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合一

（3）在整个封建法制中，特权制度随处可见。唐代，八议制度的实施，从立法上给予贵族、官僚一系列司法特权。这一特权的受惠者既有皇亲、国戚、贵族、官僚本身，也包括他们的一部分亲属。这样，部分社会成员由于他们的特定身份，则可享受八议特权，这实质上是对法治的无礼践踏，无视于法治。
（二）宗族内部犯罪的礼法思想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总代表思考一下，唐代统治者采用礼法合一的封建伦理法，对中国法制的作用与影响。客观的说这种礼法合一的封建伦理法对于法律的发展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一）加速了封建纲常名教的神圣化进程，产生恶果
唐律使纲常名教不仅借助信念、良心，还借助封建国家的强制力，加速了封建纲常名教的神圣化进程，带来了一些恶果：纲常名教神圣化使家族统治愈来愈扩大化、凝聚化，进而形成专制主义巩固的基础，使君权走向绝对化。由于强调子对父、臣对君的绝对服从，“君之言不违，违者视为不忠，父之言不违，违者视为不孝，不忠不孝，得而刑之”，从而扼杀了卑幼的创造力，大大抑制了民主思想，束缚了先进思想、科学技术的发展。由于把“忠孝节义”作为人们的基本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驱使人们争当忠臣、孝子、节妇，一方面导致形式主义、禁欲主义，也使科学技术成为末流，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萌芽无力顶破封建生产关系的坚硬外壳，明清时期该反作用表现尤甚。
（1）以夫权、父权为核心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是唐代国家制度的重要基础，也是古代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唐律为了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对婚姻家庭制度以法律强制人们遵守。法律成了维护以夫权、父权为基础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有力工具，从而使得尊卑、长幼、夫妻之间在法律上具有明显的不平等地位。而这种不平等则集中体现在确立家长的全面统治权和将“不孝”列于“十恶”当中。在婚姻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的过程中，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维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原则、维护“一夫一妻”为基础多妾制，“七出三不去”的离婚制度。当礼治与法治产生冲突时，法律对于亲情作出了让步。“先卑幼，后尊长”这种等级差别被机会均等的法律原则加以强制力的保障。法律本身仍然是公正的，它并没有袒护任何一种具体的人，只是保着一种含有社会内容的自然关系；而在自然关系中，人人机会均等。某种法律制度的不公正因素是难以避免的，但如果将其建立在一定的自然基础上，那么这一制度往往仍能为社会所接受，或者说，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能有效地减少来自社会的阻力。中国古代法律规定的尊卑长幼身份不平等及男女地位的区别，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律制度与自然因素相联结，并以自然差别为基础确立社会不平等的特征。现代法律中的继承制度，也含有不平等因素，但由于它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因此也为注重社会公正、讲究社会平等的现代人以及现代法律所肯定。
（二）不利于全民观念的形成
这种礼法结合不利于全民观念的形成。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往往习惯于用伦理与道德的眼光来衡量事物的是非对错，而置法律本身的要求于不顾。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恶法”，“息讼”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往往并不认为法律与“公平”“正义”“秩序”有什么直接关系，对法的认识是相对含混的。
在唐律中有一项维护家族血统团结的法律通例即同居有罪相为隐。唐律规定，民人犯罪，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可以互为宕隐，不承担为官府举报的义务。也就是说家庭内部有人犯罪，其他成员可以向官府隐匿其罪行，甚至可以向其透漏消息，使其逃跑，以免法律的制裁。对子孙来说，为亲者隐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子孙不得告其尊长。同时，唐律也明确规定了不得运用相隐原则的情况，即犯谋反、谋大逆与谋判者，不得相为隐。这样，唐律将封建的法治与礼治统一起来，既巩固了封建家长制家庭和尊长的统治地位，又稳定了封建政权的统治秩序。
（一）封建特权制度下的礼法思想
法律是一种具有普遍约束了的行为规范。这决定了它要求全体社会成员，不论其社会地位、亲属身份、自然性别如何，均得无条件遵守。关于这一点，不仅先秦法家曾经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并竭力提倡，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确立以后的历代皇帝、官吏也多有认识。然而，由于宗法亲情对于整个社会的深重影响，中国古代法律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向宗法伦理倾斜；法律规范就靠于亲情关系，往往因为法律关系人的亲情身份而改变。
在唐代，封建等级制度已经非常的完备，封建礼教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早在两晋时期，统治者就任为“礼治”是法制的灵魂。“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儒家“礼治”思想成为晋代法制的指导思想。在南北朝，“纳礼入律”的思想进一步加强，这也为日后唐律中礼法之完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礼法之先河。唐律作为一部完备的封建法典，其律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唐律涉及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等多个法学领域，包罗万象，其立法技术空前完备，可谓之疏而不漏。唐律在诸多领域的立法中最能体现其作为中华法系集大成之作的应该是关于身份、家庭、婚姻以及与之有关的诉讼行为的立法。分析如下：
二、唐律中法与礼结合的表现
中华法系之最大特点莫过于礼法的结合，礼与法之间的关系——“相辅而行，不可缺一”。最初的“礼”，原是人们供奉鬼神的一种习俗。礼逐渐由祭祀仪式发展成高速人们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阻碍着社会的发展，礼逐完善详备，成为兼容并包的庞大体系。《汉书?礼乐志》叙述得较为详细：“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从治国的角度看，礼与法有着相似的起源，作用和地位。他们相辅相成，共同维护着统治者的利益和统治秩序。关于礼法关系，当代学者杨鹤皋这样总结：在战国之前，法在内容上与“礼”相通，指对人们进行引导和禁止的条文规定……战国之后，随着成文的制定公布和变法的开展，礼与法日益对立。在内容上，法将传统道德、习惯以及个人的议论等排除在外，专指由君主和官府颁布的命令，从而有别于礼。但他们仍然有着共同的目的和作用，仍然共同为统治秩序的维护而服务。中国古代早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以礼为核心的“礼有等差”宗法社会。而当古代社会面对着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治社会与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礼有等差”的封建社会时，往往会产生不可避免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又集中体现在基于伦理关系而形成的亲情义务和以国家统治为基础的法律义务之间。那么如何协调礼与法之间即亲情与法律之间的冲突，使他们能够更好、更有效的共同维护社会的存续？即情法并立，互为轻重；即不以发伤情，又不以情淹法，共同为治。
关键词 ：唐律 礼治 法治 礼法合一
一、礼法合一是唐律的主要特点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繁荣昌盛的封建王朝，特别是李世民即皇帝位以后，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励精图治，采取了许多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措施，促使唐朝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科学文化等，得到空前发展。唐朝成为继两汉之后强大的封建王朝，也是当时最大的文明国家。唐律就是在这样历史条件下制定的，它是我国古代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繁荣发展时期的产物，从唐律的内容看其特点：礼刑并用，礼法合一是其主要特点。礼法结合，德刑并用，肇始于汉代武帝时期，以后历经魏晋南北朝，礼法进一步结合。于唐代，礼的基本精神，成为立法的理论基础。唐律《名例律·疏》云：“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皆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说明德礼与刑罚作为统治手段，相辅相成，二者不能分离的关系。唐统治者借助《疏议》，把德、礼都赋予法的内容。例如为解释“谋反”引《公举传》云：“君亲无将，将而必诛。”以此论证谋反罪必须在“将”行未行时，即严加镇压。因为按照德礼的要求，“惟子惟臣，惟忠惟孝。”在封建社会，忠孝是最重要的道德标准。忠君、孝亲，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最高准则，把它赋予法律的内容，违犯这最高准则，便构成严重的犯罪，处以相应的刑罚。这种精神几乎贯穿于唐律的第一条文。
三、唐律中礼治对法治的制约
在唐代统治者采用礼法合一的封建伦理法，在其立法改制过程中，既要考虑到不同阶层，不同地位的社会成员之间发生刑事、民事和诉讼法律关系，又要基于不同的亲疏、尊卑、男女、长幼、良贱关系适用不同的法律；在同时具有亲、尊、长等关系存在时又要比较孰重孰轻，谁主谁辅的先后次序等等，可谓难矣。这些复杂关系的处理是可见唐代高超的技术手段，先进的立法思想，也展示了古代立法的智慧。 更重要的是，唐律是符合封建法制发展规律的，有其历史合理性。它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唐律将儒家思想融入法律制度中，从而使儒家思想和礼义道德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有助于塑造以淳朴、勤劳、礼让为主体性格的华人风格，对中华民族民族特质的形成和精神文明的进步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它重视人伦关系，重视刑律与道德的关系，为中国封建制度积累经验，使中华法系的主要精神制度趋于完善，由它产生的“刑以弼教”、“感化主义”、“恤刑主义”等基本精神及其基础上的系列法律制度，是对世界法制史的巨大贡献。
（三）复仇制度及复仇观方面的礼法思想
“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血亲复仇，原本是人类的一项权利，也是义务。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的很长一段时期，这种复仇仍然存在。随着国家作用的扩大，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新的生产关系也在国家、家庭与个人之间形成。国家在进步过程中也逐步将生杀之权集中于国家，这种复仇权也逐步受到种种限制，唐律中对其国家司法审判制度的规定总的来说体现的是一个“慎杀”的基本原则。唐律规定，凡是死刑的案件统统都要经过层层审校，最终由皇帝批准方可予以执行。唐代还提出了会审制度，即大理寺卿、刑部侍郎、御史中丞会审重大疑难案件的制度。这一制度都集中反映了唐代各项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备。可是对于复仇的禁止问题仍然存在很大的阻力。唐代统治者一方面想加强中央集权，加强法的强制性和普遍约束力，禁止在民间进行复仇行为；另一方面，这又与唐代重礼法重伦理的基本思想相悖。武则天时，谏官陈子昂建议：一方面，对复仇人的杀人行为依照法律定罪量刑，处以死刑；另一方面，对其舍身尽孝行为据情据礼给以表彰，由朝廷出面，为其立碑设匾旌表其门。他还建议，将此种处理方式“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而唐顺宗时，礼部员外郎柳宗元则对陈子昂的意见提出反对意见。他则引用《春秋》之语“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来申说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违法则不能在旌表其门，因为它同时也不符合经义，如果符合了经义则不会以刑罚，因为它没有违反法律。柳宗元提出，应严格限定“仇”的含义，通过排除那些与法律发生直接冲突的复仇行为的合“理”性，达到法律与亲情、与礼的一致即达到与礼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