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民风风俗

宋代民风风俗

宋太祖建国时就确立土地私有产权制度，买卖自由，并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租佃经营成为重要的土地经营形式。租佃契约期满后佃农可以自由决定终止或续约。人口流动性增强，城市商品经济发展。

宋代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南宋初期对南方的大规模全面深度开发，促成南方地区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从此完全取代北方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地位。

宋太祖曾要求其子孙永远不得杀害文人，文人在宋朝地位得到空前的提升，重文轻武的风气在宋朝达到极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等俗谚都是出在宋朝。宋真宗时，状元出身的陈尧咨拒绝出任官级更高的武职。在理学的兴起、宗教势力退潮、言论控制降低、市民文化兴起、商品经济繁荣与印刷术的发明等一系列背景下，宋朝优秀文人辈出，知识份子自觉意识空前觉醒。史尧弼在《策问》中认为：“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陆游在《吕居仁集序》中也认为：“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其后中国由于蒙古的入侵并对文人采取敌视政策，加上明清八股文与清朝文字狱严重压制学人思想自由发挥，中国除晚明外再也没有出现过像宋朝一样兴盛的文化景象。

与唐朝相比，宋朝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略有下降，宗教也更加世俗化与汉化。后周时，周世宗下令限制佛教，废除各地非敕额的寺院，又贬斥儒学，废除孔子后代的免税权。宋太祖建立宋朝，致力于统一全国，加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在一些方面继承和发展周世宗的政策。宋太宗任用文臣执政，儒学随之逐渐兴起，佛教也渐流行。宋真宗自称“礼乐并举，儒术化成”，大力提倡儒术，同时又提倡佛教，信奉道教，建立起儒佛道的思想统治。然而整体来说，宋朝宗教以道教较为兴盛，北宋许多帝王如宋太宗、宋真宗、宋徽宗等都信道教，政府支持提倡，使北宋道教大盛，南宋较衰，但余风仍在民间。佛教在后周周世宗时，曾受打击，宋初渐复，但宋徽宗崇道抑佛，又略受打击，南渡后又复，在佛学研究上比之唐代要黯然消沉。此外，民间尚有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宋朝政府对文人之待遇在中国史上属于最高水平，由于宋代非常重视考生质素，教育事业也得到政府的支援。宋仁宗时，下诏州、县办学，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宋代官学，规模空前，政府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太学、武学、律学及四门学和广文馆。中央各部门也设立书学、算学、画学、医学。地方上，设立州县两级学校，并在路设立学官。教师先由地方选聘，后改聘进士或国子监、太学毕业学生，教材有国家统一颁布，多以五经为主。

宋朝的城镇商品经济特别发达。北宋末期有四十六个十万口以上的城市。包括开封、洛阳、临安、大名、应天、镇江、平江、江陵、广州、成都、福州、潭州、泉州等。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府人口达到百万以上，店铺多达六千四百余家。宋朝打破坊市分区的制度，商店可以任意开设，还出现夜市与晓市。南宋行在临安府人口在1274年达到125万，城内极其繁华，时人称为东南第一州。就连南宋灭亡后，马可·波罗依然称杭州为“天城”。

瓦舍是重要的庶民游乐场所，内有勾栏，专供大众娱乐。东京的瓦舍见于《东京梦华录》的就有十座。临安的瓦舍见于《武林旧事》的有廿三座。瓦舍的演出内容呈现商业化、专业化、通俗化、大众化的新趋势。演出的内容主要包括说唱、戏剧、杂技和武术等。其形式多样，深受大众的好评。

而在农村，宗族制度成为维系社会的主因。廿世纪之前，中国的政权只向下延伸到县衙，其下完全通过“乡保”与“族长”进行管理。在理学的教化下与士人的影响下，官方办理社会救助；透过理学薰陶，商人阶级出资办理社会救助。救助内容除了办书院、订乡约以激励品德外，还普遍办理义庄，以救贫恤孤，资助教育；办社仓，以备荒歉；办保甲，以补地方之武装而保民。这种由士人自发的救助工作，成为自南宋以降中国社会安定的重大因素。在宋代之前，官方的社会救助活动多属临时性质；宋代开始，各州县普遍设立各种社会救助的永久性机构。族长通过订立乡约乡规来保持社会的秩序。地方绅士通过办学、救济事业、修桥铺路等手段造福乡里。

妇女的地位在宋朝大幅度下降。贞节观在宋朝得到发扬，从宋朝开始在中上层阶层妇女实行的缠足风俗严重迫害妇女的身体与心灵，官妓这种制度在宋朝已经沦为出卖肉体的工具，且花样繁新。

衣：崇尚节俭——奢侈之风盛行。

食：北宋肉类以羊肉为多——南宋羊肉价格高，一般人吃不起。

住：百姓住房较为简陋，稍稍富裕点的人家以茅屋和瓦房结合。

行：牛车——骡子——乘轿。

南宋以杭州为首都，江南湿热且水源丰富，因此社会上下都有爱洗澡的习惯，临安城里营利性的澡堂就很多，以至形成了独立的一个行业———“香水行”（《都城纪胜》）。

民间有在五月端午或七夕捣凤仙花染红指甲之俗。如《燕京岁时记》：『凤仙花即透骨草，又名指甲草。五月花开之候，闺阁儿女取而捣之，以染指甲，鲜红透骨，经年乃消。』

周处《风土记》云：『七月七日，其夜洒扫庭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祀河鼓( 即牵牛也) 织女。』唐诗人祖咏《七夕乞巧》诗云：『闺女求天女，更阑意未阑。玉庭开粉席，罗袖捧金盘。向月穿针易，迎风整线难。不知谁得巧，明旦试相看。』穿针乞巧者，或穿七孔针，或穿九孔针，用一根彩线连续穿过为巧。《醉翁谈录》：『其实此针不可用也，针褊而孔大。』《东京梦华录》载：『摩侯罗惟苏州者极巧，木渎袁家所制益精。』宋代苏州虎丘有玩具市场，被称为『虎丘耍货』，包括泥娃娃、泥美人，彩画鲜妍，制作精良。杭州西湖玩具，被称为『湖上土仪』，有泥孩儿、莺歌、花湖船等。《梦粱录》载：『内庭与贵宅皆塑卖磨喝乐，又叫摩睺罗，孩儿悉以土木雕塑，更以造彩装襕座，用碧纱罩笼之，下以桌面架之，用青绿销金桌衣围护，或以金玉珠翠装饰尤佳。』宋许棐『泥孩儿》诗云：『牧渎一块泥，装塑恣华侈。双罩红纱厨，娇立花瓶底。少妇初尝酸，一玩一心喜。潜乞大士灵，生子愿如尔。』立秋后第五个戊日，约新谷登场的八月，是为秋社。陆游有《秋社》诗云：『雨余残日照庭槐，社鼓咚咚赛庙回。又见神盘分肉至，不堪沙雁带寒来。书固忌作闲终日，酒为治聋醉一杯。记取镜湖无限景，苹花零落蓼花开。』《梦粱录》：『观潮，其杭人有一等无赖不惜性命之徒，以大彩旗，或小清凉伞，红绿小伞儿，各系绣色缎子满竿，伺潮出海门，百十为群，执旗泅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戏，或有手脚执五小旗浮潮头而戏弄。自后官府禁止，然亦不能遏也。有《看弄潮诗》云：『弄罢江潮晚入城，红旗飐飐白旗轻。不因会吃翻头浪，争得天街鼓乐迎！』可见市民对弄潮儿像接待英雄一样欢迎他们。

南宋杨万里有《三月三日上忠襄坟因之行散得十绝句》诗，当时上坟已由祭扫变为带食盒酒具到郊外踏青的活动；而路旁许多卖粉捏孩儿、象生果子等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