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和分权

我认为社会发展是有一定模式的。我觉得新加波的发展模式是比较好的。政权通过集权强制推行一些政策，形成一些共同的规范、观念。然后在一些基本规范的基础之上实现多样化，调动群体的智慧。

我觉得我们国家对于集权与分权的限度是没有把握不好的。我也明了分权与集权是很难处理的问题。

首先理论与实践存在很大的差距。另外我们还需要考虑传统的观念，需要协调好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总之，一个能够很好处理集权与分权的领导者可遇不可求。但集权与分权往往是任何组织进行变革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对此没有清晰的观念，很难让组织具备活力。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组织是动态发展的，没有处理好这些问题，短期内也许能被掩盖，显现不出太大问题。但我们应该不会说我们的国家会比新加坡更有活力吧。不然大家都不会争着往新加波移民了。

有能力的领导者并不一定能够成为领导者，中国传统本就是重情轻理的。在生活制度上，我们虽然是重视长辈、个体权威的，但社会越来越开放的观念与之形成矛盾。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体会，落后的做法与超前的观念在我们国家得到了集中的展示。到底是观念太超前了，还是这不适合中国国情？这个真得说不清楚。这导致我们的集权越来越难推行。为了要集权，我们通常的做法都是打着民主的口号去做集权的事情，但最后往往做得四不像。集权主要是通过强制与奖惩。这是典型的萝卜与大棒的政策。但萝卜就仅仅是奖励吗？奖励用得好，当然是萝卜；用的不好，别人还不领情。我们经常做着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从我们精英的流失率就可见一斑。

集权与分权观念的混淆，也导致我们大部分人言行的脱节。集权分权没有好与坏，但政权该“集权”的时候你不要担心人们的议论，该分权的时候也不要贪恋权利。民众很大程度是无意识的行为。民众总想着钻空子，但制度不能也如此。人们钻空子，制度应该去反省自己，而不是和民众耗尽心力地斗争。即使民众钻了制度的漏洞，制度也不能轻易地就改变。制度可以在事后进行完善，但制度不能立刻自己否定自己。否则制度何来威信，人们如何会去遵守制度。宁可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让司法的源头给污染了。

就比如，南昌曾实行过一段时间遵守交通规则的制度，对于不遵守规则的人实行罚款的措施。最后监狱里关了一大批人，所以制度妥协了。我不知道具备的措施是怎么样的？制度是否宣传到位了？是否给了人们改过的机会？如果这些都做到位了，民众就是不遵守制度，难道执行机关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执行机关在拆房子、谋利益上无所不用其极，真到了关乎民族素养的事情上，怎么又变得呆头呆脑了。我认为这更多的是因为这些事情无关“执行机关”的利益，所以他们也不太热心罢了。真正严格执法起来，罚到民众不敢再犯，这点谁做不到呢？但关键就怕说一套做一套、讲人情、讲法外情。如此，矛盾自然容易加剧，制度自然得妥协。

我们以前是实行集权的，但我们的集权都用于发展经济了，这造就了一大批的特权阶层，绝大部分是权钱结合的阶层。我们的集权没有用来完善制度，导致我们的制度一方面不完善，更多的是形同虚设。执法者没有力度，执法不一；民众也没有守制度的观念，大家都懂得钻

空子。如此情况下，我们现在进行分权真得有用吗？我先不谈分得都是些什么权利，再怎么分领导权也是不会放下去的，甚至于绝大部分权利都是不会放下去的。但即使实行分权，社会的状况就会改善吗？大家以前不遵守制度，现在靠那么点权利人们就会主动去遵守制度吗？如果人真得有这么好改变的话，那人人都是傻瓜了。我把你揍个鼻青脸肿，然后我给你一个面包，你还会心服口服吗？我觉得新加坡的做法是比较合理的。李光耀先集权，完善制度，提升执行力，罚到人们不敢再犯，塑造人们的观念。然后通过分权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我们现今社会，大家都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我对于国家的各方面也不了解。中国的政治就是让人雾里看花。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该怎么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虽然具有威力，但毕竟只适合一般领域，到了具体的问题就需要有具体的制度规定。而我们有具体的制度规范吗？民众有普遍的价值观念吗？我们的关键不在于放不放权。我们一统就乱，一放就松，难道仅凭集权、放权就有效果吗？我认为我们前一阶段的集权完成得非常不好。一方面实施的是集权的生活制度，另一方面又犹豫不绝，担心背上不民主的名声。你看外界评论“新加波”都说“新加波”很大程度上是“李家”的。我们的集权与分权不但没给给我们指导协调，反而混乱了大家的思维。中国共产党可以算是最大的特权了。如果他自身不以身作则，再怎么集权分权都容易流于形式。社会不能政治化。我们现在的党员说起话来都是一套一套的，但真正到了有问题的时候，有多少是靠得住的呢？人性都是有很多问题的，所以我们更多应该建立完善的制度，一视同仁。

我们现在虽然提法治化，反腐也算小有成就。但这些作用大吗？我们能把希望寄托于一个政党吗？政党有感于形势，痛定思痛地进行变革。如果形势变好了呢？它还会居安思危吗？自我总是有惰性的，很难自我进行纠正。依靠强势人物的组织在某一段时间内往往发展迅速，但往往不能持久发展。

法治化一靠健全的法律，二靠人们的法律意识，三靠司法的独立。我们现在的法治化真正做到得又有多少？如果真正要实现法治化，首当其冲受害的就是政权。以前政权总是凭借各方面的优势来占据主动权，即使无法控制别人，但获得的利益总是不会少的。要政权实现“法治化”，那谈何容易？我们地方为了一个高铁都争来争去，更何况我们的领导阶层。高铁只是一个小问题，但反应的却是地方民族的不团结，地方为了经济的发展可以相互争斗，没有协调沟通的渠道，没有制度的规定，没有理解合作的态度；反应了官员阶层的经济导向观念，反应了官场的酱缸文化。某一个地方争到了高铁，那么这个地方就发展起来了，与其他地方无关。我们地区的各方面差异何尝不是如此？虽说有难八方来助，但这个帮助也要看是出于什么心态，如果是真心，那自然很好，如果是为了应付，那大的困难来临的时候，自然各自飞。而且很难说，我们互相帮助的力度足够。我们沿海地区发展得益于内地，但现在沿海的教育不该有的都有了，内地山区连衣食住行都无法保证，那沿海地区会在多大程度上全力相助呢？

我们的政治太喜欢内斗了。政权把更多的把力量用于去统摄其他人，而不是真心用于国家的法治化。最终的结果自然是消耗了绝大多数的力量，结局也很少是对民族有利的。高层只想着维稳，对于地方的争斗，下属的不和，并不会太过在意。你们斗得越厉害，我越好管理。只要地方服从政权的决定就行了。现在还可以通过反腐大肆排斥异己。

中国共产党想用自己的反腐克服自身的弱点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一个机构管理偌大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