，揭露曝光丑恶的功利性过强，说教味浓重，艺术上的幼稚、矫揉造作，斧凿的痕迹较明显。如在《班主任》中，作者这样形容张俊石老师："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伤痕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小说本体的艺术建构，虽说明确了“问题”意识，但仍是对“十七年”文

学思维方式的延续，即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使“伤痕”作家们在充分关注“写什么”的同时，忽略了“怎么写”，使得艺术粗糙，除了史料价值，难以经受时间的过滤。其次，其悲剧性也仅仅是停留在表面，忽略了对人格的刻画。

相较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注重对“人”的反思，这种反思循序渐进性，由最初的政治思考，渐渐转入个人。张扬被左倾思潮压制多年的“人道主义”，如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这篇小说以一对中年知识分子夫妇陆文婷、傅家杰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为内容，运用时空错位的意识流手法，展现女主人公一心埋头事业，长期超负荷运转，在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下，生命健康遭到严重危害的生活状态。呼吁社会给中年知识分子多一点关注。歌颂某种“永恒的、超阶级的人性”，如表现“同情”的《离离原上草》、表现“母子亲情”的《女俘》等。探讨“爱情婚姻”方面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注重讴歌人的生命力量，思考生存的价值，将反思文学的艺术欣赏层次相较于伤痕文学拔高到更高一层次。

由此可见，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在内容与艺术方面，可以说“伤痕文学”是“反思文学”的源头，而“反思文学”则是“伤痕文学”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