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君权与相权的关系

试论君权与相权的关系

摘要：作为中国古代国家权力核心的君权与相权，它们的相互合作为封建王朝的稳定发展起到了基石作用，但自出现以来，二者也发生过无数次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可以说，君权与相权关系的变化和发展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君权相权统一冲突

要分析中国古代的君权与相权的关系，我们必须先弄清楚古代君权与相权赖以存在的国家政治体系和传统的权力结构。因为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政治权力的地位、强弱、相互关系等，实际上是由国家政治体系和权力结构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中国古代自秦朝统一以后，就形成了强大的专制集权政体，其权力结构是所谓的官僚帝国。官僚帝国是指以君主专制为核心，而由以百官之长宰相为代表组成的官僚组织相辅佐共同治理国家的一种政体。把握好中国古代国家政治体系和权力机构，将有助于我们较清晰地认识君权与相权的关系。

一、君权与相权的产生

君权既可以指王权也可以指皇权，都是在国家出现后的产物，它伴随着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出现而产生。从这层意义上讲，我国古代的君权在夏、商、周时期就存在了，那时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叫王，因此王的权力就是国家最高的权力，不过那个时候的国家政体是一种宗法贵族君主制政体，有别于秦朝以后的君主专制政体。那时的君权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宗室贵族的影响，比起后来封建王朝时期的君权稍微弱一些，但是仍然是至高无上的。

严格意义上的君权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才出现，也就是所谓的皇权。中国古代的皇权，是在长期的社会变迁和动荡中，伴随着古代专制主义的逐渐演变而渐趋成熟的产物，是专制主义巅峰的代表。它既是统治者个人意志的体现，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不论是王权还是皇权，同作为君权，它们在有两点是一样的：第一个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都是高高在上的皇帝（王）一人，拥有绝对的独裁权力。皇帝（王）是国家权力和法律的象征，独揽着所有政治的、军事的、决策的、主祭等国家重要权力，而在皇帝（王）的周围不存在任何一种分割、分享、约束和监督其权力的其它权力主体。第二个是它们都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社会与国家政权结合的代表。血缘——家族——国家——君权，这是一种中国古代社会独有的权力结构和统治秩序，也就是说皇帝（王）的“小家”跟整个国家是统一在一起的，皇帝（王）的家事也就是国事。

中国古代相权的产生源流，与君权相比，似乎总是处于一种附带的过程中。所谓相权，就是宰相所有的权力。宰相制度是一种辅佐皇帝（王）的制度，这注定了相权是为君权服务的。相权起源与君权的起源相同，是原先王制度时期，为贵族所世袭和占有的政府官职，在春秋战国之时因贵族随王权的衰亡而随之衰亡之后，便逐渐出现了非贵族的官僚群体，出现了非世袭的政府官职，而作为人主近臣，身居高位的相、丞相等官职也渐次握有了相权。需

要指出的是，丞相级别的三公、三省未必就拥有相权，比如东汉光武帝时候就撇开三公机构而委政予内廷组织尚书台；拥有相权的未必就是丞相级大官，甚至不是正式的政府官员，比如明朝大太监魏忠贤是当时握有相权的人，但他却不是正式的政府官员。

二、君权与相权的统一与合作

在官僚帝国这种国家政体结构下，君主专制体制对以宰相为首的官僚集团存在着内在的需求。这是因为握有君权的皇帝，也是一个血肉之躯的人，从生理方面来说，根本无法以一人之力治理一个大国的事务。即使像秦始皇、朱元璋那样强权的皇帝，也最终遇到“无限的权力欲望跟有限的身体精力相矛盾”的难题。君权虽然主宰一切，但是不得不与相权相互依存，君权必须依靠相权的辅助，方能对国家实行有效统治。自秦朝之后，中国古代国家对于社会的有效统治和管理，主要是依靠政府。虽然君权代表国家最高统治权，但是管理政府的最高权力通常是相权。政府首脑是宰相，在正常情况下，历朝宰相对政策的讨论、研究、决策、审议、执行以及监督等都握有重权。国家的正常运行，依靠的是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行;而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行，依靠的是相权的稳定。另外，君权除了依靠相权对于政府的管理以外，还必须依靠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而相权则是官僚集团的最高权力代表。所以皇帝离不开宰相，视宰相如股肱、似舟楫，所谓“圣主得贤臣”。

从相权这方面来看，视皇帝为国家社稷之化身，在具体事务的决策和执行等方面，亦需要得到皇权的支持、认同、采用和奖励。宰相以忠君为己任，相权则以辅佐君权为天职。正如宋朝宰相张齐贤说的，“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上下一体，岂有不同其心而能济国家政事者哉。”像西汉初年著名的宰相萧何、曹参、陈平，他们手中均掌有任国治事之重权，但是在国家重大事务的选择和决策方面，他们均采取了尊重君权、守职不逾矩的行为，反映了在君权与相权相互尊重的关系。历史上的贤相，一般都遵“父前子名、君前臣名”的古训，致君泽民，明君重贤相，贤相忠明君，共同创建历史上的太平盛世。

三、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与冲突

然而历史上像唐太宗与魏征、汉文帝与曹参那样君相和睦共事的例子并不多，更经常的情况是君权与相权的冲突。这是因为君权与相权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以及皇帝对宰相在权力上的猜疑与戒心。君权作为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主要的利益是巩固和强化其统治实力，以及保证君权的独占性，这客观上就必然会把君主及其家族置于和一切人对立的地位，使一切人、一切社会集团都成为专制君主的潜在对手和敌人，成为猜疑和防范的对象。相权作为国家的最高管理权，主要的利益是保障国家正常秩序，同时也维护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另一方面皇帝也难免猜疑一些宰相心里可能暗藏着王莽、司马昭那样的野心。

利益的冲突加上皇帝对在宰相权力上的猜疑，使得虽然君权离不开官僚组织而独立存在,但君臣之间不可能建立真正持久的信任关系,而只能是且用且疑，这就决定了君相关系的脆弱性和暂时性。历史上许多元勋功臣虽然起初恩宠无比,显赫一时,但善始善终、常保富贵者却寥寥无几。如汉代的萧何,明朝的李善才等皆属此类。不过,相对说这几个人的下场还算是好的,更多的人则是沦为“奸臣”、“奸党”遭到无情的清洗。所以,历史上所谓“兔死狗烹”

的俗语,真可谓冷心铁面、血迹斑斑的经验之谈。

君权对相权的堤防还表现在宰相权力机构的不断变动。从秦始皇确定了皇权的统治权威以后,在长达数千年的皇朝盛衰兴亡史中,每个新皇帝在建立新皇朝时的首要目标就是强化皇权,以及控制相权。为了防止外朝以宰相为首的官僚集团权力过大，皇帝不断地将权力中心向内朝转移，逐渐地将国家事务交由身边的亲信（大多数地位都不高）处理，这样等于架空了宰相。比如汉武帝使用内廷主管收发文件的尚书掌管机要，而使得三公九卿变成主管常规政务的部门。然而随着内朝机构权力的日益上升而迁出宫外形成新的“外朝”，皇帝不得不任用新的身边亲信来堤防新出现的“外朝”。如此反复，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相权不断的转移。到了明朝，朱元璋宣布废除宰相制度，可是正如前文所说的皇帝总会遇到“无限的权力欲望同有限精力的矛盾”，明朝后期的内阁实际上也成了宰相机构，甚至连太监魏忠贤都“拥有”相权。而清朝虽然废除了内阁，但军机处到了后来也成了“准宰相”机构。君权与相权的博弈充斥了中国古代王朝的历史。

四、君权与相权的博弈趋势

在君权与相权几千年以来的冲突中，应该说仍然是君权处于主导地位的，因为无论怎样，相权总是处于辅助君权的地位的。也就是说，无论相权掌握在多么强硬作风的人手中，只要宰相没有篡夺皇位（比如司马昭、王莽），相权永远无法跨越君权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权。

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再到内阁乃至最后的军机处，虽然实际上相权仍然存在，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相权的地位其实已经大大地被削弱了，特别到了清朝军机处的出现，此时的相权完全不能同秦、汉、唐时期的宰相制度相提并论，君权的绝对强势地位已经显示无疑。因此，在中国古代这样的专制集权的国家，君权始终是最高权力主体，主宰着政治权力的命运；相权则始终是上承天子、受命皇权的辅助之权。

五、总结

君权与相权作为我国古代国家政权的核心，二者之间是统一又矛盾，其中矛盾又占了主要的方面，这样的关系推动了我国历史的发展。有人说：“中国古代王朝历史是君权与相权的争斗史。”这句话说对了一半，应该换成：“中国古代王朝历史是君权与相权的博弈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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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③、张星久，《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兼论官僚组织与君主专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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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曾小华，季盛清，《论中国古代君权与相权》，《浙江学刊》1997年第4期

⑤、刘灵芝，《削弱相权是中国古代加强皇权的主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