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魂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更入梦遥_略论中西悼亡诗之异同_姚春美

香魂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更入梦遥
——略论中西悼亡诗之异同
姚春美
(梧州学院，广西 梧州 543002)
[摘 要] 悼亡诗作为抒情诗的一个“亚种”，在不同的国域呈现出不同的风情。

“梦”框架的建构是它们的共同特点之一，但在梦中悼亡者追忆的意象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中国“越琐屑，越见真至”；西方往往和性、宗教等相关联。

这一差异源于它们之间的文化差异。

[关键词] 中国；西方；悼亡诗；意象；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 I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535(2009)04-0069-04
Her Sweet Soul Is Gone with the Wind,
Her Sorrows but a Dream, Drifting into the Night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morial Poetries
Yao Chunmei
(Wuzhou University, Wuzhou 543002, China)
Abstract: Memorial poetry, as an “inferior kind” of Lyric, often demonstrates different customs in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frame of “dream” is one of their common features, but the images of dreams are quit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n China they often relate to the “trivial bits”, while in the west, they often relate to sex, religion, ect. Those differences come from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Key words: China; the West; memorial poetry; image; cultural difference
悼亡诗是古今中外文人墨客追忆已逝之人的一种悲情哀歌，是抒情诗的一个“亚种”。

已逝之人，常用来特指亡妻，因此悼亡诗往往是指那些痛悼已失去的爱情，抒发对亡妻思念之情的诗歌。

《辞源》《辞海》中有“晋潘岳妻死，赋悼亡诗三首”之说。

细观中西悼亡诗，可发现灵心惠质、敏感多才的诗人通常喜欢将悼亡置于一个梦的框架中，在梦中，诗人悲泣的灵魂在追寻着心灵的慰藉。

故而，
收稿日期：2009-03-02 悼亡诗读来句句皆情深意切，令人不禁为之潸然泪下。

但是，同样的悲苦，在不同的国域却呈现出不同的风情，特别是梦中追忆时出现的意象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中国“越琐屑，越见真至”；西方往往和性、宗教等有关联。

中西方悼亡诗对梦中意象选择的差异来源于它们之间的文化差异。

一、梦的框架
中国悼亡诗的开端可以追溯到中国诗歌的源头：《诗经》。

《诗经》里的《绿衣》和《葛生》，人们一般都认为是纪念诗。

而真正的悼亡诗，专指悼
第19卷第4期梧 州 学 院 学 报No.4V ol.19 2009年8月JOURNAL OF WUZHOU UNIVERSITY Aug.2009
念亡妻的诗歌，始自西晋的潘岳，他的3首《悼亡诗》悼念亡妻，以其深远的影响而使其几乎成为悼念亡妻的专指。

词以悼亡，始自苏轼。

他的《江城子》是词史上的第一首悼亡之作，也可誉为历代悼亡诗词中的最上乘之作。

苏轼之后，优秀的悼亡之作，其情感与苏轼一脉相承，心犀相通而又创作成就最高者，一般认为当属清代的大词人纳兰性德。

可见，悼亡诗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创下了较高的成就。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死的人已经离去了，而生者还要继续孤独、寂寞地踯躅于世，怀念悼亡之音声声不息。

在西方，诗歌一般分为史诗、抒情诗和戏剧诗。

沉浸于诗歌的汪洋大海中，那种直抒胸臆的作品可谓多矣，但悼亡诗却极为罕见。

据统计，保存在作为西方诗歌翻译最权威、完整的《世界诗库》中的悼亡诗仅仅10首，真可谓凤毛麟角。

弥尔顿的一首无题的十四行诗（缅怀第二个妻子卡特琳），算是开了西方悼亡诗的先河。

在西方，比较优秀的悼亡诗有：美国爱伦·坡的《安娜贝尔·丽》，英国诗人托马斯·哈代的《逝》、《轻轻的拍击》、《散步》，罗伯特·勃朗宁的《展望》、《向前看》，邓约翰的第17首《神圣的十四行诗》等。

心理学家罗洛·梅曾说：“死亡让人体验到友谊、奉献、忠诚的可贵后，才懂得什么是真挚的爱，死亡不仅丰富了爱，而且建构了爱。

”[1]西方悼亡诗在数量上虽少，但篇篇读来都真挚凄切，在诗中建构起来的爱的无限世界让人能够真实地感受到爱的真诚和伟大。

细观中西方悼亡诗，虽然在数量上存在悬殊性的差异，但在诗歌的创作中它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的构思规律：诗人们喜欢将其置于一个梦的框架中。

在梦中，诗人放飞自己的愁绪，让自己悲泣的灵魂找到心灵的慰藉。

心中有梦，梦中忆妻，便成为它们的共同特点。

虽然梦是虚幻的，但它却成为诗人的精神指向和期待。

诚如元稹所说：“情知梦无益，非梦见何期。

”元稹的《江陵之梦》和《梦井》把对亡妻的思念置于梦中，梦中回忆妻子生前的点滴。

陆游的《沈园》(其二)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梦中忘不掉对爱妻无限的情意，忘不掉和爱妻一起生活过的地方——沈园。

清代诗人李必恒的由沈德潜收入《国朝诗别裁集》的两首诗，“前夜梦见之，色惨体更瘠。

恍惚絮语间，问儿何所食……”这两首诗从妻病说起，到临危的遗嘱，到她死后诗人的悲凄，最后到诗人做梦和梦醒。

可见，对亡妻的思念脱离不了对梦境的虚幻和追忆。

在中国，用梦来写对亡妻的思念，成就最高者莫过于宋朝诗人苏轼。

苏轼写于妻子去世十周年的词《江城子》，以“梦中回乡——梦中相见——梦后感想”为主线，抒写的感情真挚而强烈、曲折而深沉，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夜来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苏轼大胆地把梦境置入诗中，从而在梦境的虚幻中落实自己对亡妻的无限深情。

梦中相逢时情感执着，动人心弦；梦后伤感，有着无限哀思。

真所谓“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

苏轼的《江城子》以其独特的艺术成就，成为词史上第一首悼亡之作，亦被誉为历代悼亡诗词中的最上乘。

把梦境置入诗中也是西方悼亡诗的一个显著特点。

像爱伦·坡，与苏轼一样都以记梦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亡妻的怀念。

爱伦·坡的《安娜贝尔·丽》是追思他的亡妻——弗吉尼亚的。

爱伦·坡一生命运坎坷，妻子弗吉尼亚成为他精神 的全部寄托，妻子的死让他痛心不已。

悼亡诗中Annabe Lee就是弗吉尼亚的化身，爱伦·坡在梦中在明澈的月光下与她相会。

“因为月亮的光总叫我梦见/美丽的安娜贝尔·丽”。

所爱的人已离他而去，诗人爱伦·坡只能在梦中寻找，用梦来安慰诗人悲苦寂寞的心。

弥尔顿的《梦亡妻》是一首非常优美的悼亡诗，是为了纪念他的第二位妻子卡特琳·伍德科克的，这也是弥尔顿所作的惟一一首爱情诗。

诗一开始就进入梦的框架，“我仿佛看到了
姚春美：香魂一缕随风散 愁绪三更入梦遥
去世不久的圣徒般的妻”，诗人做了一个梦，有梦有醒，有首有尾。

“我醒了，人空了，白天带来了黑夜漫长。

”梦中是诗人对已逝之人最真实、强烈的情感流露，他希冀在梦中沉睡，不愿在白天独自面对这难熬的孤单。

可见，为了对不可弥补的丧失作出补偿，古今中外的诗人们总喜欢在梦中追寻，以求得到爱的延续，“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

这也是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导致的。

悼亡诗选择把梦作为它的框架有其独到之处，因为在梦中，诗魂可以摆脱意识的支配，自由地独自漂泊，尽情地表达思念和哀愁。

二、意象
把梦引进悼亡诗，梦中所见的意象在中西悼亡诗的比较中也是值得考究的范围。

唐代评论家司空图曾说：“意象俗出，造化已奇。

”（《二十四诗品》）悼亡者往往通过意象的选择来达到“心物两契”的境地，通过物来表达自己独特的情感。

钟嵘在《诗品·序》中也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同样是为达到悲苦的境地，然而中西方悼亡诗对梦中意象的选择存在明显差异：中国“越琐屑，越见真至”；西方往往和性、宗教等有关联。

中国悼亡诗梦中意象的选择多是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意象，一般由衣物、床榻、妇女的装饰、纺车、缝补衣裳、招待客从、照料孩子以及父母等这些“身边事，儿女情”构成，诗人往往是从细处着眼来表达对亡妻的爱。

苏轼的《江城子》，在梦中看到的是“小轩窗，正梳妆”，一副恩爱夫妻平居的生活画面进入了梦中。

元稹的《梦井》，也不是什么有头有尾的虚构故事，而只是摘取了眼前的一些事物来表达思念。

《梦井》只写了一只井瓶，绠断，瓶不可得，用此来表明诗人心灵上不能消除的渴念。

李商隐《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云：“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

剑关三心雪，回梦旧鸳机。

”睡梦中见到的是妻子正坐在旧时的鸳机上为他赶制棉衣。

可见，梦中的意象总离不开生活琐事和妻子生前有关的种种物像，因为这些有着诗人太多的幸福回忆，总能让诗人魂牵梦绕千百回。

其实，这些意象的特点不仅存在于以梦为框架的悼亡诗中，而且它也是中国悼亡诗的共同特征。

《诗经》中的《绿衣》的基本意象就是“衣”（“绿衣黄里”，“绿衣黄裳”），由实物引起思念（“我思故人”）和悲悼（“心之忧矣”） ；还有《葛生》，以“葛”起兴，主要意象是“角枕”和“锦衾”。

清人纳兰容若的《青衫湿》忘不掉妻子的扶病做活，灯畔裁衣。

江淹的《悼室人》选择的是妻子生前活动的场景及活动：窗、闺、流黄、梭杼、座、琴。

还有，南北宋之交的邓肃，其《江城子》“酒阑携手过回廊。

夜初凉，月如霜。

笑问木犀，何日解天香”。

往事依然清晰可记，但笑问伊人在何方？总之，中国悼亡诗意象的选定没有什么天马行空般的意象，它更注重的是平易真诚和于细微处见真情。

西方悼亡诗进入梦中的意象与中国则大为不同，它们往往与性、宗教等相关联。

如弥尔顿的《梦亡妻》：“我仿佛看到了去世不久的圣徒般的妻/回到了我身边，像阿尔塞斯蒂斯从坟墓/被尤比特伟大的儿子用强力从死亡中救出”，在诗中，诗人弥尔顿把自己的妻子比作古希腊的美女阿尔塞斯蒂斯，心灵和外貌都纯洁无暇，像天堂里的圣女，“圣徒”、“尤比特伟大的儿子”都有着鲜明的宗教色彩。

因此，弥尔顿梦中相逢的与其说是爱妻卡特琳，还不如说是圣母玛丽亚。

在此，夫妇之爱与上帝之爱揉杂在一起，世俗之爱完全浸没在基督教的精神之中。

此外，它还有性爱的味道，“全身透出亲热、淑善和混沌”，“俯身要和我拥抱”等。

爱伦·坡的《安娜贝尔·丽》也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天堂中长翅膀的仙子”即是六翼天使，她来自《圣经》中的《以塞亚书》第六章第二节。

诗中第五节也来源于《圣经·新约全书》中的《罗马书8:38－39》。

在西方，夫妻之爱常被看作是沟通一个人与上帝的桥梁，如邓约翰的《神圣的十四行诗》（第17首）梧州学院学报 2009年8月 第19卷第4期
“我那颗敬慕她的心灵在此渴望，寻觅你，上帝；就像找到那百川的源头”。

此外，夫妻关系还是灵与肉的关系，如勃朗宁的《布劳斯琴的冒险》“你之于我恰像那灵之于肉”。

三、文化差异
中西方悼亡诗对梦中意象选择的差异来源于它们之间的文化差异。

中国是一个重视伦理观念的国度。

朱光潜说：“中国夫妇恩爱常起于伦理观念。

”[2]“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

”（孟子《滕文公》下）所以，中国悼亡诗中魂牵梦绕的意象总脱离不了这些“身边事，儿女情”。

而西方则不同，基督教天国乐土的影响在西方人的思想中起主导作用，他们总把世俗之爱淹没在基督教的精神之中，把乐土天堂看作幸福的归宿。

中国的悼亡诗所以呈现出“厚人伦，经夫妇，成孝敬”的特点，这也是与中国古代婚姻爱情的特点相关联的。

古代的爱情不是由自由恋爱产生的，它遵守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真正的爱情只是在婚后的友谊、互相理解和互相同情中产生。

因而，中国诗人写起悼亡诗，婚前的恋爱对他们而言几近是空白，他们印象最深的自然就是婚后爱妻的相父教子和贤良淑德之影子，他们往往也因这些的失去而悲恸不已。

这正如朱光潜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中所说的：“中国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媾之后，所以最佳者往往是惜别、悼亡。

”
西方的悼亡诗往往与宗教的精神有关系，因此它们总倾向于把爱情理想化、精神化、宗教化。

认为上帝是爱之源，所以把爱与上帝等同起来。

于是，在西方悼亡诗的梦境中总会出现与基督教有关的形象：把妻子比作圣女，以喻妻子的纯洁和高贵等。

由于受基督教精神的影响，认为“人死后灵魂脱离肉体的束缚，升入极乐的世界——天堂”，西方悼亡诗中也会出现天堂的意象，因此，它就不会像中国悼亡诗那样给人沉重的“人死如灯灭”的感觉，它更多的是一种对天堂和希望光环的幻想和憧憬。

中西悼亡诗由于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梦中出现的意象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虽然它们的特征是不同的，但它们各自创造出来的意境却都能给人们一种切身的感受，血写的文字里都能发出诗人灵魂最深处的痛楚，它们展示了生命的底蕴，让世人产生了最强烈的共鸣。

参考文献：
[1] 罗洛·梅.爱与意志[M].冯至,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
公司,1987:104.
[2] 朱光潜.诗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79.
[作者简介] 姚春美(1983-)，女，广西蒙山人，梧州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外国文学、比较文学。

（责任编辑：梁复明）
姚春美：香魂一缕随风散 愁绪三更入梦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