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诗歌创作研究

韩愈诗歌创作研究本世纪的韩诗研究成果远远不及韩文研究成果多，成绩也稍逊一筹，不过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则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取得了较明显的的进步。

所以下文将以七十年代末为界，将本世纪的韩愈诗歌研究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进行介绍。

八十年代以前从本世纪初开始，学界就已经对韩愈诗歌作了较具现代学术意义的研究。

本世纪较早面世的韩诗研究论文是李详的《韩诗证选》，该文将韩愈引用、化用《文选》中的诗句一一排比出来，认为“韩公熟精选理与杜陵相亚”。

此后的四十多年中专论韩诗的文章虽然数量不多，但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如王任叔的《韩愈的诗》是对韩愈内容和艺术进行综论的文章。

徐霞的《韩诗诠订》旨在对韩诗作文字考订、训诂以及诗意的串讲、笺释，是作者欲作韩诗“集解”的先导工作。

层冰的《韩诗札记》则在李详文之外，又列出一些韩诗中化用“文选”的若干诗句。

程会昌的《韩退之听颖师弹琴诗发微》、《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篇发微》及其与沈祖棻合著的《与徐哲东先生论昌黎南山诗记》都是在对韩诗具体分析、解说中见出新意的文章。

其中第二篇文章对韩愈《李花赠张十一署》诗进行笺疏、分析，“觉其模写物象，度越古先；体物既精，状物尤美。

盖真得宛转、徘徊之妙，远轶棠华、秋兰之咏”，其中最可注意者就是作者在分析诗意时引入现代科学中的光学原理，使得前人难索的“退之自辟之境”凸现出来了。

与沈合著之文为了确解诗意，特为介绍了近代登山运动者的经验，也是引用近代科学知识解释诗歌的有益尝试。

而朱自清的《论“以文为诗”》则涉及到韩愈“以文为诗”的具体表现，及其对后来宋代诗风的积极影响。

五六十年代，专论韩诗的论文依然不太多，注重理论探讨的文章主要有钱东甫的《关于韩愈的诗》、邓潭州的《论韩愈的诗》，对韩诗进行笺释、系年、考订的文章则主要有钱仲联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徐复的《韩昌黎诗拾诂》、江辛眉的《读韩蠡解》等。

五六十年代韩诗研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对韩愈诗歌特点的不同看法和韩诗整体评价的争议。

陈寅恪认为韩诗是“以文为诗”，他在《论韩愈》中说：“退之以文为诗，诚是确实。

......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对韩诗这一艺术特点极为称赏。

而钱东甫在其《关于韩愈的诗》一文中则提出相反之意见。

他说韩愈不是“以文为诗”，而是“以赋为诗”，韩愈“采取了较多的’赋‘的手法，以此来’直书其事，寓言写物‘，抒发他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并且通过他的诗人的丰富想象来概括他所感受的形象。

可见说来说去，这仍是’以赋为诗‘，不是什么’以文为诗‘”。

当时人们对韩诗喜用僻字晦辞和窄韵，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如钱东甫就认为“韩诗中有一部分比较艰险，难于体会及学习，这是事实。

然而也不能因此就贬低韩诗的全部价值，或者拿它和其他诗派比较高下。

......韩诗爱用窄韵显功夫，历来也很被人诟病，因为这样不能不选用一些少见的字来押韵，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反而显得生硬。

”而黄云眉在《读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中则认为：“大部分的韩愈的古体诗，都是以这些僻字晦辞，拗腔硬语，作为它们的组织的骨干的。

这是韩诗的基本特征。

......韩诗的要求，是化易为难，是在群众难于表现的形式上，也就是在’水曲蚁封‘上来表现它的技巧。

”这是“不符合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所谓诗人的一般要求的”，也是“韩诗的感染力的薄弱”的体现。

对于韩诗的整体评价，人们也有分歧。

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说韩愈的诗“形式主义地学杜甫晚期锻词炼句，并有了恶性发展”，对韩愈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与此不同，高海夫在《关于韩愈的评价》中认为韩愈的诗是“精华与糟粕杂揉的。

韩愈的确写过不少落后甚至反动的东西。

......但是，韩愈也写过一些很有价值的作品。

首先，他在不少的诗文中曾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痛苦生活，并表达了相当强烈的为民请命的精神。

”邓潭州的《韩愈的诗》也对韩愈的诗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认为“韩愈除写了很多反映社会矛盾和抒发个人怨愤心情的诗篇外，还为我们留下了不少描绘自然界五光十色、斑斓璀璨，可喜可愕的景物的好诗”。

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对韩愈诗歌艺术成就的评价则比较辩证：“韩愈诗歌，不仅纠正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而且在中唐诗坛上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引入诗坛，从而扩大了诗的领域，但是也带来了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

”八十年代以后八十年代以后，韩愈诗歌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近二十年来，不仅有关韩诗的论文和论著数量大增，而且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显著的进步。

首先，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论述深入、见解独到的综论性的论文，如葛晓音的《从诗人之诗到学者之诗――论韩愈诗之变化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地位》、舒芜的《论韩愈诗》、陈允吉的《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王宏图的《韩愈诗歌情感结构探析》、余恕诚的《变奏与心源――韩诗大变唐诗的若干剖析》、王自周的《试论韩愈诗文的文学语境》等。

其中葛晓音文指出，正如韩愈儒道反映了广大中小地主的世界观和政治利益，韩诗奇崛险怪的风格也根源于寒士们困于科场的不平之鸣。

明道观念的一致是以韩愈为首的奇险诗派形成的主要思想基础，而囚于经书古道的狭隘生活则是产生学者之诗的基本源泉。

因此韩诗的浪漫色彩与盛唐诗之间有极大的差异：盛唐诗人视野开阔，抱负远大，诗歌多富天真浪漫的热情和幻想。

韩愈半世惶惶于举选以求世俗的功名富贵，其诗多取材于经史百家，以随物赋形、实境铺叙争胜；盛唐诗人如岑参的好奇，多以朴素平易的形式表现生活本身的瑰奇，而韩诗之奇，则是以过火的夸张和排奡的语言把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写得千奇百怪；盛唐诗人多以感情驾御诗歌的气势，韩诗则以愤世忌俗的不平之气加上矜才炫博造成声势；盛唐诗人开朗豁达，进退裕如，热爱生活，因而具有健康的美学趣味。

韩愈“进则不能容于朝，退又不肯独善于野”，这就使他在生活中多看丑恶而少见美好。

韩愈以丑为美一方面是为了以此出奇创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半世穷经的生活容易造成审美的变态心理。

韩诗晚年趋向和平淡薄更说明他那些力大思雄、古奥险怪的长篇多是穷年困守科场的产物。

舒芜文把韩愈的诗歌特点概括为两个：“一是在诗的内容上，通过’狠重奇险‘的境界，追求’不美之美‘；一是在诗的形式上，通过散文化的风格追求’非诗之诗‘。

”这是“在李杜之后，在极盛难继的局面之下，推动我国诗歌艺术继续发展的道路”，“是诗人韩愈对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

而所谓“狠重奇险”的境界，是指韩愈把那些“可怕的、可憎的、野蛮的、混乱的、平凡的东西，乃至’什么也没有‘，都被艺术的强力纳入诗的世界，使之成为’反美‘的美，’不美‘的美”。

所谓“语言风格的散文化”，是指韩愈在诗中“有时表现在造句的平直浅白”，“有时又表现在造句的简括凝练”，“有时又表现在语气纡徐委曲”，“有时还直接运用散文里才常用的语助词”或“在本来完全不需要介词的地方，故意用上散文式的介词，诗语气显得硬健”，“还表现在’古文‘式的’章法‘，讲究虚实正反，转折顿挫”等，使诗歌形式上，形成“反对称均衡反和谐反圆润之美”。

陈允吉文在受到近人沈曾植和当代学者饶宗颐关于韩愈诗歌与佛教有关的观点的启发下，进一步申述了这一论题。

他认为唐代寺庙壁画中的“奇踪异状”和“地狱变相”对韩诗艺术形象的构思和塑造也有很大的影响。

韩愈正是借鉴和运用它的创作经验，在开拓诗歌的艺术形象方面作了许多探索和尝试。

“他的这一努力，同其它诸方面的条件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崭新的气派，以其鲜明而不可替代的特点，在中国诗歌史上立下了一块路碑。

”王宏图文从个性、情感、文化心理结构等角度，考察了韩愈诗中所展示的“独特鲜明的情感世界”。

他认为，“这种种情感特征及其发展流变构成了他别具一格的情感模式”：“执著于现实和人世，总是将自己与整个社会、族类的发展紧紧地粘合在一起”，“急切地渴望建功立业”，这是韩愈“全部诗歌回旋着的一个主旋律”；而“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伤感、悲感和怨愤”，“不时流露出对隐逸山林、逃避尘世的向往”，则是他诗歌的情感模式中的另一面。

“韩愈感情模式中的两大构成因素，在其情感世界的发展流变中，相互对立，交替出现或同时并存，不断地发生冲撞和抗击，形成了极为强大的心理驱动力”，“形成了诗人情感结构的动态平衡，诗人的创作也因此被赋予一种惊心动魄的情感魅力。

”我国古代许多作家，存在着与韩愈类似的情感模式，它是“中国抒情作品在传统文化制约下形成的母题之一”，“这种情感模式形成了带有很大惰性的心理定势，封闭、凝滞的特性十分显著”，而这又是与“以儒道为核心的主体文长期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分不开的。

余恕诚文首先批驳了把韩诗之变仅仅归结为形式技巧问题的流行观点，随后从三个方面进行剖析：第一是韩愈的历史使命、心境与韩诗的深层特征。

韩愈赋予自己弘扬儒学，以儒学从政并领导思想斗争的历史使命，形成强烈入世的人生态度和顽强的个性，这种使命感和心态使得韩诗充满矛盾冲突之美，踊跃躁动之美。

其二，韩诗的深层特征影响了其意象、语言、结构，促成意象瑰奇突兀，语言结构散文化。

其三，世运变化对文运的影响，主要辨析了韩、白先后主盟诗坛、韩诗与宋诗的关系问题。

王自周文从文学语境这一角度，探讨了韩愈诗文的艺术特色及其形成的原因。

论文指出，韩愈的诗文创作有着独特而怪异的文学语境，其主要表现是语义片断场景的独异和修辞手法的个性化选择。

韩愈诗文文学语境的文学实践远远脱离了传统中国文学情志观念的单纯表述，而有力地转向了对意志力量的生命感受的抒写，这是韩愈独特的个性人格和中唐这一特殊时代交相碰撞的结果。

其次，还产生了不少视角各异、见解独特的文章，如阎琦的《韩愈的议论和以议论为诗》、《论韩诗奇崛的艺术风格》、霍松林的《从〈山石〉看韩诗的本色》、李光富的《略论韩愈的平淡风格》、梁德林、陈列的《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吴晟的《幽默：韩愈诗文的另一种美学风格》、王玮的《韩愈的幽默》、马重奇的《韩愈古诗用韵考兼与白居易古诗用韵比较》、姜光斗的《论李白对韩愈奇险诗风的影响》、陈永正的《韩愈诗对岭南诗派的影响》、张清华的《诗到元和体变新：论韩愈诗对杜诗艺术的继承》、李一飞的《韩诗“以丑为美”说》、杨国安的《从意境到气势的转移――韩愈诗派研究之一》、〖日〗下定雅弘的《试论韩诗的诗体变化》等。

其中阎琦前文认为韩诗中的议论有得有失，尚不如杜诗的议论来得齐备和完善。

对于其诗中的议论，应该具体地去分析，总结其得失，而不是简单地否定。

文章还将韩诗中的议论分为四种情态：第一，议论以形象化的语言出之，第二，议论以凝练的语句出之，第三，议论为全篇的结穴处，第四，议论为感情郁结之后自然的喷发。

霍松林文则指出，对于韩愈的诗风，不能以“奇险”或“险怪”作笼统的概括。

如《山石》，“尽管别开生面，自成境界，却不以奇险见长，而是文从字顺，不假雕琢，雄厚博大，俊伟清新”，这是韩诗的“本色”。