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之读书报告

关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之读书报告

本次读书报告是围绕着大文豪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来进行的。对于鲁迅，相较于其他作家来讲，我们貌似更加了解一些，但关于鲁迅的生平、传闻等等太多了，我们了解的也不一定就是真实的、正确的，所有关于他的描述和回忆都无法穷尽和还原他真正的一生，所以我们只能尽量靠近，从思想角度来理解这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樟寿，后改为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浙江绍兴人，20世纪中国重要作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支持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评价为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鲁迅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灵活，风格鲜明独特，语言幽默。在他55年的人生中，创作的作品，体裁涉及小说、杂文、散文、诗歌等。有《鲁迅全集》二十卷1000余万字传世。鲁迅说他写作的目的，一是“为那些为中国的改革而“奔驰的猛士”，他们在寂寞中奋战，我有责任为他们呐喊，要给予他们哪怕是微弱的慰藉”。二是为那些“如我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美梦的青年，正是因为他们，我‘必须在作品中’处处给予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而对自己内心深处的悲凉感有所扼制（何况我对于悲凉感本身也是持有怀疑态度的）”。三是他的敌人，鲁迅说，“我的敌人活得太愉快了，我干嘛要让他们那么愉快呢？我要像一个黑色魔鬼那样，站在他们面前，使他们感到他们的不圆满”。对于鲁迅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以正面为主，在中国大陆鲁迅的文学地位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肯定，众多文章被选为大陆中小学语文教材的课文。大多数人认为他文笔犀利、思想深刻，是“新文学”的奠基人。尤其是他的小说和杂文使用富有创造力的形式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社会的弊端予以了深刻的阐释，当然，由于特殊的发表环境，在其嬉笑怒骂的文字背后蕴含着鲁迅坚定的政治立场。人无完人，更何况是锋芒毕露的鲁迅，也有一些人认为他是个浅薄的激进主义者，主要是认为他睚眦必报，喜好争论。批评尤为激烈者为苏雪林，台湾学者郑学稼著述的《鲁迅正传》也对鲁迅的性格多有微词。而唐绍华认为，鲁迅“对任何现实永远不会满意，因而变成真正的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者。”但是不管怎样，都无法撼动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1927 年7 月，应当时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邀请，鲁迅在其举办的夏期学术演讲会上发表了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这篇演讲稿后被收入《而已集》。而《而已集》是鲁迅1927年所作杂文集，1928年出版。面对反动军阀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鲁迅先生既愤恨，又无能为力，“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

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对此，我们也能深深感受到鲁迅当时心痛又无可奈何的心境。

这篇演讲显示了鲁迅对魏晋这一历史时期中文化、文学现象的独特观察和思考：他对魏末晋初文学风格之生成语境的阐述，对药、酒之于时代风尚和文人、作家独特影响的论说，对“竹林七贤”尤其是嵇康文化心理的剖析，以及对陶渊明人格和心理的审视等都带有充分的创造性。由于鲁迅对待历史向来激进的态度，在他的笔下，中国历史是混乱无序的，历史的面貌让人心惊，历史的性质令人胆战。他对古代典籍的看法也十分激进。对“官修”的史书，鲁迅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认为这类书不是粉饰太平，就是涂抹史实，没有可信之处。历史上的史家多为人称道，鲁迅却发现了古人修史不铁的规律。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朝代长的好人就多，朝代短的反之几乎没有好人，因为朝代长的多由本朝人做史，而本朝人做史‘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朝代短的，一般是他朝的人做史，而他朝的人做史，‘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以此为据，鲁迅历来主张多读野史杂记，他从小便喜好该类读物，直到晚年还主张要多出版“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笔记”让读者受益。

在这篇演讲中，鲁迅就以自己的文史知识对曹操进行了评价。《三国演义》中对曹操“奸绝”的夸大描写，严重扭曲了曹操的真实面目；随之而来的传统戏曲舞台上丑化了的曹操脸谱形象，也进一步误导了普通民众对曹操的评价。但是鲁迅并没有人云亦云，而是回归到了当时的境况中，从当时的条件来对历史人物作出尽量公正的评价，既没有把曹操“一棒子打死”，也没有夸大他的功绩。

这篇演讲中，价值最大的依旧是其中运用的研究方法。鲁迅处在中国杂文学观念和西方纯文学观念互相激荡的年代，而早在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就曾论及勃兰兑斯的文学理论，因此在文学研究中，对影响作家成长的时代精神风貌、哲学思潮、社会心理特别关注也就成了鲁迅文学史研究的一大特色。

他在谈到“建安风骨”的形成时，就是从当时的政治法律等措施对当时整个时代风尚的影响来解释的。他指出“汉末曹操当权时，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在？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这种行为在开始时是为了自保，后来逐渐成为一种浮夸的行为，成为一种陋习，这种行为于个人而言还不甚紧，于治国而言则是大弊，所以深知此弊

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因此，鲁迅认为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而到了曹丕时代，受文坛“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的影响，又增加了“华丽”、“壮大”的特点。他还认为嵇康、阮籍等人表面上看起来是礼教的破坏者，但他们内心“实在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当礼教成为一种形式，成为自利的工具时，对于一个忠实于这一礼教的激进人士来看，则已经不能称其为礼教，那么他们就会选择反抗这一礼教，而最好的反抗方法就是破坏、违反这一礼教。然而，在他们内心则是始终是留有那最本真、最美好的礼教规范的。而后世文人“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多了很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对于陶渊明，鲁迅的评价也异于大多数学者，历史上大多以陶潜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隐士代表，而鲁迅则认为“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

鲁迅有众多作品，它们对文学现象的关注程度是有差异的：有的专论文学，有的蜻蜓点水，有的旁敲侧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则是一篇毋庸置疑的学术代表作。这篇演讲中既有口语化的幽默，又有严肃的学理性语言，蕴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鲁迅描摹出汉末魏初至晋代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段的政治、文化情形的诸多方面，通过它们来观察作家( 文人) 的性情或生活趣味，并进一步讨论它们是如何影响了文学的。因此，鲁迅对药、酒的运用就具有了独特的文化批评价值。历史上研究魏晋文学的学者有很多，但是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能够流传到现在并被当作典范是有其必然原因的，鲁迅在演讲中采用的知人论世法、社会学、文艺心理学方法都值得我们学习。

当然，任何作家，乃至任何事物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也存着了一些知识性错误，如曹丕的谥号不是孝文帝；何晏不是第一个吃五石散的人，五石散也不是“毒药”；晋人穿宽大衣服和木屐都不是因为吃五散等等，对于这些，后世学者也都有研究，我们不能因为鲁迅的文坛地位就忽视他的错误，这些存在争议的地方依旧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