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价值观

“亚洲价值观”：从狄纳莫[发电机]到多米诺？卢西恩·派伊在20世纪后半期，亚洲经济的盛衰经历了两次剧烈的转折，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人们对亚洲国家基本文化因素所广泛持有的看法，竟然在大约40年之内两次翻了跟头。

先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现了经济“奇迹”，尤其是出现了“四小龙”，人们原先长期认为亚洲文化缺乏造就经济增长的能量这样一种看法，剧烈粉碎了。

然后，更加突然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了危机和崩溃。

首先是日本经济没劲了，即使说不是萧条，也该说是严重衰退，迄今已持续了整十年了。

接着是东南亚和韩国的经济发生金融危机，导致更根本性的挫折。

说了十年的“亚洲价值观”如何优越的大话一下子泄气了。

亚洲经济在连续十年保持10%年增长率之后，在1998年缩减了15%，他们股票市场的股值损失了一半以上，货币贬值30%到70%。

在1996年，流入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五国的资本约为960亿美元，可是在1997年流出的资本超过了1500亿美元。

在一年之内，印度尼西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3038美元降到了600美元左右。

国际劳工组织估计亚洲失业人数约达1000万。

因此，在一年工夫里，亚洲经济的未来变得很不明朗，宣扬亚洲方式伟大的吹鼓手们哑然无声了。

然而，不应该因为“奇迹”垮了，就停止有关“亚洲价值观”的讨论，而是应该更冷静和批判性地分析价值观在造就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这一方面的重要性。

现在需要的，不是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有关亚洲价值观的那种“辩论”中的有点伤感情的民族主义责难，而是要解释，为什么同样的一套文化价值观居然既造就了狄纳莫[发电机]式的动力，又造就了多米诺骨牌式的效应。

亚洲经济先是从停滞走向了充满活力的经济增长，然后又走向了崩溃，像这样走极端的事实给人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挑战，即根据文化因素来解释国家经济的发展是否还正确有理。

要知道基本的文化在这期间并未改变。

为了探讨这一重大问题，我们需要首先揭开所谓亚洲价值观优越性的夸张言辞，争取比较现实地理解亚洲国家的经济表现。

我们还需要在理论上澄清有关亚洲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包括回顾一下马克斯·韦伯对儒学及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论述。

然后，我将提出两点假设，它们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同样的文化价值观会造成如此截然不同的结果。

第一点是：同样的价值观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起作用时，可能而且往往确实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这就是说，亚洲文化的价值观仍是原样的价值观，但环境变了，因此原先的正面结果变成了负面结果。

第二点假设是，文化价值观总是成簇的价值观，它们在不同的时期可以有不同方式的组合，因而产生不同的效果。

这是一个微妙的论点，要小心对待，防止有人利用它来争辩说不论发生了什么，总是有可能找到某种文化上的“解释”。

有效的解释必须有适当提出的文化变量，以及准确的因果联系。

关于“奇迹经济”只要事实，不要夸大其辞对于亚洲价值观辩论中出现的许多夸张词藻，人们会认为那不过是亚洲取得成就之后的得意洋洋情绪的一种表现，因为当时西方正因为记得冷战胜利而得意洋洋，喧喧嚷嚷，亚洲想要盖过那种嘈杂，让别人听见自己的声音。

因此，不难对这些夸张辞藻置之不理。

然而，“四小龙”出现了，中国也显出了即将成为一个潜在的新超级大国的势头，它们都是程度不等的模仿日本的由国家指导的资本主义的模式，这些就为亚洲声称自己有特殊性提供了依据。

经济成就与集权统治的结合显然让人想到亚洲国家真是发现了某种值得注意的东西。

亚洲价值观的概念迅速成为对经济成就的一种简捷解释，以及对集权政府做法的一种辩护。

亚洲价值观的辩论还由于以下事实而变得更加复杂化了，这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亚洲“奇迹”经济和西方衰落的景象，不仅吸引了亚洲人，而且也吸引了西方人的注意力。

关于亚洲成就究竟有多么特别，出现了一些夸张的说法。

因此，有必要从适当的角度看看实际的情形。

首先，某些人有一种奇怪的倾向，把日本这一个亚洲奇迹经济的领头者说成是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强国。

事实上，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开始工业化，那是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来，美国开始工业化大约是与此同时。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已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国，它还利用了欧洲经济被战争打乱的机会，先在亚非，然后在欧美，挤占消费品尤其是纺织品的市场。

到20世纪20年代，日本拥有了世界上第三大海军，商船队也居同样地位。

到30年代后期，它的经济居世界第三位或第四位（差别在于它在朝鲜、台湾和满洲的投资是否包括在内）。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它的汽车工业已与欧洲大体相当，当然，它还制造出一种很了不起的军用飞机，即零式战斗机。

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才看到强大日本崛起的人，往往忘记了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曾构成何等的挑战。

关于亚洲另一些地方原先的落后状况，也有一些言过其实。

中国的乾隆皇帝当年写信给英王乔治三世，傲慢地表示中国不稀罕英国的小巧装置，不需要英国的工业制品。

人们现在谈起此事，总以为乾隆皇帝是一个滑稽小丑，其实他在位时，中国经济的确大于英国经济。

当世界经济尚未受工业革命改造而仍然以农业为主时，整个亚洲的产值在18世纪末占世界经济产值的37%。

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尽管亚洲经济奇迹被吹得神乎其神，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却只有31%。

在亚洲经济尚未遭危机打击之前，亚洲经济据估计也要到2010年才能重新达到原先37%的水平。

最近二三十年，亚洲经济的增长率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亚洲经济有10%的增长率，而西方经济增长率还不到3%，相比之下，亚洲人曾令人敬畏。

可是人人只注意百分比，而没注意净增长值的绝对数字。

中国经济保持“十年的10%年增长率”，这确实令人兴奋。

但事实依然是：在这十年当中，中国经济没有任何一年的净增长值能与美国经济同年的净增长值相比。

因此，在这十年增长期间，从绝对数字来看，中国不是在赶上美国，而是落后得更远了。

简单明暸的算术是：6000亿美元的经济增长10%是净增600亿美元，75000亿美元的经济增长2.5%是净增1875亿美元，前者尚不到后者的1/3，这道理就是，只注意增长百分之几，而不考虑基数，是可能产生严重错误印象的。

我说这些，并不是想要贬低亚洲人的成就，而只是反对把它们说成那样神奇。

高增长率确实给亚洲人千家万户带来实惠，他们的生活状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以中国人为例，在1985年人均国民收入还不到100美元，1998年时已增至360美元，这意味着：彩色电视机原先平均每5户还不到1台，现在平均每1户已有1台以上，拥有冰箱的家庭原先还仅占总户数的7%，现在已达到73%。

中国人生活水平的确有显著改善，他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孩子的未来会更光明。

马克斯·韦伯实际说过些什么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事实以后，我现在想探讨怎样从理论上分析亚洲文化价值观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但首先我要回顾一下马克斯·韦伯对这个题目是怎样说的。

在论述资本主义的文化起源方面，韦伯当然是最大的匠师，至今无人能出其右。

众所周知，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文化起源在于基督教新教伦理，可是他的论述被后人通俗化以后，不幸变成了几句陈词滥调，跟童子军的誓词差不多：勤奋，奉献，诚实，节俭，可靠，不自满，重教育。

其实，韦伯对资本主义文化起源的看法要复杂得多。

他尤其对两个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感兴趣。

第一个现象是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僧侣们全身心修来世，在隐修院中过着苦行僧生活，但他们却建立了非常有效率的组织，赚取今世的利润。

第二个现象是，在建造资本主义方面起了关键作用的角色，是那些相信得救预定论的加尔文派教徒，而不是那些相信善有善报的其他基督教徒。

韦伯认识到，以会计账簿方式对待善报恶报，太容易使人陶醉或灰心，而相信只有上帝预先挑选的人才能灵魂得救，就会有一种深刻的心灵不安全感，因而会努力抓住每一个可能证明自己属于“蒙上帝挑选者”的迹象。

关键的动力是心灵的焦虑。

韦伯细心分析过中国的文化，在对比儒学和基督教清教教义时，强调儒学很重视君子要“修身养性以适应外界，适应世情”。

儒学文化的理想是达到心灵和谐，没有强烈的内心紧张或心灵不安全感，没有“神经”问题，而韦伯指出欧洲人的“神经”却有问题――即弗洛伊德所分析过的那些问题。

韦伯详细描述过中国人的性格，认为中国人是经过了良好的调节，有“无限的耐心”和“有节制的礼貌”，“不在乎单调”而且“能不间断地努力工作”。

但是韦伯认为这些品质不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

与此同时，韦伯又以相当大的先见之明指出，中国人的这些品质有助于他们十分能干地模仿资本主义的做法。

他写道：“十有八九，中国人将会很能干地――很可能比日本人更能干地――将现代化文化地区已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充分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加以同化”。

由此可见，有人批评说儒学国家近二三十年来的经济成就推翻了韦伯的理论，这是错误理解韦伯的理论。

事实上，韦伯预见到中国早晚会模仿资本主义的做法。

从许多方面看，韦伯就像启蒙运动思想家一样对中国持正面的看法，而历史的事实依然是，亚洲国家取得成就，是由于它们进入世界经济体制，而不是由于内在的、自主的发展。

儒学价值观与经济行为之间的似是矛盾的关系在考虑儒学文化对资本主义的同化时，我们碰到了若干似是自相矛盾的现象，与韦伯对僧侣和加尔文教派信徒的经济行为的论述相似。

例如，儒学将商人这一行业几乎列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其社会地位甚至在农民之下。

中国商人不得不忍受这种窘况，没有别的选择，只好高明地赚钱。

当然，他们可以让自己的儿子读书，通过一道道考试而当官。

但这样一来，自己辛苦创办成功的事业就只能保持一代人的时间。

若想代代传下去，就只能留在儒学官吏和学者所鄙视的这一行成为精明高手。

他们的处境是在社会的边缘，跟封建欧洲中的犹太人多少相似。

第二个现象是会堂鄙视辛劳和各种形式的体力劳动。

美国人从小都读熟了霍瑞肖·阿尔杰写的那些故事，把艰苦工作看做是由穷变富的必经之路，所以对儒学的这一现象感到难以理解。

儒学君子的理想是坐享清福，他们把手指甲蓄得长长的，以证明自己不必用手操劳。

道教提倡“无为”，把它提到最高哲学原则的境界，主张以最少的力气将事情办成，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辛劳的鄙视。

在中国的军事思想中，最理想的制胜之路是避免大动干戈，不战而屈人之兵。

就我所知，在世界上各种文化中，像中国人这样崇尚无为而鄙视艰辛体力劳动的看法，是独一无二的。

在中国人看来，希腊神话中所说的暴君西西弗斯死后入地狱，被罚推石上山永无休止，只是一个逗乐的笑话而已。

肯定地说，在中国文化中，辛劳本身不是重大美德，而只是迫于环境不得已而为之。

中国人不崇尚辛苦，但强调“好运”的重要性，认为举止端庄得体可以增加交好运的可能性。

在这方面，道教又起了作用，它讲究“道”，即自然和历史的力量，这就从哲学上支持了中国人的一种基本观点，即人生的许多事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由外界力量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